本書所討論的是馬克思何時成為馬克思，或者說在馬克思思想的形成過程中有沒有一個可稱作轉折點的問題。從表麵上看，這一主題仿佛隻與馬克思的思想分期相關，但實際上，它關乎於對馬克思思想實質的判斷，屬於馬克思研究中根本性的理論課題。
馬克思何時成為馬克思，在研究史上也被稱作“卡爾·馬克思問題”。這一說法是由日本研究斯密的代表人物內田義彥提出來的。我們知道，斯密一生曾出版過兩本著名的著作：《道德情操論》和《國富論》。在《道德情操論》中，斯密把人規定為擁有同情心的“道德人”，強調利他主義道德哲學對於社會形成的重要意義；而在晚年寫作的《國富論》中，斯密把人規定為自私的“經濟人”，強調人的利己行為的合理性，兩者在價值傾向和社會解釋原理上呈現出某種矛盾或者說不連續的狀態。如何解釋兩者的關係，在西方學術史上被稱作“斯密問題”。在20世紀60年代，內田義彥曾模仿這一“斯密問題”，提出在馬克思的思想發展中也存在著類似的問題，即早期馬克思和晚期馬克思也存在著思想差異，這就是所謂的“卡爾·馬克思問題”。
其實，這一問題的提出，並非始於內田義彥，最早可以追溯到《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以下簡稱《手稿》）正式出版的那一年。眾所周知，1932年世界上同時出現了兩個有關《手稿》的版本：一個是收錄於舊MEGA第Ⅰ部門第3卷的《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另一個是由朗茲胡特和邁耶編的《曆史唯物主義。卡爾·馬克思早期著作集》[1]。盡管兩個版本的編者所麵對的基本上是同一部《手稿》文本，但對《手稿》的評價卻出現了相反的傾向。舊MEGA版的編者阿多拉茨基宣稱：在《手稿》中，“馬克思在哲學上還經常受費爾巴哈的術語影響”[2]，因此《手稿》隻是馬克思不成熟的著作。與此相反，朗茲胡特和邁耶卻對《手稿》給予了極高的評價，認為《手稿》是馬克思的最重要的著作，馬克思晚期的著作並沒有超越《手稿》的思想水平。
這是圍繞《手稿》的評價所出現的最早的分歧。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這一分歧後來竟演變成帶有強烈意識形態色彩的對立。在20世紀四五十年代，一批西方馬克思主義者主張，《手稿》以人道主義異化理論為核心，早期馬克思是一個“人道主義的馬克思”；而晚期的馬克思則以經濟學為核心，是一個“科學的馬克思”。而以奧伊則爾曼為代表的蘇聯馬克思主義者，則嚴厲地批評了朗茲胡特和邁耶、蒂爾、馬爾庫塞等人的觀點，認為他們是有意“把青年馬克思跟馬克思主義對立起來”，試圖用資產階級人道主義來否定馬克思的曆史唯物主義[3]，因此他們是“資產階級和修正主義者對《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的解釋”[4]。這樣一來，原本屬於《手稿》學術史定位的論爭，卻意外地變成了東西方意識形態之間的鬥爭。其結果，就是在以蘇聯為主導的社會主義世界，奧伊則爾曼的觀點成了唯一合法的意見，從而也在客觀上使對“卡爾·馬克思問題”的討論陷入了僵局。當然，今天我們不能再遵循這種僵硬的意識形態模式，而應該以學術的方式重啟這一研究。
關於“卡爾·馬克思問題”，人們最常引用的論據是馬克思本人在1859年《〈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以下簡稱《序言》）中對自己思想發展曆程的回顧。這一回顧盡管很長，但為論述起見，我們還是摘錄如下：
“1842—1843年間，我作為《萊茵報》的編輯，第一次遇到要對所謂物質利益發表意見的難事。……
為了解決使我苦惱的疑問，我寫的第一部著作是對黑格爾法哲學的批判性的分析，這部著作的導言曾發表在1844年巴黎出版的《德法年鑒》上。我的研究得出這樣一個結果：法的關係正像國家的形式一樣，既不能從它們本身來理解，也不能從所謂人類精神的一般發展來理解，相反，它們根源於物質的生活關係，這種物質的生活關係的總和，黑格爾按照18世紀的英國人和法國人的先例，概括為‘市民社會’，而對市民社會的解剖應該到政治經濟學中去尋求。我在巴黎開始研究政治經濟學，後來因基佐先生下令驅逐移居布魯塞爾，在那裏繼續進行研究。我所得到的、並且一經得到就用於指導我的研究工作的總的結果……
1845年春……我們（馬克思和恩格斯）決定共同闡明我們的見解與德國哲學的意識形態的見解的對立，實際上是把我們從前的哲學信仰清算一下。這個心願是以批判黑格爾以後的哲學的形式來實現的。……我們見解中有決定意義的論點，在我的1847年出版的為反對蒲魯東而寫的著作《哲學的貧困》中第一次作了科學的、雖然隻是論戰性的概述。”[5]
從這段文字來看，馬克思的思想轉變是發生在早期，即從1843年至1847年，而且這一期間還可以再細分出三個可能的轉折點：（1）1843年春到1844年初的黑格爾法哲學批判時期；（2）1844年的巴黎時期；（3）1845年春到1846年的布魯塞爾時期。與這三個轉折點相對應，早期馬克思的思想轉變亦可以有三種解釋：
“解釋一”，黑格爾法哲學批判時期說。其標誌是《黑格爾法哲學批判》手稿和《德法年鑒》上的《論猶太人問題》和《〈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
“解釋二”，巴黎時期說。其標誌是《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和《穆勒評注》；
“解釋三”，布魯塞爾時期說。其標誌是《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與《德意誌意識形態》。[6]
“解釋一”的代表人物首推列寧。他在《卡爾·馬克思書目》一文中提出，馬克思在1842—1843年的《萊茵報》時期就開始了“從唯心主義轉向唯物主義，從革命民主主義轉向共產主義”的轉變，而到了《德法年鑒》“上述的轉變在這裏徹底完成”[7]。這一解釋，在《巴黎手稿》由舊MEGA正式出版以前，是關於“卡爾·馬克思問題”最具權威的解釋。但是，列寧的這一解釋存在著與事實不符的問題。首先，馬克思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中雖然以“主謂顛倒”為前提建構了“民主製”理論，但這隻是一種特殊的唯物主義，即費爾巴哈的唯物主義，與馬克思本人的曆史唯物主義還相距甚遠。其次，“民主製”屬於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根本就不是共產主義。如果列寧所說的“共產主義”是指當時的法國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思想，那麽在《巴黎手稿》之前，它們還屬於馬克思的批判對象；如果它是指後來《共產黨宣言》中的共產主義，那麽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和《德法年鑒》時期還不存在。換句話說，馬克思在當時根本就不可能完成“從革命民主主義向共產主義”的轉變。正是因為存在著這樣明顯的困難，即使是由列寧所提倡的，“解釋一”也沒有真正被蘇聯教科書體係所采納。[8]
“解釋二”的直接依據是前麵所引用的馬克思本人的文字，即馬克思通過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在巴黎時期認識到了“市民社會的解剖應該到政治經濟學中去尋求”，於是“開始研究政治經濟學”，後來通過在布魯塞爾的繼續研究得到了那個“用於指導我的研究工作的總的結果”的唯物史觀規定。如果以成熟時期馬克思的工作為標準，這段時間的研究應該是最具成熟時期馬克思思想特征的，那麽由此推斷，巴黎時期應該被視為馬克思思想轉變的關鍵時期，“解釋二”也應當受到格外的重視才對。但令人深感意外的是，不僅鮮有學者主張馬克思的思想轉折發生在《巴黎手稿》，甚至可以說，目前還沒有一個嚴格意義上的“解釋二”理論，相對於“解釋一”和下麵將要提到的“解釋三”而言，“解釋二”還很難稱得上是一個獨立的解釋模型。
“解釋三”是目前影響最大的權威性解釋。它不僅是蘇聯教科書體係所支持的正統觀點，而且也被教科書體係之外的學者譬如法國的阿爾都塞、日本的廣鬆涉等人所接受。這一解釋模型之所以得到廣泛的支持，首先，是根據馬克思本人的上述回顧，即在布魯塞爾時期他“清算”了自己此前的哲學信仰。其次，是跟恩格斯晚年的證詞有關。恩格斯在《費爾巴哈論》中曾這樣描述當時的情況：馬克思狂熱地歡迎費爾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質》（1841年）一書，“這部書（《基督教的本質》）的解放作用，隻有親身體驗過的人才能想象得到。那時大家都很興奮：我們一時都成為費爾巴哈派了”[9]。馬克思擺脫費爾巴哈的影響是在1845年春天所寫的那個“包含著新世界觀的天才萌芽的第一個文獻”[10]——《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中。既然是“天才萌芽的第一個文獻”，馬克思成為馬克思的時間就隻能是在1845年以後。這一證言也是“解釋三”模型的主要證據。
“解釋三”模型所麵對的首要問題，是如何界定馬克思恩格斯生前所沒有出版的《手稿》及其核心概念異化的地位。奧伊則爾曼曾這樣指出：異化概念是由黑格爾和費爾巴哈使用的。馬克思雖然批判過黑格爾和費爾巴哈，但是由於在《手稿》中他還沒有完全擺脫費爾巴哈人道主義的影響，其結果隻能用異化這樣的、與成熟時期的馬克思不相稱的概念來表征他所確立的曆史唯物主義和科學社會主義的命題。也就是說，“馬克思和恩格斯是在還沒有以對社會的經濟史和政治史的理論概括為基礎對資本主義的曆史、資本主義同以前社會形態的關係、生產力和生產關係在社會發展過程中的作用進行具體的曆史的理解以前廣泛使用‘異化’概念的”[11]，故《手稿》還屬於馬克思不成熟的作品。可能也正是出於這種判斷，蘇聯出版的《馬克思恩格斯著作集》（Marx Engels Werke）一開始並沒有打算收錄《手稿》，後來由於遭到抗議才不得已用補卷的形式將其納入。那麽，馬克思是在何時放棄了異化概念呢？奧伊則爾曼認為是在19世紀40年代中期的《德意誌意識形態》。以上就是蘇聯的“解釋三”模型關於《手稿》和異化概念的基本觀點。
阿爾都塞和廣鬆涉，分別是西方馬克思主義和日本馬克思主義的代表人物，他們在20世紀60年代也不約而同地提出了一個《德意誌意識形態》發生思想“斷裂”或者“飛躍”的假說。阿爾都塞在《保衛馬克思》（1965年）一書中指出，馬克思的早期著作和晚期著作有著截然不同的主題：前者是人道主義，後者是曆史唯物主義。從前者到後者是一種“認識論斷裂”，而且“這種‘認識論斷裂’把馬克思的思想分成兩個大階段：1845年斷裂前是‘意識形態’階段，1845年斷裂後是‘科學’階段”[12]。按照這一說法，包括《手稿》以及《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在內的著作都屬於“意識形態”時期的作品，都是建立在“費爾巴哈人本學總問題的基礎上”[13]的，隻有從《德意誌意識形態》開始，馬克思才放棄了異化概念，轉而以分工範疇為基礎來批判資本主義，揭示人類社會的發展規律。盡管阿爾都塞使用的概念頗為新鮮，語言也具有衝擊力，但從內容上看，他的所謂“認識論斷裂”幾乎就是奧伊則爾曼解釋的翻版。[14]
與阿爾都塞不同，廣鬆涉是用“從異化論邏輯到物象化邏輯”的飛躍來描述這一思想轉變的：“在《德意誌意識形態》中，自我異化的邏輯本身遭到了批判（自我批判），過去馬克思曾在《手稿》中主張的命題被徹底拋棄，取代異化論而登場的是物象化論的邏輯。”[15]按照這一說法，馬克思的思想以《德意誌意識形態》為界可以劃分為早晚兩個時期，早期馬克思為異化論，晚期馬克思為物象化論。所謂“異化”（Entfremdung）是指人與自己的創造物相對立、相異己的狀態，其基本邏輯結構是一種主客體關係，異化論所表征的就是這一主客關係結構。所謂“物象化”（Versachlichung）則是指人格與人格之間的關係表現為物象與物象之間的關係，它是一種超越了主客體關係的複雜的社會關係結構。在《巴黎手稿》中，由於馬克思還沒有擺脫費爾巴哈人道主義的影響，其思考框架是異化論，而到了《德意誌意識形態》（《費爾巴哈》章），馬克思幾乎不再使用異化概念——在僅出現的兩處中[16]，馬克思也是在譏諷和否定的意義上使用的——轉而使用物象化概念對資本主義社會進行批判，與此相應，其思考框架也轉變為物象化論。
也許是受蘇聯教科書體係的影響，我國學者的觀點與蘇聯學者相類似。陳先達在《馬克思早期思想研究》一書中提出，“馬克思真正成為‘馬克思’，即真正成為科學共產主義的創始人，應該以《德意誌意識形態》的創作為標誌。所以我們認為，青年馬克思與成熟馬克思的界限是1845年春天，而不是1844年8月，更不是在此以前。馬克思在《神聖家族》中表現出來的對費爾巴哈的‘超越’，到《德意誌意識形態》才告完成。從這時起，馬克思才真正從對費爾巴哈的‘崇拜’過渡到對費爾巴哈的批判，從對曆史唯物主義的片斷論述，轉到唯物主義曆史觀的全麵製定。如果說，1844年隻是馬克思思想發展的質變中的量的擴張，那麽，1845年春才真正實現了馬克思世界觀形成過程的質的‘飛躍’。”[17]盡管陳先達強調了馬克思的思想轉變是一個從量變到質變的過程，但從整體上看，他仍然是以《德意誌意識形態》為劃分標準的，屬於“解釋三”模型。
與此略有不同，南京大學的孫伯鍨和張一兵提出了一個“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兩次轉變論和《1844年手稿》中的兩種理論邏輯相互消長的觀點”，我們權且把它簡稱為“兩條線索”說。關於這一“兩條線索”說，張一兵作過這樣的說明：“孫先生第一次提出，在《1844年手稿》一類文本中，青年馬克思雖然已經在政治上轉到了無產階級的立場上，在哲學基本觀點上轉到了費爾巴哈式的一般唯物主義，但在其理論運演的深層，卻出現了兩種截然不同的理論邏輯：一是從工人的先驗類本質——勞動出發，將社會曆史（主要是現代工業文明）視為人的本質之異化和複歸的過程的人本主義隱性唯心主義曆史觀構架，這是此時支配第二時期青年馬克思哲學的主導理論框架；二是在馬克思真實地接觸到無產階級實踐和經濟學史實之後，不自覺地發生的一種新的從曆史客觀現實出發的理論邏輯……但這並非是馬克思主義新世界觀本身的確立，而不過是一種正在隨著馬克思對現實的深入，對人本主義異化邏輯不自覺的偏離。……在1844年至1845年3月間，這兩條理論邏輯始終處於一種對立和動態的相互消長之中。當然，在青年馬克思這時整體的理論運演中，居統攝地位的還是費爾巴哈式的人本學勞動異化史觀。從理論深層來看，這種人本主義倫理價值批判雖然在為無產階級革命辯護，但還沒有從根本上超出（德國）資產階級意識形態。隻是到1845年4月馬克思寫下《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他的思想進程中才真正發生了自覺的哲學革命。原來在《1844年手稿》中那個人本學話語在此被徹底解構了，而新的以實踐為入口的哲學新視界被凸顯出來（這一革命的完成，是通過在《德意誌意識形態》中對包括費爾巴哈和馬克思恩格斯自己1845年3月以前觀點的批判、清算後才實現的）。”[18]
從這一表述來看，他們認為在《手稿》中存在著兩條截然不同的理論線索：一條是費爾巴哈式的“人本主義異化邏輯”；另一條是一個嶄新的“經濟唯物主義邏輯”。後者在1845年取代了前者，最終發展為唯物史觀。雖然論述的角度與展開的內容等與前述幾位學者的觀點有些不同，但仍然屬於“解釋三”模型，因為他們將馬克思的思想轉折設定在《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和《德意誌意識形態》，認為在《手稿》中“居統攝地位的還是費爾巴哈式的人本學勞動異化史觀”。
以上，我們簡單介紹了“解釋三”中幾種具有代表性的觀點。盡管這些觀點之間也有差別，但在下麵這點上基本一致：《手稿》中馬克思還囿於費爾巴哈的異化框架之下，直到《德意誌意識形態》他才超越了這一異化框架，從而建立起了唯物史觀。從這點來看，馬克思何時超越了費爾巴哈是“解釋三”模型立論的關鍵，故日本的學者岩淵慶一稱這種解釋為“異化超越論”[19]。在“解釋三”這種模型中，盡管也不乏肯定《手稿》價值的學者，但隻要給予它“馬克思之前”這樣的地位，不管其主觀願望如何，《手稿》都無法得到與其思想高度相稱的評價，當然也無法得到真正的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