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4年3月,荷蘭乘著中法戰爭的爆發,對蘭芳公司進行了“最後”的一次威逼,想要完全將婆羅洲的東南部轉變為荷蘭王國的殖民地。

他們以為是最後一次,結果卻捅了一個馬蜂窩。

沙撈越自治邦和蘭芳公司結盟,在荷蘭出兵攻擊蘭芳公司不久,沙軍也開始出兵,雙方在山口洋、坤甸陸續爆發了大規模的軍事衝突,最終是荷蘭人被迫退出婆羅洲為結果,使得沙撈越自治邦擴大為英屬婆羅洲自治聯邦。

當然,這件事對於整個世界的影響並不大,畢竟荷蘭的衰落早已是不爭的事實。

中法戰爭的大勝,迫使法國取締完全最惠國特權後,大清帝國的國際聲望明顯有了大幅的提升。

1885年7月底,胡楚元返回上海墉園,和美國公使達成協議,美國主動放棄完全最惠國待遇,雙方互惠享有部分最惠國待遇。

1885年8月,胡楚元攜妻子訪問英國,雖然未能說服英國放棄最惠國特權,但就稅務自主、中緬邊境和中印邊境等問題達成初步的協議,並和英美法三國達成協議,將上海、天津、海防租界轉變為國際公租界,由中英美法四國各派一名公董委員,並從中外商人和本地代表中抽選三名公董委員,以七人製對國際公租界進行管理。

9月,胡楚元抵達莫斯科,就疆省伊犁問題舉行最後的談判,最終以象征姓的支付六十萬清圓為代價,正式收回伊犁。

10月,胡楚元抵達德國柏林,和俾斯麥宰相舉行會談,簽訂新的《中德互惠貿易協定》。

隨後,胡楚元訪問比利時、丹麥、荷蘭、西班牙、奧匈帝國,陸續簽訂新的貿易協定,允許各國商人在國際公租界貿易,同時,中方商人也有權在各國擁有上岸貿易權,為國內各家商行繞過洋行和各國貿易掃除了最後的障礙。

胡楚元於1886年春2月返回國內,在他回到上海不久,左宗棠病逝於江寧,胡楚元緊急前往江寧,和左宗棠見了最後一麵。

其後,曾國荃調任兩江總督,鹿傳霖補任山西巡撫兼提督,劉錦堂補任浙江巡撫,湘軍主力歸入曾國荃麾下,福建人葉祖珪平調至南海艦隊任提督,廣東人葉富升任東海艦隊提督。

這一階段,朝廷在人事安排上還是一如既往的采用異地分治,各係平衡的策略,中國在整體的經濟和政治上也處於一個較為穩定的階段。

1886年4月,胡楚元對生絲出口價進行微調,上浮7%,算是暫時放過了曰本一馬,也給自己一段特別寧靜的時間。

正是在這段時間裏,他繼續加強了對中國茶業、麻業、瓷器產業的整頓,投資規模逐步達到一億清圓,先後修建了南昌經景德鎮、祁門縣、徽州、湖州至杭州、寧波的南寧鐵路,以及政和縣至福鼎縣,德化縣經永春縣、安溪縣至泉州,以及沙縣至福州的鐵路。

通過和榮祿的協調商談,他開始投資武昌至南寧鐵路,並由徐潤的兩廣商行投資興辦南寧至廣州的鐵路。

隨著鐵路網的完善,以及各地港口設施的完善,包括江南商行出資四百餘萬清圓疏通長江航道和閩江航道,中國茶葉在歐洲的到岸價已經和印度茶葉大致相當。

在此基礎上,胡楚元開始通過私下貼補的方式,在英國阻擊印度茶葉,並大力開拓美國、德國、法國和西班牙、澳大利亞等市場,同時加大對俄國的茶葉海貿規模。

另一方麵,他也通過資本優勢,由太古洋行收購印度茶田和錫蘭茶田,組建新的大英茶葉公司,控製印度茶葉的本地銷售和外銷規模,並對其他印度茶葉公司實施擠壓戰略。

第三,他還是通過控股怡和洋行,在英國控股立頓食品店,投資怡和連鎖店等方式,完善渠道銷售。

憑借著這一係列的手段,加上中英貿易條約的改進,1886年,中國茶葉的出口規模比去年同期增長超過17.3%,在國際茶葉出口市場的份額中重新恢複到90%的地位。

隨著浙江越瓷廠、泉州瓷器廠和江南景德鎮瓷器廠的陸續開辦,中國的瓷器工業也開始出現回暖和複蘇,伴隨著成本的降低,花樣和質量的增加,瓷器在南洋和國內的銷售量開始大幅提升,精品外銷瓷在美國市場獲取了較大的認可和銷量。

在麻業、竹業等手工製品行業,傳統手工藝品的外銷總額也在逐步提升,尤其是江西竹席、麻席和夏麻布在國際上缺乏其他競爭者,也填補了歐美各國的市場空白。

伴隨著這種大的經濟環境的改善,中國經濟明顯開始回暖。

1886年初,胡楚元放棄在北方的紙鈔獨營權,並親自聯係各家,聯手山西曰升昌票號、萬通票號、大德豐票號、山西商行、北洋商行、山東商行合股創辦新的北洋銀行。

1886年5月,胡楚元前往武昌會見湖廣總督榮祿,說服湖廣商行、四川商行和多家票號聯股興辦中國通商銀行。

中信公司在兩家銀行中持有一定股份,並為他們提供保證金和啟動資本,以及所需要的技術。

1886年9月,胡楚元說服醇親王、禮親王和肅親王,並和各地封疆大吏協調,創辦新的大清銀局,設立天津、上海、廣州、雲南、武漢、成都、西安、福州八家分局,歸各地總督轄管。

自此,中國金融完成了金融體製的第一步改革,完全從銀銅混合本位轉變為銀本位,在上海設立新的上海證券交易所和貴金屬交易所,在天津、上海、廣州、福州設立期貨交易所。

1886年12月,同樣是在胡楚元的勸說下,江南六省(江蘇、浙江、安徽、江西、福建、台灣)首先停收各地厘金雜稅。

1887年4月,兩廣、山東、湖廣陸續取消厘金雜稅,在胡楚元的暗中艸控下,清政斧被迫在全國將行商稅和坐商稅統一,不再收取行商稅,隻在商鋪征收商稅,並將商稅額度提升至十三抽一,以彌補行商稅的減免。

1887年,隨著各地金融市場的統一,清朝廷全年征收印鈔稅達2475萬清圓,各商行上繳利稅達5192萬清圓。

不管清朝廷怎麽想,胡楚元對中國經濟的影響力已經是越來越大,而在他的影響下,中國經濟確實開始恢複,有著向康乾盛世發展的趨勢。

同樣,隨著胡楚元以農為本的務實派的擴展,曾國荃、梅啟照、劉坤一、譚鍾麟、榮祿、鹿傳霖、張之洞等人都是務實派係的封疆大吏,江南六省、湖廣、兩廣、山東、四川、雲貴、直隸、山西對農業的投資規模都在擴大,絕大多數的資金也都來源於中信係。

雖然錢是各位總督拆借的,可賬都得算在清政斧的頭上,至1887年底,清政斧對中信銀行的實際借款總額達到4.3億清圓,平均貸款利息為11.4%。

胡楚元也不發行國債和銀行債券,而是繼續使用存票法,發行固定利息為7%的五年期存票,僅僅是依靠中間的差價,他每年都淨賺1892萬清圓。

另一方麵,即便是減免了全國的厘金雜稅,清政斧在1887年的財政總收入也達到1.94億清圓,各省封疆大吏從中拿取的比例約在三成半左右,基本能夠保持各省的軍餉和洋務支出。

這些賬,清朝廷自己會算,不管是醇親王、禮親王還是肅親王,大家對胡楚元都是特別依賴的,而胡楚元也基本成了封疆大吏和滿人中央政權,以及歐洲列強和清朝廷之間的溝通橋梁。

此時的清朝廷還不至於像最後階段那段瘋癲,他們很清楚,隻要胡楚元無心造反,隻想賺錢,對朝廷也有大用,能夠幫朝廷賺錢,能幫清朝恢複到康乾盛世,那何嚐不是一件好事。

至少在他們看來……胡楚元手裏隻有一個用於保護自己的福字營,想造反也沒有兵權啊。

胡楚元也和肅親王私底下交了個底,若是哪天,朝廷容不下他了,他就和妻子一起前往美國,他在舊金山海灣一帶買了數十萬畝的田地,正在建設一個最奢華的莊園。

他在美國有數億美金的資產,也能算是美國排名前三號的富翁。

清朝不留他,自有留他處,他也犯不著死活都得賴在國內。

他犯不著啊。

既然是這樣,清朝廷也罷,慈禧也好,索姓就將他當作赫德那樣的人來用,隻要他能把朝廷戶部的倉庫填滿白銀,關鍵時刻能幫清朝廷和洋人斡旋,他就是最有用的人。

當然,慈禧不急著動手,醇親王、禮親王不急著動手,那還有一個特別重要的原因……他們頭上都懸掛著一顆即將引爆的炸彈,也可能不引爆——再過兩三年,慈禧就得歸政還朝,可看慈禧的樣子,十之八九是不會還的。

這個時候,手裏握著大筆鈔票的胡楚元反而成了雙方爭奪的重點,即便不爭相示好,也不能把他給逼急了,萬一逼到全然倒向另一方,事情也就不好收拾了,不管怎麽說,胡楚元不僅有錢,還有洋人的支持,更是湘贛滇三係的財庫大管家。

這個賬,慈禧會算,醇親王也會算。

胡楚元自己也會把握一種分寸,他沒有狂妄的完全拿下中國金融業的所有發鈔權,而是刻意製造了北洋銀行、南洋銀行、中國通商銀行、長江銀行、晉商銀行、徽商銀行等多家發鈔行。

雙方就此找到了一種平衡,胡楚元賺他的錢,朝廷用他辦事。

另外,胡楚元還是非常重要的大捐贈者,他每年大約會向兩江、閩浙、兩廣、湖廣、直隸五大總督衙門總計捐銀兩千餘萬清圓,用於各位總督在各地興辦義塾、書院、學堂、國學館、工學館、農桑學館。

他每年都會通過戶部捐一千萬清圓,用於清政斧在山西、河北各地以朝廷的名義賑災,而不是以自己的名義。

他每年還會向肅親王管著的內務府捐銀六百萬清圓,用於修複清漪園,又向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捐銀數百萬清圓,用於在各國舉辦輪番舉辦規模宏大的大清帝國展覽會。

他都不在乎名聲上的事情,反而是很低調,他出錢,別人出名,他出錢,肅親王討好。

至於肅親王、禮親王、醇親王,以及各地封疆大吏,三品及以上的官員,不管有沒有實權,逢年過節,胡楚元都會送一筆錢,多則幾十萬清圓,少也肯定是上萬清圓。

對於新晉的進士,他都禮錢要送,隻要是有點能力的人,基本也能通過他謀一個實缺。

對於身在國外的那些駐外公使、參讚、留學生,胡楚元每年也都會送一筆津貼。

對於湘軍、贛軍、東海艦隊、南海艦隊的各級將官,他同樣都有錢會送過去,隻不過,這些錢送的就要隱蔽的多。即便劉銘傳、潘鼎新這樣的淮軍大佬,胡楚元也會有錢送。

滇軍、桂軍都有錢,甚至連一些綠營的總兵也能拿到禮錢,各種各樣的名目,各種各樣的渠道,總之,收的人自己清楚是胡楚元的心意就行了。

捐銀加賄賂,胡楚元僅在1887年就為此開支了5578萬清圓。

同樣,他的生意也在大家的暗中支持下越做越大,產業規模早已擴大到令人乍舌的地步。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