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天寶答道：“恕我直言，袁世凱也罷，孫文也罷，都難堪大任。”
梁啟超依舊古井無波地問道：“願聞其詳。”
徐天寶答道：“這一次改朝換代，與曆史上所有的改朝換代都不一樣，那不單單是重打鑼鼓重開台的問題，而是這個國家進入了一種沒有現成經驗的局麵。未來對於國家以及他個人來說，都是前途未卜。一個人，處在這樣的新舊交替時期，麵對眼前的龐雜和混亂，既無法拿出道德和宗教來凝聚人心，也無法用理想和行動讓人們振奮，更不願用自我犧牲來平息矛盾，那麽，他所依賴的，隻是千年來固有的舊手段。用權謀和心機來對付眼前的一切，他當然會顯得捉襟見肘了。袁世凱就是這樣一個深暉舊式朝廷爭權奪利，但是對新的政治架構顯得有些茫然和不知所措的舊官僚。”
梁啟超沒有搭話，隻是靜靜地聽著
徐天寶繼續說道：“難道先生沒有發現？比起革命之前，所有的事情似乎變得越來越複雜，那些地方上的都督們，越來越不聽從中央政府的號召，在《臨時約法》下，中國實際上已變成各省聯邦的形式，各個省以完全自治的姿態出現，無意放棄已得到的特權，包括統率軍隊的權力，截留稅收、選任省級和省內地方官吏的權力等。這種狀態部分是由革命環境所造成的，因為革命是采取分權，反對中央集權，各省在革命之後的自治，被認為最符合國家的利益。除了政治上的難以控製以及經濟的重壓之外還有道德的淪喪、綱常的崩潰以及社會陷入一種不明方向的困窘--一方麵是沿海沿江各大都市的畸形繁榮，一方麵是內地農村的貧寒破敗。貧富的差距，以及在知識和文化上的隔膜，越來越大。因為綱常崩潰，年輕人變得越來越無法無天；黨禁解除之後，被壓製幾個世紀組織政黨和社團的熱情，頃刻之間噴湧而出，民國剛建立的頭數個月，一下子就冒出了幾十個政治團體，似乎每一個人都想占山為王，他們拉大旗，占山頭，名義上是要通過代議製，為取得政權進行競爭，但在實際上，他們的行為一直遊離在法律邊緣，讓人防不勝防；社會上湧現了越來越多的新思想，生吞活剝，食洋不化；所謂的婦女解放和平等破壞使得諸多家庭破裂，家庭的不穩定，隨之引起了一係列的社會問題；報紙數量的激增，使得越來越多的中國人都在熱烈討論國家大事，各種各樣的勢力粉墨登場，爭先恐後肆無忌憚地表達意見，也表達怨恨。農田拋荒現象嚴重，很多人已不專心種莊稼……整個社會頓然陷入了雜亂無序的狀態。”
徐天寶鄭重其事地說道，“現在的中國，需要的是一個足夠強大的人，來把中國整合起來，統一起來。當袁世凱就任中華民國大總統之時，他有著一個最好的樣榜，那就是美國總統華盛頓。美國在贏得獨立戰爭之後，麵臨的情況，在很大程度上跟當時的中國，存在諸多相似之處，都是經濟崩潰、社會紛亂，百廢待興，無從下手。等到袁世凱登場之時，那些對於美國革命頗有點了解的人，還真的從中國革命和美國革命中，看到了某些相同之處，很自然地，就有很多人寄希望於袁世凱，把他當作是中國的“華盛頓”了。在他們看來，袁世凱是這一塊土地上難得的具有新思想的務實人才，是一個具有精神活力和強健身體的另類。雖然袁世凱麵臨的是一項艱巨的任務，是一場關係到四億人的巨大變革，並且這個人在判斷社會走向，以及現代政治的知識儲備上有弱點，但他有豐富的政治經驗，具有非凡的學習能力，因此肯定能帶領中國人通過改革和開放的關口，幫助他們獲得智慧和經驗的寶石。持這種看法的，既有很多具有先進思想的中國人，也有西方各國的使節們。”
說罷，徐天寶看著梁啟超，問道：“這其中恐怕也有先生您吧？”
梁啟超笑而不語，表示默認
徐天寶說道：“可是，與華盛頓相比，袁世凱最缺乏的，就是無私的人格，相應的偉大理想，以及對憲法，對人民與政府之間的契約的敬畏。袁世凱的人生觀、倫理觀念和政治信念仍然是中國傳統中世紀的，對西方現代思想知之甚少，更談不上現代人文理想和精神根深蒂固。傳統儒學“以天下為己任”的強烈色彩，不知不覺地造就了追逐權力的借口和動力；根深蒂固的“權謀文化”決定了袁世凱根本無法成為中國的“華盛頓”，隻能是一個清末版的“曹操”。”
梁啟超微微笑笑，問道：“那麽孫文呢？”
徐天寶輕輕啐了一口茶，笑道：“孫文誌大才疏，眼高手低，對現實的想象過於理想化，之前曾說要花十年時間在中國修20萬公裏的鐵路。先生您周遊歐美列國，可有見過如此神速？後來聽說孫文帶著一班人到處考察修鐵路，鐵路一寸未修，而耗費公款百萬~~哎！”
梁啟超莞爾一笑，示意徐天寶繼續往下說
徐天寶說道：“我說孫文難挑這副重擔，第一因為他沒有掌握軍隊，沒有軍事指揮權，再者他也不是軍事家，在現今這個天下大亂的情況下，僅憑一腔愛國之心，是很難成功的。再者社會發展的規律是每次改朝換代都是屍骨成山，鮮血成河，千百萬人頭落地，在當時隻有一次武昌起義就想換來大好河山，這是不可能的。英國的光榮革命，日本的明治維新，哪次不是打得血裏撈骨頭？”
徐天寶侃侃而談道：“眼下的中國，呈現出的是國弱家貧、民怨沸騰、外敵入侵、國門初開、封建皇朝專製製度根基動搖的時代特征。然而，腐朽沒落的滿清朝庭的統治雖然苟延殘喘，但綿延二千多年的封建皇朝根基尚在，讓它退出曆史舞台決非易事；而且代表舊官僚、舊文化的袁世凱手持重兵裝備精良，背靠帝國主義列強的財政和軍事支持，成了孫中山和革命黨人難以逾越的障礙；即便是鞭長莫及的南方諸省，也是諸候稱王軍閥割據，致使革命黨人散兵遊勇式的武裝起義難成大氣候，即所謂的杯水車薪。
其次，漫長的帝王專製統治造成中國社會民眾物質上的赤貧和苦難，綿延千年的封建舊禮教、舊意識、舊文化、舊風俗更造成國民思想上的落後和精神上的愚昧。隨著帝國主義外敵的入侵和思想文化上的“西風漸進”，雖然促使部分激進知識分子或則研讀洋書、或則出洋考察，從西方資本主義製度文化和科學技術中求索救國救民的道路，但極大多數人帶來的是無關大局的“君主立憲”改良方案或半生不熟的“共和主張”；而廣大生活在社會底層的勞苦民眾則背負著根基深厚的舊封建意識，低頭求生抬頭看天，難與“西風”為伴；因此，高處不勝寒，孫中山獨樹一幟的“反封建、倡民主、建共和”的先進革命思想，不僅需要麵對舊官僚的聲討、複古派的擠兌、改良派的論戰、立憲派的詰難，同時還需麵對社會大眾的無動於衷和革命黨內部的分歧糾紛，陷於孤掌難鳴的險惡境地，所謂的曲高和寡。
再次，世界曆史上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之所以取得勝利並不斷鞏固發展，是得益於十六、十七世紀西方各國資本主義經濟的萌芽和興旺，尤其是得益於十八世紀成功的工業革命驅使科學技術的進步，帶動了社會生產力的迅速發展，新興的經濟基礎造就了新興的不斷壯大的資產階級，為資產階級的革命準備了基礎條件和生存土壤，因此，資產階級的新興軍事力量打垮封建貴族的沒落勢力、資本主義新興的民主共和製度代替封建貴族舊式的獨裁專製製度，就如大浪淘沙水到渠成，必勝無疑。然而，在我們中國，漫長的封建專製統治不僅表現為製度上的殘暴、政治上的頑劣、經濟上的落後和文化上的凝固，長時期的閉關鎖國和夜郎自大更形成了生產力的凋敗和科學技術上的滯後，直至十九世紀末葉，華夏大地上尚未出現西方式的工業革命；隨著帝國主義列強的入侵和對外通商口岸的打開，雖然出現了民族工商業的幼芽和民族資產階級的隊伍，但民族工商業發展的遲緩決定了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稚嫩和軟弱，而國家經濟的命脈仍然掌握在封建官僚、軍閥和買辦資本家之手。民國並沒有經過別國那樣十月懷胎一朝分娩，是一個十足的早產兒，即所謂的先天不足。”
“好，說得好！”梁啟超笑道：“我算聽明白你的意思了，袁世凱代表的舊派雖然有政治經驗，但已經難以適應新的時代了。而孫文代表的新派人物又過於稚嫩，還挑不起這副重擔。徐公是這個意思吧？”
徐天寶點了點頭，“先生果然智慧過人。”
“那麽徐公眼下之意，就是需要第三股勢力？”
“沒錯，這第三股勢力就是我~！”徐天寶當仁不讓地說道
梁啟超笑笑，說道：“其實我也早看出來了，眼下這局麵就像當年的楚漢爭霸，袁世凱是項羽，孫文是劉邦，而徐公你~~”梁啟超指了指徐天寶：“閣下就是韓信，入楚則楚勝，入漢則漢成。”
徐天寶也爽朗地大笑起來，“那麽先生您呢？難道是酈食其？我聽說袁世凱有意讓先生出麵，將共和黨、民主黨、統一黨三黨合並，成立進步黨。先生您擔任理事，成為統一黨事實上的黨魁。在國會內，進步黨與國民黨兩大政黨競爭製衡。莫非~~先生是拉我入黨？還是看上我那個名不見經傳的中華民族複興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