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能預見革命後的多重問題，波旁王朝的君臣是否會有所忌憚？位高者將祖傳的權力視為規訓民眾、從中獲取威嚴、滿足欲求的工具，而不理會權力的內涵與界限。路易十四以表演的風格維護君權的合法性，使之在危機下仍有輝煌的相貌，表演道具也從未蒙塵。這是脆弱的強大，因為表演儀式喚起的是民眾對於虛無的想象，維持表象的是不具備實踐力的語言、勉強的服從與腐敗的榮譽感，難以理清的矛盾日積月累，包括人與宗教、人與國家、人與社會、國家與社會的關係，新經濟製度與舊治理體係的脫軌催生的是高傲與憤怒、急迫與惶恐。在不妥協的對抗中，是非與善惡的邊界模糊，那些看似真實的卻是假的，看似惡的卻是無罪的。
國運維艱時，訴諸故往聖賢的智慧，以統一的意誌變革舊製度，這是現代政治訴求，對於法國卻不容易。是實行君主製還是共和製，波旁王朝的君主就願意妥協，他的廷臣又願意放棄功名利祿，返歸鄉田？即使如此，受壓迫者如何平息對製度之惡的憤怒，他們願意寬容那些不寬容的人？教士階層就會遠離世俗權力，放棄充裕的經濟收入，然後默默無聞地擔任地獄與天堂的擺渡人？他們的殉教精神早已墮落，民眾如何相信他們能為迷途者解惑？書報審查製度若取消，那些劣跡斑斑的人會不會提心吊膽？有人批評舊製度，是為實踐普遍正義，有人批評舊製度，是想從中獲利，他們是否有和解的可能？舊製度的習性已占領公共空間，其中的人多少為之浸染，法國人痛恨官僚氣，但人人可能有官僚氣，怎麽解得開纏在一起的冷漠、高傲與理想？時至路易十六，舊製度變革的可能性已趨於無，革命之幕先是一次次輕微的抖動，然後突然升起，那些來不及化妝的人在舞台上因勢起舞，一個個奇形怪狀，都覺得自己的理想是最好的。
舊製度晚期的法國像秋霧下的車站廣場，一切在寒涼中流變著，有魔幻神秘的氣息。一個人在那裏高呼理想是滑稽的，在那裏勸人向善是滑稽的，以雄辯的修辭套取一時之利才是正途。人人來去匆匆，感受縹緲，要盡快離開過腳之地，奔向遠方，但遠方是哪裏，沒人知道。在生存理性主導的風俗下，這些沒有身份的人是塵世的過客，而過客心裏常是不安，或憤怒於當下，或沉醉於彼岸的幻境。一個人如此，是個體心理的失控，一群人沒有身份，就是破壞性的力量，但他們向誰索取這樣的身份，是教會或國家，還是風俗或製度？這些東西在情感意義、法律意義和道德意義上都沒有確定的身份，卻在相互消解著僅存的一點尊嚴。
因勢起舞的政治策略與車站廣場心理打散了人的個體身份和集體意識，他慣於在不同的場景裏變形，有時高傲，有時卑瑣，他是善良的，也幹得了邪惡的事。人人如此，就是主體虛無的社會，不存在實踐權力契約的可能。身份危機與法國革命暴力的失控有直接關係，源於觀念的黨派衝突與身份危機結合之後會有更大的衝擊力。所以，身份虛無是革命失控的深層原因：
社會美德不為人知，對國家的愛像影子，群集的人隻想從相互傷害中獲益，一心爭取主權者的好處，主權者為了利益，會傷害一國的民眾。人心就是這樣敗壞的，遍及國內各處的邪惡與世代相傳的墮落也起因於此。
宗教讓國王腐化，國王又敗壞法律，法律不再公正，所有機構都在墮落，教育隻培育邪惡的人，他們因為偏見而盲目，醉心於空虛、奢華、行樂，自然隱沒了，理性受歧視，美德是夢幻……習慣、榜樣、愛好將人引向罪惡。[62]
舊製度的弊端在於此，法國革命的弊端在於未能消解舊製度的弊端，舊製度造就了那麽多變形者，革命卻不能讓他們摘掉麵具。一個人不因出身、信仰、經濟收入和政治地位的不同而受別樣待遇，僅作為一個人就有平等權利，從生命的起點到終點都是如此，他才有堅固的現代身份。這樣的身份培育的是獨立人格，他不因觀念差異和世事多變而覺得受威脅，願意接納新變化，並從中尋求人與製度、個體與集體的平衡。在英國曆史上，人的身份與製度的關係不是邏輯難題，也沒有實踐困難，一切舊的在不知不覺中沉積為曆史遺產，一切新的如願登上現代舞台，由此成就了英國傳統的“偉大連續性”。在舊製度晚期的法國，普通人為了確定的身份抗爭不息，但徒勞無功。
對於法蘭西民族的心理困境，敢於麵對真實，並在爭論中尋找新社會的常識與共識是抵消動**的好方法，但承載公共輿論功能的報刊不是獨立的。在傳統權威弱化的時代，出版業雖觸及舊製度的運行模式，資產階級公共領域初具眉目，普通人能以書報自我教育，培育獨立的判斷力，但王權和教權不斷削弱時代輿論的批判力，普遍的不滿無處申訴，申訴了也無解決的希望。“最小的自由結社，不論目標如何，均使政府不快，隻讓那些由它一手組成、由它主持的社團存在。”[63]人是高貴的政治動物，但在此時此地不得不屈從於生存本能，權力被扭曲的欲望所汙損，失卻古典時代的榮耀感，降格為謀生的手段，它不能保衛崇高的理想，反而是為人取笑的行當。
英國和法國處在曆史辯證法的兩端。英國人有確定的身份，不會在神秘的荒涼中**著身子狂奔，沒有狂奔過，民族精神裏就缺少一點野蠻的詩意。而法國人在另一端，18世紀啟蒙理性顛覆了經院傳統，19世紀浪漫主義又解放了作為理性對立麵的情感，20世紀當浪漫主義滑向悲觀的存在主義時，結構主義作為傳統哲學的對手出現，這是一次語言的革命，詞語打碎了風俗與製度賦予它的意義，它也不想寄生於物象與事件，要獨立地表達自我。隻是一路狂奔，代價不菲，但法國人又能怎麽辦？舊製度下的人性之惡會變形，無限繁衍，就像希臘神話中的九頭蛇，赫拉克勒斯打碎了一個頭，一個新的又長出來，而中間那個怎麽都砍不掉。對於不斷變形的惡，勸它向善是徒勞的，要徹底消滅它，斬斷惡的根，1789年革命擔負了這樣的使命。它讓那些藏在陰暗洞穴裏的孤獨者，那些因不見光亮而日益枯瘦的懦弱者，走出生存理性的洞穴。但有些斬斷惡之根的操刀手就脫胎於這樣的惡，他們在歡呼的人群裏四處觀望、內心冰冷，不時用髒衣袖抹幾把鼻涕，然後用愚弄舊製度的手法對付新製度。
對於法國舊製度的風俗，當時的人難有改善的良策，而現代史學家，雖能自由地翻閱檔案，思考暴力革命的起源，卻未必有事後的智慧，清楚地知道法國人如何擺脫為公與徇私的困境。法國的舊製度確實出了問題，但比製度之禍更難以厘清的是人心之亂，製度源於人心，不公正的製度讓人心更迷茫。普遍的不公裏尚存良法，卻是僵滯的，或是浮動多變的，因執行者冷漠的麵容與刻薄的言辭失去感化人心的力量。若要徹底改觀，首先是變革製度，還是改良人心？不變製度，如何改人心？不改人心，如何變製度？
這是個思辨的循環，製度、風俗與人心都可能是第一原因。法國人曾陷在這個循環裏，總想打碎它，卻多次陷入徒勞。啟蒙思想要訴諸風俗與人心的變革，希望以全新的道德改良風俗，然而文字之力微弱，或淪落為名利場上的陳詞濫調，或迷戀於清談與幻夢，於事無補。1770—1774年，掌璽大臣莫普（R. N. de Maupeou）力求改革司法體製，1776—1781年，任財政大臣的瑞士人內克（Jacques Necker）施行全麵變革，在各省設立議會，限製總督和高等法院的司法權，強化社會管理和財政體係的透明，縮減宮廷開支，規範年金授予製度。他由此被看作改變法國的希望，但相關措施仍遇到阻力，效果微弱。對於舊製度的進退之難，塞古（Octave de Ségur，1779-1818）伯爵有評論：
人人想修複這個古老的建築，都伸出了手，卻顛覆了它。那麽多人貢獻了智慧，引起的是暴亂，五十年來，人人焦慮不安的生活像一個夢，在君主製、共和製、爭論好鬥與哲學思想間變幻著。[64]
普遍的社會問題源於法國舊製度的缺陷，所以變革製度就是自然的邏輯，但那可能是迷惑人的邏輯，總以為變了製度就能化解問題，實則不然，舊製度的弊端為改革的呼聲掃過，毫發無損。為此，那些身處困境的人會求助於上帝，他既然創造了世界，就一定有力量重新規劃善惡的秩序。倘若教士的偏狹傷及它的權威，怎麽辦？倘若那個代表最高正義的力量蛻變為一套讓人失望的修辭，不再有精神感召力，怎麽辦？1770年，霍爾巴赫在《自然的體係》裏論及宗教信仰垮塌的狀況：
專製、獨裁、腐化、特權、民眾的迷失，要歸咎於神學理念和教士的卑鄙諂媚，以上帝的名義禁止愛自由，禁止為自己的福祉努力勞作，禁止反抗暴政，禁止行使自然權利……幾千年裏，在神學代表裏難能找到一個公正、熱情、有才華和美德的人。[65]
法國曆史說明主動或被動的製度改革沒能避免革命，也沒留下改良風俗與人心的良策。進而言之，革命若僅是變革製度，不觸及人心與風俗，縱然暴烈，未必徹底。火紅的鐵鎬劈在堅冰上，四處飛濺、落在地上的還是冰屑。反之，風俗與人心的徹底改觀，即使溫和，卻更有效，新製度若發端於人心，保護它的善，規訓它的惡，使之合乎風俗，人人遵從，生存理性不再顛覆程序正義，政治有崇高的榮譽。這是人類社會破舊立新的藝術，一種政治實踐美學。若無力選擇藝術之路，不免退而求其次，但政治革命要講求理性，那是曆史理性，拒絕那些不確定的情感，尤其要拒絕法國人過於崇尚強力、為血腥歡呼的亢奮。即使難免暴亂，也要知道那是迫不得已。道理是這樣的，法國革命一旦開始，局勢失控，個人在洪流中，一切高昂的卻是脆弱的，一切主動的可能是迫不得已，表麵的秩序井然在曆史意義上是混亂不堪。1797年9月19日，拿破侖對此有所悟：“不得不用刺刀救國，這難道不是三千萬法國人的大不幸？”[66]
革命年代的法國人有說不出的孤獨，那感受深刻，以至於有人察覺不到，卻將民族精神的亂看作狂放的歡樂，滿足於虛無地出生、虛無地活著、虛無地死去。生命像一團撲閃的火焰，不知何時飛升，何時熄滅。布裏索在命運之河裏逆流而上，要在文學共和國裏出人頭地，卻最終死在他所向往的自由裏；裏爾丹侯爵堅守貴族精神，而雅各賓派當權後，高尚的榮譽感朝夕間灰飛煙滅，化為空寂；薩德順流而下，在沉淪中發現生命的意義，最終累及一個古老家族的名望。還有那個名聲敗裂的約瑟夫·富歇（Joseph Fouché），吉倫特派當權時，他是資產階級利益的捍衛者，雅各賓派得勢前，他迅速轉變身份，支持處死國王，在巴黎政局動**時，他遠離是非之地，去裏昂鎮壓叛亂，帶著大炮收繳有錢人的家產，之後卻極力否認。1793年，他從雅各賓派的囚禁下逃脫，三年困苦之後成功混跡於督政府，擔任警務部長，他為拿破侖效力時，始終與之貌合神離，拿破侖輕視他，卻離不開他，因其掌握著大小人物的秘密。1815年波旁王朝複辟後，富歇出任路易十八的大臣，終因讚成處死路易十六遭貶謫，在蒼涼中了卻餘生。[67]
法國現代早期史裏到處是人性的狂歡，生活的無常已超越文字所能虛構的荒誕，混亂中，誰有推陳出新的力量？敢於直麵問題的人無從把握社會的亂，而無見識的呼籲又徒增其亂。自1648—1653年反抗王權的投石黨運動（La Fronde）後，凡爾賽宮開始監控報刊輿論，“Fronde”有了新詞義：反抗、批評、指責，此後公共輿論與權力的對抗難以緩解。對抗的願望讓文字看起來是浪**者，跟隨它似乎無所不能，卻無大用。它希望民眾能了解真相，因為這樣會離真理更近一些，但在封閉的社會，人知道的真相越多，心中的蒼涼也越多。隱藏於文字裏的正義精神像一個黯然的女神，塵世的靈魂不相信她，她飄在法國上空，屢屢下來施展力量，但一次次受冷遇，被驅趕。而那些在地上爬、在泥水裏打滾的道理，齜牙咧嘴，毫不掩飾吞噬舊製度的野心，舊製度卻喜歡它們，以之為狷介忠良。舊製度存立時，它們的醜陋隱藏於修辭裏，一俟舊製度廢弛，它們就原形畢露，在惡的國度裏無所不能。文字害怕它們的蠻力，始終與之離得遠遠的。這聽起來夠糟了，但不是最糟的。文字與真實分裂後，在化作虛無前被生存理性俘獲，生存理性剝除文字的思想性和藝術性，讓它為庸俗的理想服務。被馴服的文字有兩類麵貌：一個是訓導式的，威嚴高亢的音調遍布法國的城市鄉村，在專製道德的授意下統治著公共空間和私人空間，為之設定無限多的規範；另一個是抒情式的，它將貪婪的願望放在抒情詩裏，征用甜美的聲音，用高尚的言辭讓人會心地服從。生活在訓導與煽情風俗裏的人是長不大的孩子，老邁的眼神中有幼稚的堅持，卻被一隻看不見的手擺弄著身軀。這可能是法國人以暴力革命打碎舊製度的原因，惡已失去改正的機會，善已失去忍耐的品性。
文字與真實分裂的長遠後果是知識體係的分層。舊製度知識體係的表層像水的泡沫，在浮泛中破滅複生，其中的形容詞最多，關於未來的理想最駁雜，與真實的生活忽近忽遠，這是虛泛的觀念所造就的假象，啟蒙時代關於美好生活的規劃、法國革命時代的盧梭思想解釋學、19世紀流動的憲法理念都在這一層。下麵的一層知識是扭曲的心理感受，它承載著追求真實的批判精神，卻不敢直白地表達，於是妄自菲薄，隱藏在下流的表象後，革命前四處流行的色情文學就在這一層，咖啡館裏的竊竊私語也在這一層。最下麵的一層知識很隱秘，在人的心底裏一代代傳播，始終藏在黑暗與神秘之中，拒絕在公共空間裏出現。那是無處不在的生存常識，是極富個性的博學，不識字的人也能成為學問家，而那些為悲慘生活壓彎了腰的善良人更是大學問家，他們知道如何在混亂中活下去：言語過激的哲學家離開咖啡館時為避免陌生眼光的追蹤，要在巷子裏轉幾個彎，是否得穿過嘈雜的集市；聚夥讀禁書的人走出房間後，如何裝得若無其事；巴黎出版商怎樣**書報審查官，慣常手段失效後如何補救；路易十四將有權勢的貴族收攬於凡爾賽宮導致上層禮儀敗落後，一個正直的貴族如何在衰敗的傳統與強勢君權之間平衡；一位母親如何敦促她的孩子混入舊製度，又讓他與之保持距離，作為時代精神的背叛者坦然快樂地生活。
那些隱秘的行為規範是法國舊製度最深層的知識結構，它清楚地知道第一層知識是虛幻的，第二層知識的背後是殘酷的生活，而它自己呢，盡管是真實的，卻是通向地獄的旋渦。這個旋渦有六個輪，第一輪是懦弱的良知，第二輪是冷漠的情感，第三輪是阿諛奉承，第四輪是唯利是圖，第五輪是顛倒是非，第六輪是作奸犯科，旋渦中心是神秘的黑暗，生存理性所建造的地獄。深層知識結構拒絕文字的跟蹤，它在生活中無處不在，卻是神秘的力量，舊製度曾借用它鞏固自己的身份，又以表演性的語言風格滋養它，它在舊製度體係之內，又在其外，君權、教權，甚至革命都無力改變它，反而受它控製，要取悅於它。
知識體係分層的後果，首先是民眾之間無限度的對抗。不同知識體係裏的人因語法結構、用詞習慣、精神氣質而有不同身份，溝通困難。那些變形者轉圜應對，遊刃有餘，但損及普遍的正義，民族的情感共同體和道德共同體會散亂，一些人高興的卻令其他人憤怒，有人想改變這種狀況，卻在向人表達善意與寬容前的一刻放棄。其次是語言的迷失，一個事件在斷裂的知識體係裏有多種解釋，這些解釋不能融通，語言最初在物象上漂移，但很快滑向虛無，它對事件的陳述力隨之消解，記錄曆史的功能受損害。最後是革命目標的模糊性，最深層的知識體係處處損害舊製度的合理性，但它有隱藏的本領，結果革命的改造力指向上層的知識體係。複雜的知識體係與革命的無限度暴力有關，革命者占領了第一層知識後致力於解放第二層知識，但對於第三層無能為力，他們有意打碎它，又不得不依賴它，若為其控製，革命精神就會分裂，失去目標。
要解釋法國的現代化亂象，就不能盡信那時的政治家、哲學家或報刊作家的理想或誓言，他們是在某一層知識裏觀察製度與風俗。因為身處不同層次，他們的改革願望互相對抗，有時對抗激烈，不再有實踐的可能。廣而言之，一個社會由不同的知識體係構成，街道有街道的知識體係，家庭有家庭的知識體係，公共空間、私人空間都有不同的知識體係。一個人從街道到家庭，從公共空間到私人空間，如果覺得不適應，那麽他所在的社會有隱秘的對抗性，而且在整體意義上是封閉的。如果不同領域的知識體係是對立的，但個體在場景變化時沒有不適應，那麽這種封閉性是固化的，人已習慣了惡，願意無限度地忍受，這樣的社會也就沒有開放能力。
18世紀的法國因破舊立新的複雜性而有普世的思想意義，它若從容解決紛爭，將是創造現代製度的典範，相對於英國式的改良有更普遍的曆史意義。但尋找公正寬容的共識何其難，所以法國的民主實踐殘酷卻合乎情理，新舊對抗妨礙了民眾對真實的感知，社會一旦動**，打碎一切的熱情爆發，他們會失去方向，像古羅馬的政治家西塞羅所言：“潛伏的災害不為人覺察，甚至在你看到它之前，知道它之前，突然將你攫拿。”民族精神從混亂走向混亂，身處其中的人不知道自己從哪裏來，要到哪裏去，在迷茫中麻木，在麻木中沉寂，在沉寂中恍惚以為混亂既是起點，也是終點，然後在悲觀中聽天由命，或在放浪中任性而為。若要思考如何避免，那不是在國運維艱時，而是在革命未有動靜前。化解之策不能全然寄托於變革製度，急切之際僅僅注視著淺層知識體係，那可能是混亂的序幕。所以要追尋製度弊端的源頭，改良風俗，讓人心向善，克己奉公，結束人與人為敵的狀態，在循序漸進中賦予個體以獨立的身份，培育民族情感共同體和理性共同體，法國人才有可能擺脫不斷革命的民族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