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出身低微，有才華，但在舊製度下難以實踐理想的青年人，進入文學共和國是不錯的選擇，既可謀取生計，又能發現生命的現代意義，在公共交往裏有機會獲得聲譽與年金。幸運者進入各地科學院，至少能結識一些有人文精神的貴族廷臣，他們的蔭護可助其逃避因不當言論招致的災禍，即使因不合時宜被關入監獄，也能通過他們的交涉而提前獲釋，或是在牢房裏有好一點的待遇。1760年，莫爾萊神父被關於巴士底獄，因權勢人物的幫助，生活舒適，每天有上乘的葡萄酒、麵包、烤肉、點心和涼菜，還能在院子裏散步，與管理人員平等談話。[177]
文學共和國為人向往，經由沙龍討論或科學院征文而成為“文學公民”的人不少，他們就此進入一個觀看與被人觀看、議論與被人議論、解釋與被人解釋的空間，個體言行不再是單向的付出，多少會有輿論或政治後果。他們勇敢地擔負起變革風俗的責任，時至晚年在回憶錄中描述青年時代的作為，18世紀的“青年”進入了現代曆史，與“中年”“老年”有一樣的地位。所以，文學共和國擴展了個體生命的長度，一個人在二十歲，或更年輕時，隻要在時代精神裏有所開拓，他的生命就有曆史分析的價值。但幸運者少，多數人境遇艱難，文學共和國不是理想國，有名利就有扭曲的品性，身處其中的人有時會隨波逐流。
盧梭走了這條路。青年時代，他認同文學共和國的精神，支持科學事業，參考熱門話題創作詩歌、戲劇和科學文章，希望被人關注。1736年與華倫夫人住在沙爾麥特時，他讀過奧拉托利會和波爾-羅亞爾修道院出版的作品，還有一本科學入門讀物，笛卡爾派的貝爾納·拉米（Bernard Lamy）的《論科學》（Entretiens sur les Sciences），“反複讀了上百遍”[178]。1738年7月，他向《法國信使報》投遞論文《我們居住的世界是否是球形的》，提及亞裏士多德、托勒密、牛頓、卡西尼（Cassini）、菲茲（Fizes）、哥白尼的理論，他自己也做證明地球是橢圓體的實驗[179]。之後，他創作詩歌《華倫夫人的果園》（1739年）、《西爾維的林蔭道》（1745年），以及戲劇《鄉村卜師》（1752年）等二十餘篇作品。因與主流思想有別，盧梭為同儕所輕，尤其是1750年發表《論科學與藝術》後，身心問題引起交往障礙，他在文學共和國總要應對出乎意料的麻煩。
盧梭努力結識聲名顯赫的人，1745年向伏爾泰自薦：“十四年來，我努力不懈，以引起您的關注。”[180]伏爾泰欣賞古典風格，對於新思想不認同，時而批判青年人不諳古典文體，寫作不論章法，他的詩歌《可憐蟲》裏有一個遊**者，借之諷刺時代風氣：
——你最初的生活如何？
——那是地獄，可怕的羅網。
我無財產，無職業，無才華。
讀完幾個蹩腳作家的書，
我也要尋找保護我的人，
迷戀於寫詩的癖好，
無法擺脫，我成了文人。[181]
由於古典主義風格與啟蒙風格的差異，他們的交往不順利。1755年，盧梭給伏爾泰寄去《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伏爾泰視之為反人類的書，言辭刻薄：“從沒有人費這麽多思慮讓我們退化為野獸，讀者讀您的作品時，他希望自己四條腿走路，六十年來，我已喪失這個習慣，不能那樣了，我為此感到不幸。”[182]盧梭體會到諷刺之意，回信時沒留情麵：“重新用四肢走路，那是讓人驚異的奇跡，隻有上帝能如此，這一舉動裏有危險，隻有魔鬼才願意這樣，您還是別用四條腿走路，盡管世上沒人比您做得差。”[183]
第二次接觸不歡而散，盧梭仍未放棄。1755年11月，葡萄牙裏斯本發生8.5～8.8級的大地震，教堂、住房等設施倒塌大半，傷亡八萬餘人，北非的梅德內斯（Mequinez）和得土安（Tetouan）等地也有人傷亡。[184]伏爾泰受地震的衝擊，致信貝特蘭（Elie Bertrand），諷刺英國詩人蒲柏的天真，“如果他在裏斯本，還敢說一切都是好的嗎？”第二年，他又在詩歌《論裏斯本災難》裏徹底否定德國人萊布尼茨、英國人沙夫茨伯裏和柏林布魯克的樂觀：
誤入歧途的哲學家喊著：一切都是好的。
你們過來看看這可怕的廢墟，
斷壁殘垣，還有不幸者的遺骸。
（死去的）婦女孩子積壓著，
破碎的大理石下是殘存的肢體，
大地吞噬成百上千不幸的生靈。
那些流著血、肢體不完整、顫抖的人，
為他們的房屋所掩埋，無人施救，
在備受折磨的恐懼中淒慘度日。
……
看到成堆的遇難者，您會說：
上帝在複仇，他們的死不是在抵償他們的罪？
這些躺在母親壓碎的、流著血的懷裏的孩子，
他們有什麽罪，有什麽錯？
……
（又有高傲的詭辯家對我們說：）
或是因為人生而有罪，
上帝要懲罰他的後代，
或是這個世界的絕對主人，
不發怒，不憐憫，平靜冷漠，
他的第一批法令頒布後是滔滔洪水。[185]
盧梭當時在退隱廬（Hermitage），收到了伏爾泰寄來的詩歌。盧梭曾受蒲柏人文主義影響：“蒲柏的詩緩解了我的痛苦，讓我堅毅。”《論裏斯本災難》卻讓他失落，但他仍為神意辯護：“災難是自然和宇宙中的必要現象，全能仁慈的上帝有意讓我們脫離災難，在所有經濟活動裏，他為人選擇那些利多弊少的……他做得不是最好，卻已盡力。”盧梭展示了慣有的雄辯力：
如果上帝存在，那麽他是完美的，如果他是完美的，他就是明智、強大、公正的；如果他是明智公正的，一切都是好的；如果他是強大公正的，我的靈魂就是不朽的；如果我的靈魂是不朽的，那麽活三十年也無所謂，這或許對於理解宇宙是必要的。如果同意我的假設前提，就不會動搖之後的推理；如果否定我的前提，就不能討論這些推理的後果。[186]
盧梭的信有八千餘法文詞，伏爾泰的回複簡短，以身體欠佳拒絕深論：“當前，請原諒我拋開所有的哲學爭論，這隻是些消遣，您的信寫得很美，但我的侄女病重，我也病了……聽說您已回到日內瓦，希望您來做客，眼下的情況不允許我多說了。”[187]此事未罷休，1759年，伏爾泰出版諷刺小說《老實人》，未改變裏斯本地震後的悲觀論，其中有躲避地震的情節：老實人嚇得魂不附體，目瞪口呆，腦袋昏沉，身上是血跡，打著哆嗦，自言自語，“最好的世界尚且如此，別的世界還了得？”[188]
盧梭希望與伏爾泰結交，伏爾泰並無此意，對之冷嘲熱諷。伏爾泰年輕時同樣尋求過保護人，包括旺多姆（L.-J. de Vend?me）公爵、軍界要員拉法爾（P.-C. de La Fare）、宮廷顧問肖裏（G. A. de Chaulieu），中年後想入選法蘭西學院，為此致信時任院士、路易十五的老師阿拉裏（P.-J. Alary），希望獲得推薦。[189]功成名就，成為費爾奈的“大主教”後，伏爾泰也沒忘記提攜年輕人，為境遇艱難者提供幫助，但盧梭除外。兩人交往多齟齬，是啟蒙時代文人相爭的典型。1762年10月5日，《秘密回憶報》上有一幅漫畫，伏爾泰與盧梭揮拳廝打：
詩人問哲人：你批駁我時為何那麽不留情麵？
哲人回答：無論反對還是讚賞，我都講真話。[190]
（譯者注：詩人指盧梭，哲人指伏爾泰）
與伏爾泰的交往無果而終，但盧梭結識了狄德羅、格裏姆、布弗萊夫人、埃皮奈夫人、雷伊（M.-M. Rey）等貴族、文人或出版商。在《懺悔錄》第八章，盧梭憶及1754年結識出版商雷伊的經過，那時他正想出版第二篇論文，雷伊幫忙不少。他與百科全書派的交往對於他的思想進展及其在公共輿論中的影響力不可或缺。
盧梭努力讀書思考，要寫出為人矚目的大文章。1730年，他創作喜劇《納爾西斯》（Narcisse ou l’Amant de lui-même），因看重“作家的榮譽”，1753年才出版。對於1738年9月寄給《法國信使報》討論地球形狀的信，他希望在“讀者來信”欄目發表，卻無回音。與華倫夫人相處時，他讀過莫裏哀、培爾、聖·艾維萊蒙（Saint-Evremond）、拉布呂耶爾、笛卡爾、蒙田、費納隆、拉羅什福科爾（La Rochefoucauld）等不同風格的作品。與此同時，他的音樂技藝進展快，1742年8月向法蘭西學院提交數字記譜法，以1、2、3、4、5、6、7代替五線譜的音符（do，re，mi，fa，sol，la，si），8月22日，三位科學院的評審委員荷羅（Hellot）、富什（Fouchy）和麥蘭（Dortous de Mairan）判定該方法對歌唱者有益，對演奏樂器的人平添麻煩，所以沒有授獎。[191]1743年，盧梭設法將之出版，題為《論現代音樂》，強調音樂與理性的關係：“我不知道為什麽理性不是音樂的朋友？”[192]
所有努力皆不如1750年《論科學與藝術》在第戎科學院獲獎更有助於他實現理想。18世紀初，風俗與道德的關係曾是法國古今之爭的主題，古派達西埃（Dacier）夫人在《荷馬史詩》法譯本前言裏讚賞荷馬將良好的風俗融入人物性情，“在普遍墮落的時代創作高尚的作品，生來就是改善風俗的哲人”[193]。1740—1749年，這個問題再次攪動了巴黎學術界，盧梭的獲獎是法國的古派對今派的最後反擊。《論科學與藝術》符合第戎科學院的古典道德理想，向往質樸風俗，批判現代科學藝術的害處，有別於巴黎文學共和國的主流精神。第戎是18世紀“外省的首都”，天主教力量強勢，第戎科學院院士多有道德家的傾向，“讚賞西塞羅和塞涅卡的文風，警惕奢侈的蔓延，因其會像傳染病一樣侵害民族精神”[194]。所以，第戎科學院重視此次征文，1750年4月17日至6月19日逐篇審閱十三篇候選文章，7月9—10日全體院士商定獲獎人選，7月17日開會決定頒獎時間為8月23日。[195]科學院的負責人在《法國信使報》和《學者報》刊登節選段落，《論科學與藝術》廣為人知。1751年由巴黎皮索（Pissot）出版社刊行，接連發行三版（1756、1761、1762年），《作品薈萃》（?uvres diverses）收錄三次。[196]同年3月，《公正書目》（Bibliothèque impartiale）說它比長篇作品更惹人注意，因為作者有寫作的技藝，文辭雄辯。10月，《瑞士報》（Journal Helvétique）刊文介紹盧梭的生平，“一個瑞士鍾表匠的兒子”，諾爾姆（J. Neaulme）在《小水庫》（Petit Réservoir）雜誌全文轉載。[197]盧梭的名字時常出現於各地的報紙，裏昂、南錫等地的科學院組織關於科學藝術與風俗的辯論，1751年，英國發行兩個英譯本，日內瓦出版法語第四版和第五版，1752年、1754年又有兩版，1753年在戈塔（Gotha）出版，1760年有了意大利語譯本，1768年有了俄語譯本，為此，狄德羅說它超凡脫俗，“之前沒有如此成功的例子”[198]。
獲獎後，盧梭致信第戎科學院評審委員會：“你們授予我獎勵，這是我渴望的，更是努力爭取的。”[199]但聲譽鵲起，他覺得突然：“什麽是名望？我以這篇不恰當的作品贏得屬於我的名望，自此聞名於世。”[200]那是源於名譽的迷失，之前默默無聞，如今一夜成名，隨之而來的是好奇的觀賞與惡意的嫉妒，自己還未接納新身份，外界也不知道他是誰。1762年致信巴黎大主教博蒙時，他又提到盛名之下的困惑：“一個科學院提出的小問題激**著我的精神，讓我身不由己，把我拋進一個我不擅長的職業……成群的反對者不理解我就攻擊我。”[201]
自1750年到法國革命，這篇論文在文學共和國引起不息的爭論，反駁與辯解涉及科學藝術與風俗的關係。在評審時，第戎科學院已有過爭執，一個拒絕投讚成票的院士、外科醫生勒卡（Claude-Nicolas Lecat）批評他矯揉造作，“語言風格和雄辯確實吸引人，但更多的是技巧而非天然的東西，是誘人的說辭而非確定的敘述”，並盡力為新哲學辯護：
真正的哲學教會我們撕掉偏見與迷信的幕帳，難道隻因少數作家濫用智慧，就禁止培育理性？難道權力、法律、宗教等一切有大用的事物不會有害處？盧梭用強有力的修辭引導人輕視科學、文學，以及哲學家。[202]
第戎科學院的秘書佩蒂（Petit）撰文反駁勒卡，評審時崇古派占了上風。[203]但之後不久，以波蘭國王斯塔尼拉斯（Stanislas）為首結成反對派，《法國信使報》是論戰陣地。1751年7月，該報發表今派拉莫特的《向偉人致敬，莫過於保護文藝》；9月，斯塔尼拉斯匿名發表文章，支持科學的進展，“它有助於認識真實和善良，啟發智慧，淨化風俗”，並批評盧梭的投機心理，“寫的是私人感受，卻想取悅公眾，難道不是自相矛盾？若要反駁，隻需檢驗他的論證過程”；10月，高迪埃（Gautier）撰文支持波蘭國王，“如果像盧梭論述的那樣，科學使風俗墮落，那麽為繁榮科學設立機構的斯塔尼拉斯會受人責備”[204]。
盧梭沒有退縮，1751年11月完成《讓-雅克·盧梭的觀察》，補充第一篇論文。1753年7月在《法國信使報》撰文反駁雷納爾，以煉銅為例說明培育藝術的害處：“法蘭西學院的羅萊（Rouelle）、醫學博士梯耶裏（Thierri），還有幾乎所有的歐洲化學家都證實煉銅對人有害，引發很多疾病，但藝術行業仍在用銅製品。”之後，他又在該報發表《最後的回複》，希望結束爭論。[205]但事與願違，他已是公共輿論的主角，動靜都是話題。
這場爭論的影響不能說小。裏昂科學院（Académie des Sciences & Belles-Lettres）有過持續爭論，1751年6月22日，博爾德（Charles Borde）院士在學院集會時宣讀《論科學與藝術的優點》，論文太長，以至於要讀幾天，對盧梭的觀點逐一批駁：
希臘人將他們的一切歸於科學，其他地區又將一切歸於希臘人……我羨慕那些生活在戰亂或森林裏的民族，卻不想在他們中間尋找幸福？難道非得像獅子或熊，人類才配得上人的名聲？我在《論科學與藝術》裏隻看到了動物的美德，與我們作為人的尊嚴絲毫不符。[206]
1768年2月，雅克（Louis Jacquet）神父在裏昂科學院院士就職演說裏指責科學藝術的濫用使風俗墮落。[207]1783年，格拉特（Garat）憶及盧梭風俗論的意義，不免誇大，卻說明它的持久影響力：
自從盧梭批判藝術與社會後，所有人不是藝術與社會的敵人，就是它們的保衛者，之外沒有其他立場。人們到世界各地旅行，好像隻有一個目的，檢驗盧梭描寫的原始生活到底是好是壞。[208]
盧梭去世後，他的作品又為人關注。1783年，博爾德在《再論科學與藝術的優點》中說他有“構思巧妙的矛盾”[209]。斯塔爾夫人覺得他想解釋善惡為何並存，就將讀者帶入寓言裏的黃金時代，“這是幻想，但煉金術士尋找‘哲學石’時發現了秘密，盧梭在尋找完美狀態的知識時發現了真理”[210]。1790年，一篇獻給盧梭的頌歌裏重提《論科學與藝術》，“他希望帶領人回歸淳樸，向他們展示本初的善”[211]。在英國，民眾樂於談論“那個公民”，並開啟了一場混亂的辯論。1799年，沃克（G. Walker）在曼徹斯特文學哲學會朗讀了兩篇反駁的文章——《捍衛學問與藝術》和《論奢侈與墮落不是科學與藝術的結果》，他覺得科學藝術更能為人類的道德引路，“盧梭為名聲而不憚於質疑常識，竟敢公開詆毀那些為人讚賞的事”[212]。
盧梭因反對科學而受批評，他的回應引起更多反擊，是非難辨，卻讓他成為文學共和國的名人，他的交往得以展開，後來當選法蘭西學院院士的馬蒙泰爾就是在霍爾巴赫的沙龍裏與剛獲獎的盧梭相識。之後，他又兩次參加征文比賽，一次是1751年科西嘉科學院（Académie de Corse）的問題：“英雄最應具備哪種美德，若沒有他是怎樣的人？”[213]1753年11月，第戎科學院在《法國信使報》刊登征文告示：“人類不平等的根源在哪裏，那是不是自然法所許可的？”獲獎的是貝藏鬆科學院的院士塔貝爾神父（F.-X. Talbert，1725-1805），一個多題材作家、貝藏鬆教堂的議事司鐸，曾負責《百科全書》的詞條“騎士”。[214]他也想在文學共和國謀求名聲，1769年以《工業頌歌》（Ode sur l'industrie）獲得帕奧科學院（Académie de Pau）的征文獎，1774年以《蒙田頌歌》（Eloge de Michel Montagne）獲得波爾多科學院的修辭獎。他一生努力，卻不像盧梭那樣聲譽鵲起、毀譽參半。
《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未得獎，但在雷伊的幫助下於1755年出版。與第一篇論文一樣，盧梭美化原始風俗的觀點又引起爭論。啟蒙時代關於理想社會的表述有兩類：一是遙遠海島上的原始部落，1725年曾有冒險家從密西西比叢林帶回四個野蠻人，送到楓丹白露，伏爾泰與之交談過。[215]二是不存在剝削與壓迫的阿卡迪亞（Arcadia），古希臘地名，位於伯羅奔尼撒半島上的高地，曾出現於荷馬史詩《伊利亞德》，古典田園詩以之為世外桃源，那裏的居民過著田園牧歌的生活，在18世紀的語境裏有理想國之意。盧梭參考巴黎聖日耳曼（Saint-Germain）森林的荒野生存見聞及當時的遊記，追溯人類不平等的社會根源，將原始習俗引入政治哲學。他讀過沙爾勒瓦的《新法蘭西的概貌與曆史》，其中有一個情節：一群善良的野蠻人救起一個被海浪吞沒的法國人，為使他安心，他們呼喊著，語言不通，他更害怕，於是讓他麵向太陽坐在石頭上，在附近燃起一堆火，脫光他的衣服，晾幹後還給他，供他吃飯，他們覺得他急於見同伴，就將之引向海邊，分別時相互擁抱。[216]
1783年7月，《法國信使報》針對《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發起論戰，署名作者M.P.D.L.C.批評盧梭對原始人的美化，“他的推理不切實際”[217]。7月19日，格拉特在該報撰文，認同M.P.D.L.C.的觀點，“原始人沒有美德，社會才是人的歸宿”[218]。革命時代，尤其是1789—1794年，盧梭的原始意象仍有吸引力，質樸的美德與革命理想能一同破除使人墮落的文明惡習：“那些遊**於森林的原始人，以果實和根莖為生，飲山泉，與天真、美德最近，但黃金年代因文明而腐化。所以，無知、野蠻與自由相關，專製、奴役與文明相關。”[219]
零星的戲劇詩歌同樣為盧梭贏得名聲。1752年10月18日，在楓丹白露宮劇場，《鄉村卜師》因優雅的愛慕心理大獲成功，1756—1763年多次在凡爾賽宮上演，1765年又在巴黎皇家音樂學院（Académie royale de musique）上演，而在倫敦，一名觀眾讚揚盧梭為“荷馬之後唯一的詩人”[220]。18世紀中期關於意大利與法國戲劇的爭論中，《鄉村卜師》一度是法國戲劇的代表作，無論韻律、美感，還是動人的故事。1755年，盧梭的匿名詩歌《西爾維小路》（L’Allée de Silvie），堅持一貫的情感風格，“在這個迷人的避難地，我感受到的是平靜自由的心靈”；他隨後完成戲劇《那爾西斯》，前言備受爭議，但爭議讓人產生好奇，《那爾西斯》一個月裏至少重印了三版。[221]
《新愛洛漪絲》是舊製度晚期的暢銷書，1761—1788年發行四十版，不包括盜版，到1800年前至少發行七十版。[222]《學者報》說它怪誕，卻令人難忘，“文辭裏是美德和雄辯，想象有力量”[223]。盧梭的敵人格裏姆覺得裏麵的人物瘋了，沒有理智。[224]但這部作品廣受歡迎，1761年4月，一位讀者給盧梭寫信，“我的心要在快樂中死去，您喚醒它與生俱來的感性，讓它有了生命”；布裏什（La Briche）拿起書，吃飯時才放下，“我從未讀過這樣的書，其中的美德能穿透心靈”；丹特萊格（d’Antraigues）伯爵獨自在家，反複讀，讀罷返回書店，要買下盧梭的其他作品。[225]布爾迪克（Bourdic）男爵夫人見到一位優雅的外省女士含著淚閱讀。[226]
如何解釋近乎狂熱的閱讀興致？盧梭的情感關懷衝破了作者與讀者的距離，讀者不再是沉默的石像，而是坦誠的傾聽者，近在身邊。作者不再是正襟危坐的先知，他的心靈觸手可及，語言的起承轉合裏是喜怒哀樂，對話的願望激起讀者與作者的親密感，或是假想的友誼。盧梭致力於發掘這種新關係，他的文字裏有“傑出的天才、活躍的想象、質樸的道德與迷人的情感”[227]。盧梭作品的出版收益越來越高。1761年8月，得知《愛彌兒》已完稿，巴黎出版商杜切尼（Duchesne）與之簽訂協議，以六千利弗爾購得版權：
我，讓-雅克·盧梭，日內瓦公民，同意將《愛彌兒或論教育》手稿轉交給巴黎書商杜切尼先生，作為他們的私人財產，供他及其法定繼承人使用，我獲得六千利弗爾，轉交手稿時支付三千利弗爾現金，剩餘的費用以支票償付。[228]
1762年《愛彌兒》出版後，幾乎人盡皆知，讀起來手不釋卷，“語言與思想奇特優美，能喚起母親的情感，使之認識到自己的職分和其中的幸福”[229]。裏爾丹侯爵為之作了一首詩歌：
他喚醒了母親對孩子的慈愛，
他激起了孩子對母親的關懷，
自從來到世上，他就是人類的恩人，
為了讓人類更美好，
他讓他們更自由。[230]
《愛彌兒》的教育理念與眾不同。1762年7月21日，《秘密回憶報》刊登文章《反駁盧梭的新作》，批判《愛彌兒》的第三章，因其攻擊聖經啟示錄；同年8月12日，多菲（Dauphin）在該報上指責它“擾亂秩序，讓人不幸，《社會契約論》也很危險”[231]。在致D先生的公開信裏，格裏菲（Griffet）神父將《愛彌兒》與《論人類不平等的根源》相聯係，“作者的瘋狂幻想足以危及文明社會，危及君主製和基督教”[232]。但法國思想界關心教育改革，盧梭的理念時常被人提及，包括1763年巴比耶（Barbier）的《兒童教育原理》，1764年格裏維（Grivel）的《少年之友》，1765年伽米埃（Garnier）的《市民教育》，1770年科耶（Coyer）的《公共教育規劃》等。盧梭對於兒童心理和體能的理解影響到了格裏維的《少年之友》、拉圖爾的《論幸福》和科耶的《公共教育規劃》。[233]1787年，塞拉那（Serane）在《共和
教育理論》中采納盧梭的方法對付一個朝三暮四的小孩：允許他在空闊地上盡情玩，等累了，將之鎖在屋裏，不要理會他累不累，任憑他吵鬧，讓他體會在玩樂中要有溫和的儀態。[234]鑒於這部作品的影響力，奧格（Auger）神父將盧梭與柏拉圖、普魯塔克、蒙田、洛克、費納隆和羅林（Rollin）等古今教育家並列。[235]
《社會契約論》與時代政治思想契合。17世紀，神權世俗化，信仰不再純正，信徒由對上帝的虔誠轉化為對教權的服帖。君權在強化，但它不是現代權力，君權神授，隻有國王的統治是正義的。所以，神權和君權是單向的說教，隻要求服從。文學公民質疑這一類權力的依據，並從自然狀態裏推導理想的政治秩序，洛克的《政府論》、斯賓諾莎的《神學政治論》、霍布斯的《利維坦》表述有別，但目的相同，拋棄不合理的製度，在沒有從屬關係的狀態中尋找現代權力的起源：
設想人與人彼此孤立，不存在正義與不正義的現象，那是純粹自然與獨立的狀態。隨著交往增多與個人財富的積累，會有相互的約定，以保障個體的安全和財產權。[236]
與自然狀態相關的是契約理論。蠻荒時代的人賦予政府以權力，前提是它要保障民眾生命、財產和自由，若有違反就會被推翻，這是現代政治意義的契約。1728年6月，昂熱（Angers）地區教務會議的主題是，“什麽是社會契約（Contrat de société），它有多少種類，它的公正性與可行性的基礎？”這次會議追溯了社會契約的詞義、起源、形式和法律意義的終結，以及社會的起源、分類和構成。[237]而盧梭的《社會契約論》涉及世俗政治理論，是理想化的表述，1762—1763年發行12版，1772年又發行了1版。[238]但他未曾參與公共事務，寫作時僅參考幾本政論作品，馬基雅維利的《佛羅倫薩史》《論李維》，西格努斯（Sigonius，1520—1584）的《論羅馬法》，拉波哀西（étienne de La Boétie，1530—1563）的《論自願服從，或反獨裁者》，這是為人詬病之處。[239]
“從沒有一個哲學家像盧梭一樣，身體上那麽不幸，在文字世界裏卻那麽榮耀。”[240]1751—1762年，他的名字出現在科學院的報告、詩歌、匿名文章和警察檔案裏，是18世紀的歐洲名人，比肩普魯士國王和伏爾泰。他的作品一再重版：1750—1763年，《論科學與藝術》發行18版；1755—1782年，《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發行8版；1758—1769年，《致達朗貝爾的信》發行6版；1761—1788年，《新愛洛漪絲》發行40版；1758—1782年，《論政治經濟學》發行8版；1762—1788年，《愛彌兒》發行22版。[241]1763—1776年，《致巴黎大主教博蒙的信》發行10版，出版前就有人販賣手抄本；1764—1767年，《山中來信》發行11版。[242]盧梭的稿費一路漲高：《論科學與藝術》是為參加征文比賽，有名無利；《鄉村卜師》，賺取500利弗爾；《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600利弗爾；《致達朗貝爾的信》，700利弗爾；《新愛洛漪絲》，2160利弗爾；《社會契約論》，1000利弗爾；《愛彌兒》，6000利弗爾；《山中來信》，1000利弗爾；《致巴黎大主教博蒙的信》，500利弗爾，或更多；《音樂辭典》，1200利弗爾，或更多。[243]
聲譽鵲起，在於盧梭生逢其時，那是法國啟蒙的鼎盛時代，“一個思想開放的季節”[244]。1746年狄德羅出版《哲學思想》，1748年孟德斯鳩出版《論法的精神》，1749年布封出版《自然史》，自1751年《百科全書》連續出版十五年。現代人格不再唯唯諾諾，敢於創造。戲劇爭論擴及風俗道德，1750—1758年，盧梭完成《論戲劇》前已有五十餘篇論戰文章，尼考萊（Nicole）、博敘埃、孔第親王參與其中。在盧梭的童年歲月，立法原理和政治製度已是思想界的話題，格勞秀斯、普芬道夫、朱利（Jurieu）、布拉馬基（Burlamaqui）留下了經典作品。關於教育，1750—1760年，杜爾格、康坦尼（La Condamine）、杜克洛、博奈（Bonnet）、愛爾維修、博蒙（Beaumont）夫人批評教會教育的弊端，推行實用教育。[245]盧梭有對旅行的迷戀，少年時代，在日內瓦雕塑家杜坎姆（Ducommun）的作坊當學徒時，他向特裏布（Tribu）借閱《魯濱孫漂流記》（阿姆斯特丹法語版，1720年），愛不釋手，寫《愛彌兒》時又讀了一遍。[246]所以，盧梭論述的不是新問題，卻開拓了理性與情感的內涵：
那位古怪卻敏銳的觀察家知道，要吸引公眾，就得創造奇跡。異教神話的奇跡早已失效，繼之而來的巨人、巫師、仙女和浪漫的英雄故事耗盡了屬於它們時代的那份信心，對於現在的作家……隻能在生活、風尚和特殊局勢下創造出前所未見的、對政治和道德有衝擊的奇跡。[247]
盧梭的雄辯與迷離使之與眾不同，赴英避難時仍是那裏的話題人物，普通人歡迎他，上流人物也是，裏斯頓（Liston）說“他讓人有更不可抑製的好奇心”[248]。即使在英國黨派鬥爭激烈的時代，報刊仍時刻追蹤他的言行。1765年12月，他從斯特拉斯堡上路，途經巴黎，至加來海邊，一路上不乏關注，抵英後，民眾談論他的外貌與性情，“穿著皮上衣，戴著皮帽子，有些傻”，了解他的清貧後，為助其改善生活，讀者發起認捐活動。[249]
盧梭曾在作品裏批評英國，但剛去不久，他樂意與那裏的人相處，“我喜歡瑞士勝於英國，而我喜歡英國人勝於瑞士人”[250]。為盡快融入公共交往，他對照《愛彌兒》的英譯本學習英語，三個月裏進步很快，他還答應休謨在英國舞台出演《欺騙的把戲》（Trick of Hocus Pocus），他在威尼斯任使館秘書的時候演過其中的角色。[251]18世紀中期，英國現代自由製度初具眉目，文字事業受普遍尊重，他作為文學共和國的大人物，受到英國人的保護，即使生活清苦一些，也會住下去，若回法國，至少要避過舊製度的怒氣，但不經意間，故事情節急轉直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