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科學社會主義的創始人，在《巴黎手稿》之前，馬克思本人對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1]的評價並不積極，甚至是否定的。那麽，馬克思是在何時開始改變這一態度的？還有，促成這一轉變的理論原因究竟是什麽？對此，列寧曾給出過經典回答。
第一，《德法年鑒》時期轉變說。列寧曾稱，馬克思在1842—1843年的《萊茵報》時期，就開始了“從唯心主義轉向唯物主義，從革命民主主義轉向共產主義”[2]轉變的征兆，到《德法年鑒》的兩篇論文為止，馬克思“終於完成了這一轉變”。也就是說，馬克思最遲是在《德法年鑒》，即1843年10月撰寫《論猶太人問題》和《〈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時期接受了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第二，法國共產主義的原因說。列寧在《卡爾·馬克思》一文中，曾經提出過馬克思思想的三個來源問題：“馬克思是19世紀人類三個最先進國家中的三種主要思潮——德國古典哲學、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以及同法國所有革命學說相聯係的法國社會主義——的繼承者和天才的完成者。”[3]此外，在《弗裏德裏希·恩格斯》中，他還說道：“馬克思在巴黎時，受到法國社會主義者和法國生活的影響也成了社會主義者。”[4]從這些說法來看，列寧認為，法國的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理論是馬克思共產主義思想的理論來源，或者說是他轉向共產主義的直接原因。
由於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領導地位，列寧的這兩個說法獲得了廣泛的支持。我國的很多權威教科書也都采納了列寧的這一說法。譬如黃楠森等主編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史》等。[5]但是，如果我們認真回顧《巴黎手稿》及其以前馬克思的思想曆程就會發現，列寧的這兩種說法都值得商榷。首先，馬克思的共產主義轉向並非發生在《德法年鑒》，而是在1844年夏天即寫作《巴黎手稿》的《第三手稿》時期；其次，促成這一轉變的關鍵因素也並非是法國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而是馬克思對國民經濟學的批判性吸收和對德國哲學的批判性改造。換句話說，馬克思是遠離法國共產主義的影響，獨立地走向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的。下麵，就讓我們根據當時幾個重要文獻，回顧一下青年馬克思對共產主義的態度變化過程。
（1）1842年10月15日刊登在《萊茵報》上的《共產主義和奧格斯堡〈總匯報〉》一文。這篇評論是馬克思擔任《萊茵報》編輯以後的第一篇文章。在這篇評論中，他反駁了奧格斯堡《總匯報》主編古·科爾布對《萊茵報》的責難。1842年9月底至10月初，由於對第十次法國學者代表大會有關法國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理論的報道，以及羅·施泰因的《現代法國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1942年9月）一書的發表，德國報界開始關注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同年10月11日，古·科爾布在奧格斯堡《總匯報》第284號上發表了《共產主義者的學說》一文，以《萊茵報》刊登了兩篇有關共產主義的文章為由指責《萊茵報》同情共產主義，稱《萊茵報》把“鄰國的混亂”引進到了德國。對此，馬克思撰文予以了反駁：
“《萊茵報》甚至不承認現有形式的共產主義思想具有理論上的現實性，因此，更不會期望在實際上去實現它，甚至根本不認為這種實現是可能的事情。《萊茵報》將對這種思想進行認真的批判。但是，對於像勒魯、孔西得朗的著作，特別是對於蒲魯東的機智的著作，決不能根據膚淺的、片刻的想象去批判，隻有在長期持續的、深入的研究之後才能加以批判。”[6]因為是反駁，馬克思就要澄清自己以及《萊茵報》的政治立場不是共產主義。而且，自己之所以不支持共產主義，其理由是共產主義思想在理論上不具有現實性，屬於不切實際的烏托邦。對當時自己的思想狀況，馬克思在1859年《〈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曾作過這樣的說明：“在善良的‘前進’願望大大超過實際知識的當時，在《萊茵報》上可以聽到法國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帶著微弱哲學色彩的回聲。我曾表示反對這種膚淺言論，但是同時在和奧格斯堡《總匯報》的一次爭論中坦率承認，我以往的研究還不容許我對法蘭西思潮的內容本身妄加評判。”[7]從這一反省來看，一方麵，當時馬克思對法國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認識不足；另一方麵，他認為，除了像傅立葉主義者和蒲魯東等人的著作以外，法國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理論本身的確是一種“膚淺言論”。
（2）1843年9月馬克思致盧格的信。在這封信中，馬克思曾就《德法年鑒》的辦刊方針又一次談到了共產主義的問題。“所以我不主張我們樹起任何教條主義的旗幟，而是相反。我們應當設法幫助教條主義者認清他們自己的原理。例如共產主義就尤其是一種教條的抽象概念，不過我指的不是某種想象的和可能存在的共產主義，而是如卡貝、德薩米和魏特林等人所講授的那種實際存在的共產主義。這種共產主義本身隻不過是受自己的對立麵即私有製度影響的人道主義原則的特殊表現。所以，私有製的消滅和共產主義絕不是一回事；除了這種共產主義外，同時還出現了另一些如傅立葉、蒲魯東等人的社會主義學說，這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因為這種共產主義本身隻不過是社會主義原則的一種特殊的片麵的實現。然而整個社會主義的原則又隻是涉及真正的人的本質的現實性的這一個方麵。我們還應當同樣關心另一個方麵，即人的理論生活，因而應當把宗教、科學等等當作我們批評的對象。”[8]
從這段話來看，此時的馬克思已經區分了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並明確表示不接受當時在法國流行的共產主義，因為這種共產主義“尤其是一種教條的抽象概念”，特別是卡貝、德薩米和魏特林等人的共產主義“隻不過是受自己的對立麵即私有製度影響的人道主義原則的特殊表現”，“隻不過是社會主義原則的一種特殊的片麵的實現”；盡管“傅立葉、蒲魯東等人的社會主義學說”要比這種共產主義的理論層次要高，但他們的“社會主義的原則”也隻不過是“涉及真正的人的本質的現實性的這一個方麵”，而沒有看到“人的理論生活”這另一方麵。因此，馬克思建議《德法年鑒》不應該刊登這些膚淺的東西。
（3）1844年2月刊登在《德法年鑒》上的兩篇論文——《論猶太人問題》和《〈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馬克思在《論猶太人問題》中的確批判了鮑威爾的“政治解放”，指出“政治解放”並不能代替“人的解放”，要實現“人的解放”必須對市民社會進行改造；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中，馬克思發現了無產階級並論述了無產階級的曆史使命。這也是列寧將《德法年鑒》看成是馬克思轉向了共產主義標誌的原因。
但是，在這兩篇論文中，馬克思並沒有表示自己擁護共產主義或者社會主義，甚至連法國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都沒有提及。而且，《〈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和《共產黨宣言》中的無產階級概念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如果說《共產黨宣言》中的無產階級是一個雇傭工人意義上的無產階級的話，那麽《〈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中的無產階級根本就不包含雇傭工人的含義。僅僅根據《〈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出現了“無產階級”這一用語就推斷出馬克思已經轉向了共產主義有過於武斷之嫌。
（4）寫於1844年7月31日的《評一個普魯士人的〈普魯士國王和社會改革〉一文》。這是一篇公開批判盧格的論文。盧格曾在1844年7月27日的《前進報》上發表了《普魯士國王和社會改革》的文章，強調資產階級在反封建鬥爭中的意義。對此，馬克思公開予以了批駁，其中涉及了對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的評價。
在這篇文章中，馬克思一改半年前在致盧格的信中對魏特林的批判態度，聲稱魏特林不比蒲魯東差，並給了魏特林很多溢美之詞：“談到德國工人總的教育水平或他們接受教育的能力，我提請讀者注意魏特林的天才著作，不管這些著作在論述技巧方麵多麽不如蒲魯東，但在理論方麵甚至往往勝過他。資產階級，包括其哲學家和學者在內，有哪一部論述資產階級解放——政治解放——的著作能和魏特林的《和諧與自由的保證》一書媲美呢？”不僅如此，他公開讚揚社會主義，並將社會主義與無產階級聯係起來。“德國無產階級是歐洲無產階級的理論家，正如同英國無產階級是它的國民經濟學家，法國無產階級是它的政治家一樣”，“一個哲學的民族隻有在社會主義中才能找到與它相適應的實踐，因而也隻有在無產階級身上才能找到它的解放的積極因素”[9]。從這些內容來看，此時的馬克思已經與《德法年鑒》時期不同，對德國的共產主義以及社會主義理論表示出好感。但是，這裏的社會主義究竟指什麽，我們還不得而知。
（5）1844年8月11日馬克思致路德維希·費爾巴哈的信。在這封信中，馬克思也涉及了對共產主義的評價問題。馬克思寫道：“您的《未來哲學》和《信仰的本質》盡管篇幅不大，但它們的意義，卻無論如何要超過目前德國的全部著作。在這兩部著作中，您（我不知道是否有意地）給社會主義提供了哲學基礎，而共產主義者也就立刻這樣理解了您的著作。建立在人們的現實差別基礎上的人與人的統一，從抽象的天上降到現實的地上的人類這一概念。如果不是社會這一概念，那是什麽呢？”[10]從這封信來看，馬克思此時對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的態度有了根本性的轉變，並且認為費爾巴哈的人道主義能夠為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提供思想基礎。當然這種讚揚不排除馬克思過謙的成分。從後麵我們將看到，真正意義上的“社會”概念不是費爾巴哈提供的，而屬於馬克思本人。
（6）寫於1844年夏天的《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以下簡稱《手稿》）“序言”。在“序言”中，馬克思這樣表白：“不消說，除了法國和英國的社會主義者的著作以外，我也利用了德國社會主義者的著作。但是，德國人為了這門科學而撰寫的內容豐富而有獨創性的著作，除去魏特林的著作，就要算《二十一印張》文集中赫斯的幾篇論文和《德法年鑒》上恩格斯的《國民經濟學批判大綱》。”[11]對於這段表白，新MEGA的編者加了一個注釋，在這一注釋中，編者這樣寫道：“這時，馬克思已經掌握了法文，對法國的文獻十分熟悉。他研讀了普·維·孔西得朗、皮·勒魯、皮·約·蒲魯東、埃·卡貝、泰·德薩米、菲·邦納羅蒂、沙·傅立葉、勞蒂埃爾、弗·維爾加德爾和其他作者的著作，而且還經常作摘要。”[12]
如果馬克思的表白和編者的證言屬實，那麽，此時的馬克思很熟悉法國社會主義者的著作，基本上掌握了德國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者的思想，譬如魏特林的主著《和諧與自由的保證》（1842年）和1841—1843年在《年輕一代》雜誌上所發表的文章，赫斯在《來自瑞士的二十一印張》文集中以匿名的方式發表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行動的哲學》和《唯一和完全的自由》，恩格斯的《國民經濟學批判大綱》等；馬克思不僅改變了先前輕視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思想的立場，表示要開始認真研究共產主義，並要運用英法德三國的共產主義著作，建構自己的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觀。
以上，我們按照時間順序回顧了到《巴黎手稿》為止馬克思對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態度轉變過程。從這一過程來看，馬克思對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的認識經曆了一個從徹底否定到逐漸肯定的過程，這一轉變的征兆出現在1843年9月，而比較清晰地表達對共產主義好感的是在1844年夏天。由於此時正值《手稿》的《第三手稿》和“序言”的寫作時期，因此我們可以說，馬克思的共產主義轉向不是發生在《德法年鑒》，而是發生在《巴黎手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