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62年5月，盧梭在法國的處境日益危險，6月22日國王禦前會議決定：在凡爾賽宮的院子裏撕毀並焚燒他的書，“書上標明的作者要予以逮捕，關押於巴黎高等法院監獄（Prison de la Conciergerie du Palais）”。[3]盧梭輾轉去了莫第埃村，1765年又被當地宗教勢力驅逐，當時他有四個容身之處：普魯士、荷蘭、英國和薩克森-哥特（Saxe-Gotha）公國。英國不是理想的避難所，他對這片土地陌生，無論語言、風俗還是思想傳統，因布弗萊伯爵夫人的努力，他最終去了那裏。
1762年，盧梭被巴黎高等法院追捕時就有去英國的機會，布弗萊夫人致信休謨，請求他提供幫助，是年7月1日，休謨欣然應允：“我敬重他的美德與天才，願為其服務，他在英格蘭聲譽良好，我希望英格蘭人的優雅讓他印象深刻。”[4]布弗萊夫人收到休謨的信後譯成法文，轉交盧梭，他剛在莫第埃村安頓妥當，借口旅途遙遠沒有答應。[5]他更喜歡住在瑞士的小村子，對英國的印象並不好：
法國若不是自由人的國家，也是人道的國家……法國人好客，保護外國人，甚至能容忍刺傷他們的真理，假如有人在倫敦敢於對英國人說那些在巴黎對法國人說的一半壞話，那裏的人大概會用石頭痛擊他。[6]
1763年8月，盧梭四麵受敵，他想過去蘇格蘭，投奔老朋友基斯伯爵（George Keith，任職於軍隊），後來不了了之。之後兩年，在莫第埃的生活越發困難，教會不友好，普通信徒對其也有敵意。1765年6月，莫第埃召開教務會議，視之為“反基督者”。[7]這是教會法中嚴厲的判決，盧梭不得已開始了流亡歲月。為保證他的人身安全，普魯士國王在路上派人保護，其他友人也盡其所能。[8]盧梭去了聖皮埃爾島，一小塊位於湖心的陸地，離瑞士新教城市納沙泰爾不遠，當地人稱之為“土塊島”，但不久又被驅逐。
在歐洲大陸沒有容身處，1765年10月17日盧梭致信培魯：“到處受追捕，柏林太冷，我想去英國。”布弗萊夫人得知後，與英國駐法使館秘書休謨聯係，休謨與盧梭相約在巴黎見麵，然後一起赴英。[9]對於這次旅行，盧梭多次猶豫，但也隻好接受：“去英國的想法越來越吸引我，尤其想到與您（休謨）旅行的快樂。”[10]11月17日途經斯特拉斯堡，當地宗教勢力對之警惕，普通人卻熱情歡迎。他就是否赴英避難一事詢問一向尊敬的基斯，基斯說休謨是好人，“英國氣候溫和，法律健全，是成文法，而不是人在影響社會秩序”，並願意資助路費。12月7日，另一位友人德呂茲也建議他去，“從各方麵看，英國比普魯士更適合”。[11]至此，盧梭從心底裏接受了休謨的幫助：“您的善意裏有對我的尊重，讓我感動，最合適的回複是接受……五六天後我就出發，與您相見。”[12]12月9日上午七點，他從斯特拉斯堡上路，乘坐郵車，忍著病痛，日行三五十公裏，16日晚抵達巴黎，落腳於聖西蒙（Saint-Simon）旅館，因受孔第親王（Prince de Conti）保護，很快獲得法國通行證。期間，來訪者如過江之鯽，休謨第一次體會到盧梭的名聲，“法國人對他的喜愛，使任何人遜色”，休謨作為他的保護人覺得光榮，並為盧梭的朋友讚賞。[13]艱難的境遇已在他的心裏留下陰影，日複一日地累積，沒有緩解的良方。
避難路上，論敵的嘲諷不斷。1766年1月4日，盧梭和休謨從巴黎啟程赴英，因持有通行證，教會未阻撓。但沃波爾模仿普魯士國王的語氣，寫了一封諷刺性十足的信（Lettre du roi de Prusse，以下簡稱偽信），發表於《聖詹姆斯紀事報》（St. James’s Chronicle），傳播極快，而這顛覆了盧梭對英國之行的美好想象：
親愛的讓-雅克：
你離棄了故國日內瓦，又被瑞士驅逐，那可是你在作品裏極力頌揚的地方，法國把你列為通緝犯，到我這裏來吧，我欣賞你的才能，樂意消遣你費時費力炮製的幻想。你讓人到處談論你那奇怪的秉性，這對君子而言不合時宜。你應該向敵人展示理智的一麵，於你無害，卻讓他們氣惱。你可在我的國家隱居，我願意效勞，當然要有你的允許。你若執意拒絕，我不會告訴任何人；若自尋苦惱，恭請自便。我是國王，能讓你享盡酸楚，而且我知道你的敵人所不知道的折磨人的手法。你若不再向人誇耀你的苦境，我就不迫害你了。
你的好朋友
弗裏德裏希[14]
這封信源於巴黎沙龍的閑談。沃波爾生性桀驁，喜歡嘲諷政治和文學騙子。一天晚上，在若弗蘭（Geoffrin）夫人家聚會，談及盧梭的趣聞，說他多情、自相矛盾，沃波爾回家後記下了談話內容，寄給愛爾維修和尼維農（Nivernois）公爵，他們為之潤色語言，並建議發表。[15]休謨對此有所耳聞，曾要求沃波爾不要公開，至少在他和盧梭離開巴黎前別發表，沃波爾未聽勸告，“信的抄本像野火一樣越燒越旺”，經由英國的《聖詹姆斯紀事報》和法國的《秘密回憶報》轉載後，情況更糟。[16]當時，亞當·斯密在巴黎遊曆，他在沙龍裏目睹了熱鬧的情境，嬉笑怒罵不一。
赴英途中，盧梭還不知道這封信，但其他遭遇足以使之不快。從巴黎到加來港，途經沙朗（Chalons）時，盧梭造訪當地的本篤會圖書館，碰到管理員卡什（Dom Cachot），卡什與之談起一本匿名小冊子《日內瓦盧梭的抄襲》，它指責《社會契約論》不是原創的，盧梭覺得卡什陰險，“目光與莫第埃的牧師一樣邪惡”[17]。1766年1月5日晚，在小鎮羅伊（Roye）停駐，盧梭與休謨同住一室，睡夢中他仿佛聽到休謨的呼喊：“我抓到讓-雅克·盧梭了。”1月8日，一行人抵達加來港，海上風浪大，兩天後登船，二十海裏（約四十公裏）航行了十二小時，盧梭始終在甲板上，不顧海浪和冷風的吹襲。1月13日，到達倫敦城，沿途見聞讓人窒息，盧梭看到路邊絞刑架上掛著受刑者的屍體。[18]無論那個人是否因罪孽或冤屈而死，權力的影子是抹不去的。初到倫敦，休謨向多人寫信通報，他覺得完成了法國朋友的囑托。[19]那時，他似乎對盧梭印象不錯，願與之生活一輩子，說他溫和有禮貌，熱心腸，像蘇格拉底一樣文雅持中。之前，休謨因其懷疑論被譴責無視信仰，此時因幫助盧梭得到一些人的寬容：“我是基督徒，有信仰，我原諒你對上帝的疏忽，隻因為你照顧他。”[20]
溫和友好的氣氛之下，矛盾在積累。1766年1月23日，英國國王喬治三世和王後邀請盧梭參加宴會，他的狗“蘇爾坦”狂吠不停，盧梭拒絕出席，最終在休謨和英國朋友的勸說下勉強參加，卻引起各方不滿。當晚，皇家劇院上演黑爾（Aaron Hill）的悲劇《紮拉》（Zara）和諷刺劇《萊特》（Lethe），國王和王後在盧梭包廂的正對麵，“他聽不懂英語，卻又哭又笑”[21]。3月17日，休謨告訴盧梭，康維（Conway）將軍想請他吃飯，他說自己病了，借故推辭。[22]休謨陪同盧梭渡海時，看到他始終在甲板上，不怕風浪，此時卻脆弱不堪，不免懷疑他不真誠。
1750年，《論科學與藝術》的英文版發行後，英國人對盧梭很好奇。1762年後，作為受歐陸勢力迫害的思想家，英國報刊的好奇心有增無減，熱衷於他的風格和令人慨歎的遭遇。1765年1月，《紳士雜誌》（Gentleman’s Magazine）報道荷蘭政府對《山中來信》的處罰；9月24日，報道他在莫第埃差點被三個陌生人謀殺的傳聞，“他們闖進屋子，但沒有發現他”。事件的真實性有待考察，卻說明盧梭已是輿論的主角。1766年1月10日，《英國紀事報》（British Chronicle）說“所有人迫不及待地想見他”。[23]《新愛洛漪絲》和《愛彌兒》在英國風靡一時，《蘇格蘭雜誌》（Scots Magazine）介紹作者生平，為他遭受迫害鳴冤，待其抵達，各地名人前來拜訪，包括王儲和約克公爵。[24]
不多日，盧梭厭煩了來客，搬到郊區齊斯維克（Chiswick）的一家雜貨店。期間與休謨拜訪倫敦城內哈利街（Harley Street）的畫家羅姆塞（Allan Ramsay），羅姆塞為休謨畫了肖像，順便為盧梭畫了一幅（圖2-1）；1766年3月13日或14日，羅姆塞的助手格賽（Gosset）拿著休謨的介紹信，為盧梭送畫。[25]與1753年法國畫家拉圖爾（Q. de La Tour）的作品相比（圖2-2），盧梭覺得自己在羅姆塞的畫裏顯得精神緊張，於是猜測畫家心懷惡意，貶低他在英國的形象：“我在畫上顯得粗野，麵容像是（希臘神話中的）獨眼巨人，休謨長著獨眼巨人的腦袋，肖像上卻有迷人的表情。”[26]更糟的是，他們的畫像被人擺在一起展覽（圖2-3），盧梭覺得受到了刻意的侮辱：“你們賦予我如此柔和的線條，你們想畫我，卻枉費心機，畫出來的隻能是你們自己。”童年時代感到孤獨，青年歲月備嚐艱辛，中年時代又碰上了亂糟糟的風俗，盧梭心裏缺乏安全感，在英國不久就覺得那裏的人也在害他，肖像畫是陰謀的開端，之後再巧妙地貶低他。這是盧梭與休謨間的第一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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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1 盧梭肖像，Rasmay畫，176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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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2 盧梭肖像，La Tour畫，175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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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3 公開展覽的盧梭、休謨肖像組合畫，1766年
1766年2月10日，特蕾茲在蘇格蘭青年博斯韋爾的陪同下到達倫敦，盧梭的住處尚無著落。休謨聯係了達文波爾，他在距離倫敦不遠的武通（Wootton）有房子，位於德比郡（Derby）與斯坦福郡（Standford）交界處。3月1日，盧梭在羅姆塞家與達文波爾見麵，決定去那裏。[27]3月18日，他與特蕾茲坐郵車經倫敦城去德比郡，22日下午到達武通——一個田野裏的村莊，有一座哥特式的小教堂。看門人熱情歡迎他們，但陰沉的天氣持續了幾個星期，盧梭不停抱怨，“春天很冷，或下雨或下雪，伴著烈風”[28]。無法出門，他便在屋裏彈大鍵琴，給朋友寫信，修改《懺悔錄》，繼續寫二至四章，天氣好就上山散步，采集植物標本。盡管不喜歡這裏，他還是向休謨致謝，說願意在此度過餘生；又致信達文波爾：“武通太美了，我沒有發現不足。”[29]除感激外，盧梭對休謨隱瞞郵車費用有所不滿。休謨和達文波爾提前為他乘坐的郵車付了車費，謊稱是免費的，他們知道盧梭沒有錢，但有尊嚴，得知實情後，盧梭更加懷疑休謨的意圖，想毀壞他的名聲。[30]這是盧梭與休謨的第二個問題。
第三個問題源於英國報紙的無端諷刺。1766年4月1日，《聖詹姆斯紀事報》以英文和法文發表偽信，4月7日發表盧梭的學生“愛彌兒”的信，仍是沃波爾偽造的：
親愛的老師：
一到這個國家，有人就對我說您精神失常……對一個跟您開玩笑的人（沃波爾）發怒，他隻是給您提些好建議。我寧願相信（這與您通常做法的）不一致，不是因為瘋癲，而是您的策略……您不顧這個國家的趣味，想要他們談論您……英國人誠實質樸，不矯飾，不會甜言蜜語，有良知，愛國愛自由，人人各得其所，從不關心文學爭論的悲苦和遊手好閑者的瑣屑追求。
您應該相信普魯士國王對別人借用他的名字（寫信）不會生氣，也不會對您穿的土耳其服裝表達奉承之意。人們爭相閱讀您的作品，您卻做了件從未有過的傻事，聲稱那個在巴黎編造笑話的人有英國同謀……憤怒讓您變得荒唐，使嘲笑者第一次被冠以同謀的“罪名”。一旦此類的離奇事件構造出來，就沒有什麽更讓哲學家心碎……若是有人發覺您的可笑之處，您還能心平氣和地攻擊宗教和政府，別人卻是黑暗和惡毒的創造者與同謀？睜開眼吧，親愛的老師，您以前有些蠢，現在可不了，正像您寫的詩：麵具落下，人是其是，英雄亦消失。
最後提醒您，那封信的作者不曾想讓您難過，他本以為您會反過來愚弄他一番。為了不使您再次失去耐心，他隻用禮數回應您的侮辱。
愛彌兒[31]
無度的諷刺擾亂了盧梭的心境。1766年3月9日他讀到偽信，急切地想知道是誰寫的，德比郡的青年布斯比對此有記錄：“一天早晨，我發現盧梭怒氣衝衝，他在一張倫敦的報紙上看到普魯士國王的信。”[32]盧梭猜測是伏爾泰所為，後又懷疑達朗貝爾，休謨不置可否，卻將消息轉告達朗貝爾，這促使他力勸休謨發表《關於盧梭休謨之爭的真誠簡略的描述》（以下簡稱《告白》），因其不想被人指責。[33]培魯告訴盧梭信是沃波爾寫的，“外界都這樣議論”，而沃波爾是英國駐法國使館人員，休謨也在那裏工作，模糊的關係是盧梭一係列猜想臆斷的根據，沃波爾或達朗貝爾，“無論哪一個，他們是朋友”[34]。
在英國，盧梭的人身安全有保障，內心卻不平靜，他以為在交往中不受公正對待，一些施以援手的人在友情的麵具下陷害他。1766年3月中旬，他說自己的信被人偷看，3月31日覺得陷入“江湖騙子的圈套”。[35]休謨就隱瞞偽信一事表達歉意，但盧梭不再信任他，4月初指責他耍弄騙子伎倆，“竟與小特羅尚和沃波爾交往”[36]。諷刺政治人物在英國已是民眾習以為常的輿論風格，盧梭不適應，4月7日向《聖詹姆斯紀事報》寫信抗議：
普魯士國王的公開信誇張無度，在您身上看不到對國王應有的敬意，竟把一封充滿惡意的信歸於國王名下。隻根據它的離奇與惡毒就知道不是國王寫的，您竟敢簽上國王的名字，就像您看著國王親筆寫的。先生，我得提醒您，這封讓我心碎的信是在巴黎偽造的，杜撰人在英國有同謀。
為了國王、真理還有我的名譽，您要刊登我的信，我已簽名，如果您覺得在這件事上被人利用了，這會補償您的自責。先生，我向您致意。
讓-雅克·盧梭
1766年4月7日武通[37]
4月10日，該報發表了盧梭的來信，未道歉，反而變本加厲，4月17—19日發表伏爾泰的信，24—26日又有兩封“攻擊力很強的信”[38]。盧梭遂將之歸入敵人的陰謀：“至少六個星期內，英國報紙對我是恭敬的，最近改變了口氣，對我輕視，虛情假意。”[39]他對英國的好印象全無，厭惡那裏的汙濁氣，“英國人希望被騙，不了解他，卻要評判，毫無正義心”[40]。
第四個問題是年金風波。休謨得知盧梭生活不寬裕，但仍然拒絕普魯士和法國國王的資助，於是他想施以援手，為之向喬治三世申請年金。1766年1月，在加來時休謨曾征詢他的意見，盧梭說要聽一聽基斯的建議，基斯來信說要感謝休謨，他是“好人大衛”（Bon David）。[41]因聯絡人康維將軍生病，此事耽擱，5月3日才有眉目，盧梭首先要向康維表明申請的意願，但在猜疑中，他以為休謨想以此害他，遂斷然拒絕。康維告知休謨，休謨又驚又氣，耐著性子勸他接受，並就偽信一事再次道歉，盧梭不予理會，反而斥責他：
您的慷慨讓我感動，帶我來英國，表麵上為我尋找避難地，卻是羞辱我……我不願跟您交往了，不接受您為我爭取的好處，再見吧先生，祝您好運……這是您最後一次收到我的信。[42]
第五個問題是盧梭在倫敦見到了宿敵特羅尚的兒子。特羅尚讚賞亞當·斯密的《道德情操論》，遂將小特羅尚送到格拉斯哥大學跟隨斯密學習。1766年1月，小特羅尚取道倫敦回瑞士，任教於格拉斯哥大學的埃利奧（Elliot）在倫敦有房子，小特羅尚住在那裏。[43]盧梭陪同休謨到布肯漢姆街（Buckingham）拜望他的蘇格蘭同鄉、經濟學家斯圖亞特（J. Stuart），埃利奧和斯圖亞特兩家相距不遠，遂冤家相逢。與此同時，盧梭發覺信件常被人私下拆開，報紙上總有他的新聞，所以認為小特羅尚是日內瓦派來的間諜，盧梭又得知休謨經常到埃利奧家，心中悲憤。[44]小特羅尚注意到盧梭的反應，並轉告父親：“我在倫敦時，盧梭與休謨來了，他痛恨我的名字，以為我來倫敦是為監視他……他還問休謨，我們家是否有力量在倫敦禍害他。”[45]
第六個問題是信件轉交的麻煩。18世紀信件投遞周期長，逢上壞天氣更慢，讀寫之間有一塊想象的餘地。1766年5月19日，盧梭給勒尼（Lenies）寫信，6月10日才到達。6月14日，培魯寫於瑞士納沙泰爾的信，半月後身在英國的盧梭才收到，他原以為培魯不想回信。更糟的是，信件有時會丟失。6月28日，盧梭抱怨不久前給伊維農（Ivernois）的信半路上丟了。[46]當時的英國，外埠來信要求收信人付郵費，盧梭因經濟困難拒絕簽收，休謨獲悉後，出錢替他收下這一類的信，拆閱後，若有重要的就轉交給他。休謨本是好意，盧梭想到不久前丟的信，不免懷疑休謨在窺探他的隱私。孤立的事在沉鬱的精神裏有了確切的因果聯係：“我收到您的信，它被拆開過，又重新封好，是休謨給我的，他與江湖騙子特羅尚的兒子聯係密切……與我在巴黎的敵人交往頻繁。”[47]
至此，盧梭的心理已失控。1766年4月中旬他持續向友人寫信揭發敵人的卑劣，致信維爾德蘭夫人時將休謨納入陰謀，致信拉圖爾夫人（Boy de la Tour）時說休謨企圖毀壞他的名譽，致信同姓朋友盧梭（F.H. Rousseau）時懷疑休謨籌劃了更多的陰謀，致信羅斯（Rose）時斥責那一夥是“戴麵具的猴子帶領的一群頑童，濺了他一身泥水”[48]。在孤獨與惶恐裏，他陷入悲觀的宿命論：
似乎從童年起，命運就為我布下陷阱，讓我長期以來輕易跌落。生來輕信，一旦明白，我迅速走向另一個極端……厭惡人類。[49]
1766年5月10日，盧梭的陰謀圖已趨完整。那天，他給三個人寫信，致馬勒澤爾布的長信中曆數陰謀的罪證，“開始於1762年，由伏爾泰、休謨、達朗貝爾、特羅尚、舒瓦瑟爾公爵、巴黎大主教博蒙等人謀劃，休謨是主角，他道貌岸然，居心叵測”，為此盧梭要退出公共交往，今後不再看報；給德呂茲夫人的信裏，他描述了武通的住所，抱怨英國氣候；致信培魯時，他將偽信的罪責歸於達朗貝爾，“我了解他的風格，這封信像我親眼看他寫的”[50]。7月10日，他寫了一封萬言書（八千餘法文詞），曆數1762年以來所受的迫害，指責休謨策劃陰謀。[51]米拉波是《愛彌兒》的熱心讀者，得知紛爭後力促息事寧人：“休謨可能有不周之處，卻是好人，溫和恬淡，不拘小節。”[52]此時，沒人能說服盧梭，他已決心與社會隔絕，全力撰寫《懺悔錄》，以表明他的善良天性，揭發敵人的惡。被害心理是精神異常中對假想敵人的反擊，不合常理又難以預料，休謨被動應付，有些慌亂，他向朋友訴說冤屈，責備盧梭的不可理喻，以及沃波爾的魯莽。[53]
這件事像以前法國佩劍貴族的決鬥一樣四處傳播，引起種種推測。一位親曆者寫道：“那個哲學家和來自北方的休謨的矛盾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54]巴黎地區有影響的沙龍，包括霍爾巴赫沙龍、勒皮納斯（Lespinasse）夫人的沙龍時常討論，愛爾維修、尼維農公爵、莫爾萊、杜克洛（Dulcos）、杜爾格（Turgot）等哲學家或政治家想知道前因後果，法國南方的《阿維農郵報》（Courrier d’Avignon）期待各自公布來往信件，英國國王也希望了解詳情。[55]
既然沒有和解的可能，維護名譽就顯得緊迫。1766年7月，休謨向霍爾巴赫尋求對策，霍爾巴赫隨即在自家沙龍討論；不久又致信布萊爾（Blair），斥責盧梭是卑劣的惡棍，“與有才能的人爭論是危險的”[56]。7月4日，休謨決定撰寫他們的交往始末，請求達文波爾到盧梭的住處，將他寫給盧梭的信謄抄一份，8月休謨完成草稿，即《告白》一文，起初在熟人間傳閱，對於能否出版，休謨猶豫再三：
盧梭是惡棍、瘋子，或兼而有之……除非迫不得已，我不會公布信件……我的行為會為我博得名聲，他的行為將使他身敗名裂，他的作品也將毀滅。本來就浪得虛名，當作者的品質一落千丈時，對作品的評價自然會下降。我擔心我會被迫公布這些文件……沒理由害怕令人長期不快的爭論。[57]
七年戰爭後，英國力求修複兩國關係，休謨在法國有良好的名聲。1749年9月3日，孟德斯鳩說自己懷著極大的愉悅讀完休謨的《論人類的精神》，這本書“隻能出自一個有哲學思想的人”[58]。1759年，蘇亞爾（J.-B.-A. Suard）翻譯休謨《英國史》的段落，在《法國信使報》上發表。1760年，百科全書派的中堅力量莫爾萊（Morellet），被關押於巴士底獄期間希望書報總監馬勒澤爾布給他帶書，包括塔西佗的作品、斯塔勒（Stahl）的化學論文，以及休謨的《英國史》（六卷英文版）和《哲學論文》（Essais Philosophiques）。[59]自1763年10月，休謨擔任英國駐法公使赫爾福德（Herford）的秘書，任職不久，去楓丹白露宮例行公事，“在一片阿諛聲裏受到破格的吹捧與不虞之譽，達官貴人的殷勤與讚美與我何幹？來自女士的另當別論，蓬巴杜夫人從未對任何人說這麽多話”[60]。
答應幫助盧梭之前，休謨意識到這不是小事，於公於私都不能懈怠。雖盡力而為，卻不能說他們的交往是真誠的。批評者察覺到，“肥胖的休謨自豪地向外界介紹盧梭，像是馴獸員，又像展覽會的講解員”[61]。自交往之始，休謨發覺盧梭性情敏感，“表麵和藹，心中卻不高興，他對社會的厭惡不是裝樣子，獨處時也不快樂，他寧願忍受落寞”。等盧梭去武通後，休謨又提到他的怪性情，“讀書不多，沒有足量的知識，卻會感受，我從未見過這樣的敏感，但他從中得到的是痛苦，不是快樂”。[62]盧梭在武通安頓妥當，休謨希望就此結束口是心非的交往，“這個人中怪傑好不容易離開我們，我不期望得到他的友情，盡管他說若在倫敦或愛丁堡定居，每年會徒步來看我”[63]。
休謨陷入糾紛，混亂的輿論使之進退兩難，就向朋友征求意見。布弗萊夫人對盧梭有所袒護，但她又寬慰休謨，說他不是告密者，“盧梭的言行不會傷及他的名譽”；她得知休謨執意要發表《告白》後十分不滿，“盧梭的心已傷痕累累，理智不能控製情感，休謨的方式是對付敵人的”[64]。休謨沒有改變初衷，隻是在其中刪去布弗萊夫人的名字。霍爾巴赫建議印行一部分，在朋友間辨明是非即可；伏爾泰不讚成出版，“那會有損於哲學的聲譽”[65]。達朗貝爾前後有所搖擺，起初他擔心公開文人的矛盾會引來譏諷，勸休謨三思。不久，他聽休謨說盧梭指責他寫了“那封以普魯士國王的名義在報紙上發表的信”，而在盧梭的《回憶錄》裏，他和休謨可能是主角，達朗貝爾轉而讚同出版，“但要待其再次反擊時”[66]。英國同胞的意見同樣讓休謨不知怎麽辦。沃波爾未公開道歉，但對自己的魯莽有所愧疚，就允許休謨在《告白》中引用偽信，1766年7月26日卻反對他的寫作計劃。亞當·斯密了解巴黎的輿論態勢，他不同意公開，而是一笑置之，“三星期內，眼前這樁讓您煩惱的小事會為人理解，您若努力揭發偽君子，不免打亂生活的平靜”[67]。作為休謨和盧梭共同朋友的基斯也反對，他讚揚休謨樂於助人，又說盧梭不會忘恩負義，“他忍受的責罵多，身處這般境地的人，無論多麽清白都沒有澄清是非的力量”[68]。
反對的聲音未觸動休謨，他受布弗萊夫人之托，幫助盧梭逃亡，又為他申請年金，卻被反誣是陰謀家，不由想到盡人皆知的寓言《農夫和蛇》，他是那個因善良之心而受傷害的農夫，盧梭是那條凍僵的蛇。1766年10月初，經達朗貝爾的協調，蘇亞爾將《告白》譯成法文，達朗貝爾寫了前言：“休謨在歐洲有名氣，坦率正直，那些嚴厲批評他的人也尊敬他的品德；他不善於爭吵，因為爭吵是哲學的恥辱；他同情盧梭，為之尋找避難地，他的朋友對此有誤解，所以要解釋。”[69]
11月，《告白》在英法兩國出版，一個月後英文版賣了五百份。這本小冊子的影響力不小，至少讓人思考：盧梭真誠嗎？[70]達朗貝爾對法文版有所修改，休謨不滿，至於法國人的反應，他有些擔心，“敵人會推斷，我們雖是優秀的民族，但開化不足，現在正快速地墮入野蠻、無知與迷信”[71]。之後，休謨將與盧梭來往的信件保存於英國國家博物館，避免有人篡改事實，同時讓後人有評判的機會，他覺得這樣做足以結束爭吵。
對於盧梭，這才是陰謀的開始。一直以來，讓他悶昏的是：休謨幫助他，又與他的敵人秘密交往，“他關心我是否能過上安寧的生活，但私下裏詆毀我的名譽，這是為什麽？”[72]此後，盧梭的受害想象逐漸失控。1764年，科西嘉總督保利曾去莫第埃拜訪，請求他為科西嘉製定憲法，盧梭欣然同意，因其向來不滿於歐洲君主製下的權力壟斷，也思考過改革波蘭的舊憲法。[73]1769年，法國軍隊在旁那烏（Ponte-Novu）戰役中戰勝保利，將科西嘉納入法國版圖，這對盧梭打擊不輕，他不能在那裏推行先前構想的法律。在普魯士、奧地利和俄羅斯的覬覦下，波蘭地位危急，1772年，三國合謀分割波蘭，盧梭覺得那都是針對他的陰謀。1770年1月，他憶及受到的不公正待遇，譴責舒瓦瑟爾、格裏姆、狄德羅、達朗貝爾等人的過錯：“他們派遣各類間諜跟蹤我，有冒險家、文人、神父、軍人和妓女。”[74]在最後的作品《盧梭評判讓-雅克》和《漫步遐想錄》裏，他仍在控訴無所不在的陰謀，1778年春天，杜索爾拜訪盧梭，聽他講述冤屈事：
舒瓦瑟爾是專製製度的幫凶，對我施加那麽多迫害，我一清二楚。還有休謨，不顧我的意願，把我帶到陌生的地方……真是個野蠻人！我能忘記這些嗎？隻是我不說罷了，“誰會長久淚流不止”（Quis talia fando temperet a lacrymis）。[75]
盧梭休謨之爭不再是兩人的私事，那是啟蒙時代人心與風俗的全景圖。多樣人格參與爭論，結果是非難辨。盧梭因身心病痛不合於群，誤解襲來，形象分裂；休謨因早年的懷疑論受蘇格蘭主流思想界排擠，後在英格蘭涉足政治，謹慎小心；沃波爾以批判權威出名，有公正心，但行事魯莽；亞當·斯密繼承了蘇格蘭的思想傳統，為古典經濟學的理論奠基；約翰遜博士是英格蘭的文化保守派，在古典風格與現代風格、民族傳統與外來文化之間有所猶豫。在普通民眾裏，有人希望吵得再凶一些，有人希望盡快結束；對於那些到處搜集新聞消息的報刊撰稿人，紛爭越劇烈，他們的文章越受歡迎，獲取的稿費就越多；而保守的教士找到了對付啟蒙哲學家的道德武器，一群嘰嘰喳喳的文字匠，苦心孤詣地製造惹人注意的新話題，哪能擔負得起開拓人類福祉的責任？
1767年3月25日，弗雷隆（Fréron）出版小冊子《一個公正的英國人對於盧梭休謨之爭的感受》，嚴厲斥責沃波爾，“取笑普魯士王的行為應受到懲罰”[76]。18世紀法國的《秘密回憶報》提及兩本小冊子：一本是1766年11月16日出版的《為盧梭辯護》，但它缺少有利於盧梭的新證據；另一本是1767年1月8日的《對盧梭休謨事件的思考》，“巴黎人以為休謨在愚弄一個留在英國的瑞士人”[77]。爭論前，《秘密回憶報》取笑盧梭，但獲悉英國人諷刺同胞後，它轉變了立場，批判休謨和沃波爾的輕浮，乃至英國人的冷漠，“盧梭隻是病了，沒有壞心思，休謨正相反，他有病，居心叵測”[78]。
意見的對立，不隻在兩國民眾間，也出現於一國的民眾。英國人布斯比讀完《告白》後，內心苦悶，他是支持盧梭的，但同胞讓他失望：“先生，您以前說過，敏感的心靈是上帝的致命贈予……如果您有錯，那是因為有偉大善良的心靈，若冷漠遲鈍、以數學規則衡量友誼，不至於如此。”[79]1770年，英國人西克奈斯（Thicknesse）又為盧梭鳴不平：
一個遊**的世界公民，備受迫害，他的感性不是隨意的、異想天開的，是哲學的，充滿了天才的獨創性，他觀察人類的角度如此不同，卻被視為荒謬。斯威夫特說過，偉大天才的不同之處在於所有的笨蛋一致反對他。[80]
法國民眾的分裂更嚴重。1766年12月親曆爭論的杜潘（Dupan）觀察到，“巴黎人有支持盧梭的，有反對的，像是大規模的戰爭”；拉裏奧（Laliaud）批評達朗貝爾招惹事端，“想到他在其中的角色，及其寫給休謨的信，就可以判斷這個人”；盧梭曾給杜賓（Dupin）的孩子當過家庭教師，此時，這一往事成了外界羞辱他家人的借口。[81]
伏爾泰是複雜的角色，他的作品一貫冷靜，飽含諷刺，但狡黠的笑容之後是迷惑的心。18世紀初，因與貴族的仇怨，他赴英避難，對那裏的自由與寬容有好印象；1756年七年戰爭之初，英法對抗，他向軍隊捐錢造軍艦抗擊英軍；而1759年獲悉英軍攻占法國殖民地魁北克後，他在費爾奈莊園演戲慶祝。1748年，他的《論戲劇》（Dissertation sur la tragédie）對莎士比亞不敬，“《哈姆雷特》是粗糙野蠻的作品，法國和意大利最普通的人都不會認同”，“《尤利烏斯·愷撒》是幼稚的風格”。約翰遜博士得知後予以回擊，1768年沃波爾批評伏爾泰對英國戲劇的惡意，“費爾奈的‘大主教’不能這麽粗魯”[82]。伏爾泰維護法國古典主義風格，又服膺英國現代精神，他樂於看到盧梭難堪，不失時機地落井下石，“我覺得這一切對於文學是不幸的，要去除壞掉的部分（指盧梭，譯者注）”[83]。但麵對外國報紙對同胞隨意取笑，他又難以接受。在青年文人麵前，他是古典主義者，不喜歡標新立異，對於新哲學的潮流卻無可奈何。1766年之後，伏爾泰為盧梭的支持者指責，因其散布謠言，他也數落英國人的不友好，偶爾哀歎人心不古，“現在的文人品性低劣，沒有理智，難道他們不知道最重要的寫作原則是主題與風格的統一？”[84]
達朗貝爾擔心是非不分的爭論會損害哲學家的名聲。18世紀中葉，這一群體不獨立，或受製於出版商，或依附於宮廷教會，仍不免受政治宗教權威的譴責，《百科全書》第一卷出版後，索邦神學院、耶穌會、冉森派指責他們傳播無神論，褻瀆神靈。果然，盧梭休謨之爭後，對新式哲學的批判嚴厲起來，曆來排斥現代風格的宗教界借此攻擊啟蒙哲學家，一個“假冒的貴格派”說休謨（David Youme，據法語發音拚寫）是偽君子，“像殘忍的日本人，從來不懂情感，讓-雅克是敏感的穴居人，一心想著名譽”[85]。另一位匿名作家取笑哲學家的輕浮：
兩個大人物的矛盾不一定是哲學問題，並非起因於不同的感受，而是盧梭認為休謨背叛了他，休謨認為盧梭忘恩負義……哲學扮演了多麽卑微的角色，那些首先將之公布於眾的人是有罪過的。[86]
盧梭休謨之爭威脅到文學共和國的精神。它本來致力於實踐美德、公益、理性，培育現代社會的常識與共識，以之取代教權和君權時代的舊規範，但爭論展示最多的是人性的弱點。在匿名的語境裏，壞傾向暴露無遺，譏笑、報複、同情、旁觀、好奇，真實為惡意的謊言驅離，剩下的隻有滋生是非的傳言。1766年7月，梅尼埃（Meinières）擔憂爭論的後果：“文學共和國裏竟有這樣的麻煩事，我很生氣。”[87]
齟齬不相投，兩人都是受害者。原本樂觀的休謨察覺到生活中的陰暗，“一片彌漫著冷漠、無知與迷信的荒漠，一個蒙昧愚鈍的世界”[88]。在1776年的《自傳》裏，他刻意回避這場爭論，也未提及盧梭：“1766年年初，我離開巴黎，夏天在愛丁堡，去那裏的意圖和先前一樣，找地方隱居。”[89]盧梭受影響更大，無論言行舉止、思想風格，還是對社會的態度。自1766年5月，他沉默不語，要從街談巷議和報紙新聞中消失，最後更名換姓，與外界斷絕來往，發誓不再寫信。[90]但麵對無端的質疑，他又不得不寫：1766年3月23封，4月16封，5月12封，6月8封，7月7封，8月18封，9月13封，10月5封，11月15封，12月13封；1767年1月16封，2月28封，3月15封。他的病時輕時重，待遇不公引起的憤懣不平，理想受挫後的抑鬱感在心中積累，人身安全有保障，內心卻孤獨，羞澀的性情在不信任的交往中四處碰壁。1766年8月，盧梭憶及英國之行：
作為外國人，不會說英語，也聽不懂，沒有朋友，沒有依靠，沒有熟人，不知道將信托付給誰才能安全送達……身體病著，待在屋裏，看不見任何人，很少寫東西。說到底，這是在隱居，采集標本是我全部的寄托。[91]
判斷力恍惚，朋友不斷幻化為敵人，盧梭日漸對一切失去信任。健康問題是他心理失控的最初原因，啟蒙時代的惡風俗又使之無從緩解。他將孤立的事件放在明確的因果關係裏，其中的原因會變作結果，結果會變作原因，所以那是失控的因果關係，一個無意識、潛意識、夢境與幻覺的思維世界。他的心理日漸為這樣的因果關係所控製，陰謀一天比一天大，他高呼，他控訴，但沒人理會。在冷漠與空寂裏，他與離奇的想象搏鬥，變幻的情節又將之引向更壞的境地。盧梭餘生為此所困，覓不得出路，也沒有什麽能振作起他日益消沉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