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卡奇作為早期馬克思研究專家，曾經在三部著作中專門研究過青年馬克思和黑格爾辯證法之間的關係，這就是《曆史與階級意識》、《青年黑格爾》、《青年馬克思》。“盧卡奇命題”就是在這三部著作以及後來的《曆史與階級意識》的“新版序言”中提出並逐漸定型的。
在《曆史與階級意識》（寫於1919—1921年，出版於1922年）中，盧卡奇從《資本論》的拜物教理論中提煉出了一個“物化”（Verdinglichung）概念。盡管當時盧卡奇不可能讀過《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以下簡稱《手稿》），甚至連這部《手稿》的存在都無從知曉，但是這一“物化”概念卻與《手稿》中的異化概念有很多一致性。不僅如此，在該書中，他還天才地運用這一概念對資本主義的社會關係進行了深刻的剖析和批判，並重新評價了黑格爾的辯證法等內容。結果當1932年《手稿》出版時，《曆史與階級意識》因其表現出與其的相似性而在西方學術界獲得了盛譽。不過，在《曆史與階級意識》中，他並沒有像馬克思那樣，討論對象化和“物化”（異化）的關係。
《青年黑格爾》（寫於1938年，出版於1948年）發表於《手稿》出版之後。根據盧卡奇本人的回憶，1930年他在莫斯科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工作時，就已經閱讀了尚未出版的《手稿》，當時曾產生了“振聾發聵的效果”[1]，其中對他影響最大的就是《手稿》中馬克思關於對象化和異化關係問題的思想。於是，在《青年黑格爾》的第四章第四節“‘外化’是《精神現象學》的中心哲學概念”中，盧卡奇就對這一問題發表了自己的針對性意見。他首先指出了這樣一個事實，即“外化”（Ent?u?erung）和“異化”（Entfremdung）都是“alienation”一詞的德文翻譯，“alienation”一詞在英國經濟學當中，是指商品的轉讓、讓渡，在自然法社會契約論中，是指根據契約而結成的社會成員向社會讓渡自己的原始自由。他還將“外化”概念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指與人的一切勞動、一切經濟和社會活動結合著的那種複雜的主客關係”；第二階段“是指馬克思後來稱之為拜物教的那種特殊的資本主義形式的‘外化’，當然，黑格爾在這一點上並沒有明確的認識”；第三階段“是這個概念的一種廣闊的哲學概括。此時‘外化’與‘物性’（Dingheit）或‘對象性’（Gegenst?ndlichkeit）具有相同的意義。它就是對象性的發生史，即以哲學的方式表明的對象性是主客同一體超越‘外化’而返回自身的辯證環節的那種形式”[2]。
盧卡奇對黑格爾外化概念的界定也是他對異化的理解。首先，他認為異化和外化是同義詞。馬克思在《手稿》中也基本上是在相同的意義上來使用兩者的。其次，他對異化作了三層區分：第一階段的外化是指主客關係中的異化，即指主體成為他者，這也就是最一般意義上的異化；第二階段的外化是指資本主義生產關係下的異化，即從主體中外化出來的他者反過來支配人、奴役人，這基本上也就是《手稿》[異化勞動和私人所有]一節中的異化；第三階段的外化比較複雜，它一方麵是指對象的“物性”或“對象性”，另一方麵又似乎是指主體外化（異化）、揚棄異化、然後向主體複歸這一精神的自我運動本身。盡管盧卡奇對異化作了上述區分，但由於他的目的是要嚴格地區分異化和對象化，故他實際上將異化理解為第二階段的“資本主義的異化”。
在界定了異化以後，盧卡奇指出：“馬克思在這裏（《第一手稿》的[異化勞動和私人所有]部分——譯者注）已經把外化和對象性（Gegenst?ndlichkeit）本身，即與勞動的對象化作了最嚴格的劃分。後者乃是一般勞動的一種特征，它表示著人的實踐對外在世界的關係，前者則是在資本主義社會裏由於社會分工而出現的所謂自由工人的附隨現象，這種自由工人必須使用外來的生產工具，因而無論這種生產工具，或是他自己的生產成品，都作為異己的獨立的力量與他相對立。”[3]也就是說，盧卡奇認為，馬克思在《手稿》中已經嚴格地區分了“勞動的對象化”與“勞動的異化”。“勞動的對象化”是指貫穿人類曆史始終的勞動的一般特征；“勞動的異化”則是資本主義的特有現象。而黑格爾由於他的“無批判的唯心主義”，僅僅將異化局限於精神領域，結果犯了“在主觀方麵，就將人等同於自我意識，在客觀方麵，就將異化等同於對象性（Gegenst?ndlichkeit）一般”[4]的錯誤。
到了《青年馬克思》（寫於1942年，出版於1954年），盧卡奇對黑格爾異化概念的批判逐漸升級，上升到了意識形態的高度。他認為，“黑格爾的致命缺陷、黑格爾根本的原則性錯誤”在於以下兩點：“第一，黑格爾混淆了資本主義下的非人的異化與對象化一般的區別，不是試圖去揚棄前者，而是試圖用唯心主義方式來揚棄後者。”[5]而“馬克思在考察經濟學時，從現實生活的事實出發，明確地區分了勞動本身的對象化和資本主義特有的勞動形式下的人的自我異化。……因此，馬克思之所以能夠克服異化問題上的黑格爾式的錯誤，即唯心主義的問題設定和解決方法，是因為他看清了揚棄資本主義異化的意義，從社會主義立場出發對資本主義經濟進行了批判”[6]。黑格爾的第二個錯誤是，“黑格爾在試圖通過否定之否定來揚棄異化的同時，實際上確認了異化”[7]。也就是說，黑格爾肯定了異化。對此，盧卡奇斷言：“黑格爾哲學本身，無論在本質上還是在原理上，都是自我異化的一部分，它作為資產階級思想包括要將異化合理化和固定化的內容。因此，它決不可能是解放人、克服人的自我異化的哲學。”[8]由此看來，肯定異化是“資產階級思想”，是黑格爾為資產階級所作的辯護；而否定異化則是“社會主義立場”，是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批判。到寫於1967年的《曆史與階級意識》的“新版序言”中，盧卡奇還對早期的《曆史與階級意識》進行了反省和自我批判，指出“《曆史與階級意識》跟在黑格爾後麵，也將異化等同於對象化（Vergegenst?ndlichung，用馬克思在《經濟學哲學手稿》中所使用的術語）”，這是一個“根本的和嚴重的錯誤”[9]。
從上麵的梳理來看，“盧卡奇命題”主要由以下三個要點組成：第一，對象化是一個貫徹人類曆史始終的概念，隻要存在著人類勞動，就會存在著對象化，它與社會形態如何無關；而異化則是資本主義社會的特有現象，在共產主義社會中要消除異化。也就是說，“對象化是一種人們借以征服世界的自然手段，因此既可以是一個肯定的、也可以是一個否定的事實。相反，異化則是一種在一定的社會條件下實現的特殊的變種”[10]。對象化是一個中性的或者肯定性的範疇；而異化則完全是一個消極的否定性的範疇。第二，黑格爾將對象化等同於異化，沒有對兩者作出上述區分，而馬克思則嚴格地區分了兩者，並批判了黑格爾將異化等同於對象化的錯誤。第三，黑格爾肯定了異化，而馬克思則否定了異化。第三點是“盧卡奇命題”的核心。那麽，他的這一命題是否符合事實呢？
從1922年的《曆史與階級意識》到1967年的“新版序言”，盧卡奇對黑格爾的態度明顯有一個逐漸變得激烈的過程。如果說在《青年黑格爾》中盧卡奇還能客觀地評述黑格爾的辯證法和經濟學的關係，肯定其辯證法所包含的積極因素；而在《青年馬克思》中，盧卡奇對黑格爾的肯定性評價越來越少，幾乎將他看成是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代言人，當成了反麵教材；等到了《曆史與階級意識》的“新版序言（1967）”中更是反過來責備自己，以警世人們不要犯自己那樣的“愚蠢”的錯誤。從整體上看，早期盧卡奇更關注馬克思和黑格爾辯證法的連續性，而晚期的盧卡奇更強調馬克思與黑格爾的非連續性。我不知道盧卡奇是不是在《青年黑格爾》出版以後，特別是在“新版序言（1967）”時期受到了來自政黨意識形態的壓力，單從[對黑格爾的辯證法和整個哲學的批判]部分來看，盧卡奇對黑格爾的辯證法以及馬克思和黑格爾關係的判斷有失公允，有過於簡單化和意識形態化之嫌。可能也正是因為如此，盧卡奇的觀點招致了廣泛的批評。
譬如，《精神現象學》的法譯者依波利特就是盧卡奇的批判者之一。他在《馬克思與黑格爾研究》一書中專門討論了《青年黑格爾》中的“盧卡奇命題”。他雖然認同“黑格爾將對象化等同於異化，而馬克思則嚴格區分了兩者；黑格爾肯定了異化，而馬克思則否定了異化”這一“盧卡奇命題”，但並不同意盧卡奇由此而推出馬克思就高於黑格爾的結論。他說：“馬克思主義者……譴責黑格爾把在自然中重新獲得的成為人的幸福和最後總目的的對象化與僅僅歸結於曆史發展的一個階段……這樣的解釋在我們看來並沒有正確評價黑格爾對其哲學觀念的分析，也沒有正確評價黑格爾這些觀念的本來意義。”[11]在依波利特看來，人的存在方式本身就具有異化的特征，“對象化與異化是不可分離的”[12]，人類的曆史正是通過異化來發展的。在這個意義上，黑格爾將對象化等同於異化恰恰是高於馬克思的地方。這顯然是與盧卡奇針鋒相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