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四十九章 公平機會委員會

華燈初上,皇後酒店宴會廳裏燈火輝煌,衣冠楚楚的高官和珠光寶氣的夫人們,或三三兩兩聚在一起聊天,或聽著輕音樂品嚐美食。

總統一走,陳麗春就拉著新娘去認識她的“婦女兵團”成員。

新郎同樣是今晚主角,柯林斯大使、msu的費舍教授、日本駐越南大使、中華民國駐越南大使……紛紛上去祝賀。

一個軍官遲疑了好一會兒,一直等到楊文明等同僚挨個打完招呼,才端著酒杯上前道:“民先生,恭喜。”

杜高智,二十七歲,空降旅旅長,真正的少壯派軍官。

李為民印象深刻,放下杯子打趣道:“智中校能來參加婚禮,這在之前是不敢想象的,謝謝,非常感謝。”

去年阮文馨嚷嚷著要政變時,三個總參謀部軍官衝進總理府撒野,國防部長黎玉振忍無可忍,命令總理衛隊把三個軍官扣押了。杜高智知道這個消息後給總理府打電話,給吳廷琰下最後通牒,要求立即放人,否則親自率部攻打諾羅敦宮。

電話是李為民接的,一想到這件事杜高智就很尷尬:“民先生,對不起,我……我……”

相逢一笑泯恩仇,何況隻是一點小誤會,根本沒什麽深仇大恨。

李為民回頭看了看妻子,若無其事地笑道:“軍人以服從命令為天職,你當時在執行命令,沒必要說對不起。連總統先生都沒放在心上,我能放在心上?並且我和你一樣是馨將軍的朋友,隻是當時立場不同。”

杜高智脾氣直,講義氣,在中人緣不錯,見李為民如此通情達理,禁不住笑問道:“民先生現在跟馨將軍有沒有聯係?”

“既然是朋友,哪能沒聯係。”

李為民帶著他一起走到窗戶邊,看著卡蒂納街的夜景。意味深長地說:“因為眾所周知的原因,他不能回西貢參加我和莉君的婚禮,於是發來一封賀電,並托人捎了一份禮物。這讓我很內疚。畢竟作為朋友,當時我應該支持他,而不是站在他的對立麵。”

“其實馨將軍是非常好相處的一個人。”

“這一點我深有同感。”

裏能打仗的軍官不多,他無疑是其中之一,有阮文馨這個共同話題。正聊得火熱,剛上任的總參謀長陳善謙帶著一個西裝革履的中年人走了過來。

今天是人家大喜的日子,不應該談工作,更不應該談那些讓人家不高興的事,陳善謙打心眼裏不願意把身邊這位介紹給李為民。

吳廷琰和“皇帝”一樣輕易不會見人,他跟吳廷琰恰恰相反,一有時間要麽去各工業村見承包商、投資建廠的老板甚至普通工人,要麽率團出國招商、考察或推銷工業村內產品,要麽去難民營或貧困鄉村慰問窮人。

可以說想見他一麵,比見吳廷琰總統還難。

受人之托。忠人之事。

陳善謙實在沒辦法,一臉不好意思地說:“民先生,這位是西貢建設公司總經理阮貴先生,一直想拜訪您,一直沒機會。”

安保措施如此嚴密,賓客名單上沒他,能找到這兒堪稱神通廣大。李為民裝出副熱情無比地樣子招呼道:“原來是貴先生,幸會幸會。”

阮貴矮矮胖胖,一身西服穿在他身上,看上去要多別扭有多別扭。他從皮包裏掏出一個精美的禮盒。一臉諂笑著說:“民先生新婚大喜,一點小意思,不成敬意。”

“這事怪我,忘了給貴先生發請柬。隻收祝福不收禮,貴先生真不用這麽客氣。”

“結婚這麽大喜事,怎麽能兩手空空來,民先生,您給個麵子。”生怕主人看不上,阮貴急忙把公文包夾到腋下。笨拙的打開禮盒,原來是一尊金佛。

“太貴重了,更不能收。”

李為民搖搖頭,阮貴急了,用近乎哀求地語氣說:“民先生,我就一個兒子,我一直支持政府支持總統,我信奉天主教,我買過60萬工投債券,我甚至墊資承建頭頓工業村生活區6號和10號樓,求您看在謙參謀長的份上高抬貴手放他一馬。”

今天的不速之客不光他一個,隻是剛才吳廷琰在誰也不敢開口。

李為民側身看了看那些朝這邊張望的陌生人,放下酒杯問:“貴先生,您兒子叫什麽?”

“阮茂。”

“國先生,劉總,請過來一下。”

躲是躲不過去的,陳世國暗歎了一口氣,同劉家昌快步走了過來。

李為民不想跟那些人糾纏不休,幹脆大聲問:“國先生,懲治貪腐是您負責的,您知道貴先生的公子阮茂的事嗎?”

“知道一些。”

陳世國清了清嗓子,麵無表情地說:“阮茂在頭頓工業村生活區施工過程中,見工業村內需要大量砂石料,在既無采石場又無運輸工具的情況下,夥同駐紮在工業村附近的兩個軍官欺行霸市,打傷乃至搶劫多名供應商,哄抬物價,壟斷供應,影響惡劣。”

“打傷了人?”

“確切地說應該是槍擊多人,幸虧搶救及時,否則後果不堪設想。”

“是不是把人家的砂石料攔下來,要求低價賣給他,然後再高價賣給工投公司或在工業村內投資建廠的投資商?”

“所以說影響惡劣。”

“他人呢?”

西貢達官顯貴幾乎全在這兒,劉家昌不能讓陳世國承擔所有壓力,接過話茬道:“阮茂已被頭頓工業村警察局羈押,同案犯也已落網,檢察官辦公室正在深入調查,估計過幾天就會移交給巡回法庭審理。”

李為民轉過身來,緊盯著阮貴雙眼道:“貴先生,您兒子到底做過什麽,我想您應該多多少少知道一些。法律神聖不可侵犯,至少在工業村內是這樣。”

陳世國同樣不想跟那些說情的人磨嘴皮,冷冷地補充道:“我們不會冤枉一個好人,更不會放過一個壞人。”

“民先生,國先生,這麽說一點不能通融?”

“我們尊重法律。尊重法官。”

你不仁別怪我不義,阮貴把公文包往邊上一扔,聲色俱厲地說:“不教而誅,這不公平!況且這是越南。不是中國!”

李為民摸了摸鼻子,慢條斯理地說:“關於故意殺人、欺行霸市的法律,全民公投之後有,之前一樣有。另外工投公司成立之初,就不止一次以文件或通知的形式。提醒告誡過投資商、承包商、供應商和工業村內的普通工人要遵紀守法,不教而誅真談不上。至於這裏是越南,不是中國,還請貴先生說清楚一點。”

“工投公司股東全是中國人,工業村內生意全是中國人做,這還不夠嗎?”

膽子不小,肯定有人在背後給他撐腰。

李為民笑了笑,循循善誘地說:“女士們,先生們,各位來賓。各位朋友,既然貴先生提到這個問題,我認為有必要借這個機會澄清一下。首先,越南工業村投資開發公司股東並非中國人,而是越南共和國公民,換言之,全是越南華人。

正如許多朋友所知道的,政府給工投公司劃撥了許多土地卻沒占股份,表麵上看似乎像國家資產流失,全便宜了我這樣的越南華人股東。事實上並非如此。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要從工投公司成立時的背景說起。

當時琰先生剛回國出任總理,日內瓦談判正在繼續,法軍在北部與越盟仍在交火。前總參謀長阮文馨將軍對新政府不滿意,軍閥問題、難民問題全沒有解決。政局動蕩,風雨飄搖,看不到哪怕一點希望。”

陳世國深有感觸,忍不住補充道:“當時國庫空虛,政令不出總理府。北方的人想往南方逃,南方的人想往國外逃,誰會投資實業?為發展國家工業,為幫政府減輕難民安置壓力,民先生破釜沉舟、傾家蕩產發起工投公司。

要搞如此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光靠他一個人的財力是遠遠不夠的,隻能想方設法動員堤岸華人入股,籌集到一千多萬美元啟動資金。能夠想象到包括民先生在內的所有股東,當時冒著多大風險,承擔著多大壓力?”

這才過去一年多,不是什麽想不起來的曆史。

看著眾人若有所思的樣子,李為民接著道:“這並不意味著華人承擔了風險就能分享到國家資產,對經濟和工業稍微懂一點的朋友都清楚,工投公司所投資的項目短時間內無法盈利,如果把規劃中的幾個工業村算上,包括我個人在內的所有股東,二十年內別指望分紅。換句話說,我們是把錢借給了政府,甚至不知道能不能收回。

另外工投公司隻有董事會,不設立股東大會,重大決策全由董事會作出,董事會成員中僅有三位股東代表,隻占少數,並且他們很少參加董事會,幾乎從未參與過公司決策。至於工業村的生意全歸中國人,國先生更有發言權。”

陳世國輕歎一口氣,耐心地介紹道:“諸位,工投公司不設股東大會,不設監事會,但專門設有一個公平機會委員會,我兼任該委員會主席。坦率地,全公司最不公平的就是公平機會委員會。

因為委員會的主要工作是為越族人(京族是統一之後才命名的),尤其越族商人創造賺錢機會。去過工業村的朋友應該能注意到,承攬基建工程的大多為本地建築公司,隻有一些對技術要求比較高的,才會由外國總承包雇傭的公司去做。

我可以明確告訴大家,在工業村內從事建築業的華商僅占1.13%。他們要麽投資實業,要麽從事生活日用品零售批發,隻有很少一部分人從事砂石料等建材供應。值得一提的是,迄今為止,華人投資商已為本地人提供至少16萬個工作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