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鬆涉作為20世紀六七十年代引領了日本馬克思主義研究方向的哲學家，其最大功績莫過於提出了一個獨特的馬克思思想的斷代史理論，即馬克思從《手稿》到《形態》存在著一個可稱作“從異化論邏輯到物象化論邏輯”的飛躍。這是一個在理論性質上不同於阿爾都塞的“認識論斷裂”的命題，其核心在於將“物象化論”看作是“馬克思成為馬克思”的標誌，認為“異化論”是《形態》以後馬克思予以否定的理論。
那麽，廣鬆涉為什麽會把異化論看作是馬克思不成熟的理論呢？他的理由跟過去的蘇聯教科書體係以及阿爾都塞的不同，他是從異化概念的“自我異化”（Selbstentfremdung）本性這一角度來否定異化論的。我們知道，所謂異化一般是指主體的創造物與主體相對立、相異己的狀態。這本來是自笛卡爾以來特有的主客關係邏輯，屬於近代的哲學範疇。但是，廣鬆涉在討論這一概念時，把它的實質歸結為帶有貶義的“自我異化”。何謂“自我異化”？按照廣鬆涉的解釋，“自我異化”就是指主體將自己異化（外化）出去，然後再揚棄異化回歸自身的過程，其特點是一個孤立的主體的自我運動，其典型形態莫過於黑格爾的“精神”概念和黑格爾左派的“自我意識”理論。
我們知道，在曆史上，黑格爾左派曾將黑格爾的“精神”解構為“自我意識”、“類本質”、“人”（der Mensch）等，並運用這一“自我異化”邏輯對當時德國的宗教、國家和政治進行了批判，形成了具有進步色彩的“德意誌意識形態”。但是，正如馬克思在《神聖家族》和《形態》中所批判的那樣，由於“自我異化”邏輯必然要設定一個先驗的主體，它將不可避免地帶有“唯心主義”或者“抽象的人道主義”的色彩；同時，由於它隻需要一個主體即可以自足，而在市民社會中出場的是複數的私有者，因此它無法成為以分工和交換為核心結構的市民社會的說明原理。
那麽，《巴黎手稿》時期的馬克思是不是也處於“自我異化”的框架之下？這是問題的關鍵。對此，廣鬆涉作出了肯定的回答。他認為，在1844年的《手稿》時期，盡管馬克思經過《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和對國民經濟學的初步吸收，已經成功地換掉了他們的主體概念：“精神”或“自我意識”，甚至將費爾巴哈的“人”都看成是特定生產關係下的“勞動者”（Arbeiter），將國民經濟學下的勞動看成是異化勞動，但是，從異化勞動的理論架構，特別是從異化勞動的前三個規定，即勞動者同自己的勞動產品、自己的勞動過程和自己的類本質相異化，以及他將勞動異化直接定義為“自我異化”[39]等事實來看，馬克思異化概念仍然屬於“自我異化”；而且，在方法論上，如果說馬克思主義的形成受到德國古典哲學、英國政治經濟學和法國社會主義的影響的話，當時的馬克思還主要是依據“自我異化”邏輯完成了對上述三個來源的綜合，換句話說，他的國民經濟學批判和共產主義理論都是建立在“自我異化”邏輯的基礎上的。因此，從整體上看，《手稿》還是一部“自我異化”的手稿，當時的馬克思還沒有擺脫黑格爾左派的框架。[40]
廣鬆涉認為，馬克思與自我異化這一概念訣別是在兩年後寫作的《形態》，其標誌是物象化概念的出現。廣鬆涉說道：“在《德意誌意識形態》中，自我異化的邏輯本身遭到了批判（自我批判），過去馬克思曾在《手稿》中主張的命題被徹底拋棄，取代異化論而登場的是物象化論的邏輯。”[41]所謂物象化（Versachlichung）“是對人與人之間的主體際關係被錯誤地理解為‘物的性質’（例如，貨幣所具有的購買力這樣的‘性質’），以及人與人之間的主體際社會關係被錯誤地理解為‘物與物之間的關係’這類現象（例如，商品的價值關係，以及主旨稍微不同的‘需要’和‘供給’的關係由物價來決定的這種現象）等等的稱呼”[42]。從這一論述來看，物象化與異化不同，它不再是一個單純的主客關係結構，而是一個包括多個主體的複雜的社會關係（主要指私有者之間的分工和交換關係）結構；其主體不再是抽象的“人”，而是以商品和貨幣等為中介的私有者；而且，物象化在理論層次上高於異化，如果說異化論對應的是黑格爾左派的人本主義的話，那麽“物象化論”對應的則是唯物史觀，“物象化論”的出現意味著馬克思主義的形成。
廣鬆涉作出了《手稿》是“自我異化”的手稿這一判斷的依據是《第一手稿》的[異化勞動和私人所有]片斷。那麽，他對上述在《巴黎手稿》文獻學研究中所凸顯出來的《穆勒評注》的態度又如何呢？從整體上看，他對《穆勒評注》采取的是一種消極的態度：首先，他在拉賓論文發表以前的著作《馬克思主義的成立過程》、《馬克思主義的世界》、《恩格斯論》中根本就沒有研究過《穆勒評注》，對日本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界有關《穆勒評注》的討論並沒有給予關注。在拉賓論文發表以後，他提及《巴黎手稿》的文獻學成果的主要是《青年馬克思論》（1971年）。在這本書中，他在論述時雖然遵循了《第一手稿》→《穆勒評注》→《第二手稿》→《第三手稿》的順序，但是並沒有要比較[異化勞動和私人所有]片斷和《穆勒評注》中交往異化的問題意識，他對《穆勒評注》的考察隻是從它是否解決了“私人所有是如何產生的”角度進行的。其結論是，《穆勒評注》不僅沒有解決這一私人所有的起源問題，相反還運用了“以私人所有為前提來說明異化勞動”的邏輯，而這與《第一手稿》中的“以異化勞動為前提來說明私有財產”的邏輯自相矛盾，換句話說，《穆勒評注》非但沒有解決《第一手稿》的遺留問題，相反還導致了異化勞動和私人所有之間的循環論證。
其次，他對《穆勒評注》中馬克思所取得的經濟學研究成果，特別是交往異化概念的評價不高。他認為，盡管有關穆勒和李嘉圖評注的《經濟學筆記》相對於《第一手稿》而言，其經濟學水平無論是在質上還是在量上都已經有了很大的進步，但“這在第三者看來也許還停留在一種可謂夜郎自大的、連馬克思本人在晚年也會苦笑的水平”[43]；此外，從馬克思的“社會交往異化概念”來看，馬克思隻是“采取了應該首先定位人作為‘共同存在’的共同存在（Gemeinwesen als solches）這一本來的存在方式的態度，如果以黑格爾的方式來說，可以說就是站在了人倫實體（sittliche Substanz）的視角上”[44]。也就是說，廣鬆涉實際上認為《穆勒評注》的經濟學水平隻相當於或者稍高於黑格爾的《法哲學原理》；而在繼續沿用“自我異化”邏輯這一點上，包括《穆勒評注》在內的整個《經濟學筆記》與《第一手稿》是同等水平的作品，從《第一手稿》到《穆勒評注》並沒有出現質的飛躍。[45]這就是廣鬆涉對《穆勒評注》的真實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