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鏡鑒千秋——唐太宗與魏徵
也正因為此，門閥世家和士人的力量才會漸漸崛起，並逐漸在兩晉時期成為一股可以主宰天下興亡的政治力量。其實這個道理不難理解，君主需要通過大大小小各級官吏來治理國家，而這些官吏必須具備相應的受教育程度和文化水平，在那個沒有學校，讀書成本相對高昂的年代，隻有這些門閥世家的子弟讀得起書，具備比較高的文化素養，在科舉製度興起之前，統治者們實際上是別無選擇的。
最終掌握這條攔截索的人是魏徵。
魏徵，是個無君無父之人。
實際上，古代的封建帝王雖說在加強君權和排斥相權的問題上大同小異，卻並不代表這些統治者不需要世族階層或者士大夫階層來協助自己治理天下。而魏徵所持有的這種最原始的平等觀念之所以能夠在那個時代被廣泛承認並能夠傳承到後世，與唐太宗李世民對這種觀念的認同與支持是分不開的。
實際上貞觀時期的門下省職能遠遠比“封駁”二字要寬泛得多，筆者歸納了一下，門下省的主要職能可以列為以下三項：第一，對中書省所草擬詔書的審核、封駁及頒行；第二，對尚書省六部所奏事的審駁；第三，掌管皇帝禦寶。
這就是貞觀，李世民與魏徵的時代。
魏徵正是這樣一個秉持著“民為重，社稷次之，君為輕”理念的傳統士人。生逢亂世，豪傑當對天下盡忠，而統治天下的君主，卻是可以選擇的。
玄武門之變後，秦王府的將士將魏徵綁縛到李世民麵前，李世民責問他：“你為什麽要勸太子殺掉我，離間我們兄弟之間的感情？”
唐代東宮在太子三師三少以下直接為皇儲服務的機構是太子詹事府，其最高領導是正三品的太子詹事。而太子詹事主簿，實際上就是太子詹事在文案方麵的專職助理，也可以理解為太子詹事府的辦公室主任，所有與太子相關的文件都由其保管甚至直接處理。這是一個類似儲君的機要秘書的職務。而在魏徵任職之時，恰逢李世民剛剛發動玄武門之變殺掉了原太子李建成，匆匆就任儲君之位，武德皇帝李淵還沒有正式退位。從李世民當上太子到李淵正式退位，在兩個多月的時間裏李世民是以太子的身份總攬國家的軍政大權，行使的實際上是皇帝的職權。因此魏徵這個太子詹事主簿所接觸的所有工作，幾乎樁樁件件與軍國大事息息相關。
後來的人們對魏徵的了解，大體是從他“犯顏直諫”這個角度進行的。其實說魏徵是個“諫臣”，大體也不算錯，他確實曾經做過“諫議大夫”這個官職，也確確實實在他生命的最後十七年中毫不間斷地行使著向皇帝直言相諫的權利，然而如果僅憑這兩點就將魏徵定義為一個“諫臣”，卻是一葉障目而不見泰山了。
也正是在這種政治理念的作用下，魏徵的那種近乎無禮的平等觀念才能為李世民所認同和接受。這並不是說唐太宗是一個具備古代民主思想和平等觀念的皇帝，隻不過在李世民看來，以魏徵為代表的士人階層身上這種令人不快的特征對於李唐王朝的統治是有利的。當然，如果這種平等意識有一天真正威脅到了唐室的統治地位，李世民也一樣會反過手來用強硬手段予以鎮壓。然而幸運的是，在李世民作為皇帝統治中國的二十三年當中，這種危機似乎從未出現過。
這個人，是一個典型的中國式知識分子。
李世民身處的時代與魏徵相同，他們同樣經曆了隋朝由強盛迅速轉向衰落乃至王國的動蕩時期，缺乏相權製衡的君權給天下帶來的危害姑且不論，隋煬帝橫死揚州的淒慘結局無疑更令李唐的統治者們悚然心驚。李世民本人就出身關隴世閥之家，世族士人的政治理念也曾經是他自己家族的政治理念，而他又清楚地看到了與這種政治理念背道而馳的可怕後果，那麽他在登基之後采取皇帝垂拱君臣共治的政治理念就不足為奇了。
其實魏徵這個“三姓家奴”，和呂布這種人還是有著本質區別的。魏徵所追隨的第一位主公就是李密，李密投唐後很快就被不那麽厚道的李氏父子設局砍掉了腦袋，寫史書的人寫到這裏隻記得那位領兵在外一麵向唐室效忠一麵為故主李密發喪的李世勣，卻往往忽視了那個親自動筆為李密撰寫碑文並且在碑文當中滿含悲憤含沙射影地指斥李唐朝廷屈殺忠臣的古板文人，而此人，不巧正是未來的帝國宰相魏徵。
大概因為“隋煬帝情節”的存在，使得年輕的新皇帝變得異常謙虛謹慎，他不僅允許鼓勵大臣在朝堂上指出他的錯誤，還製定了一套以“五花判事”為核心的決策流程，不惜以降低決策效率來保證國家大政方針的謹慎出台。隋文帝分三省六部，雖然名義上也賦予了門下省相應的製約職權，但卻從未讓這一職權真正變為現實過。李世民卻實實在在強化了這一省權，因為他意識到，這是能夠避免國家出現“亂政”的最後一道攔截索，一旦這道攔截索失效，國家就失去了安定和發展的保障。
然而這道攔截索畢竟是死的，需要一個能夠盡職盡責的人來掌握。
讀史者往往愛爭論李世民是否真正信任魏徵的問題。有人認為終唐太宗一生，對魏徵都尊崇備至信任有加，依據是根據史書記載對於魏徵的諫言李世民幾乎無有不納；有人認為李世民對魏徵的信任從不曾超過秦府心腹出身的房杜長孫，理由是直至魏徵病故李世民都未曾讓他染指尚書省的行政係統，他這個“宰相”十幾年間一直是在門下省內打轉轉。
魏徵一生四易其主，從“忠臣不事二主”角度而言，其作為儒門士人的忠貞和節操實際上並不堪論，也難怪他口口聲聲不願做忠臣，實際上以他的履曆而言，也根本做不成忠臣。
中國古代其實一直存在兩種治國理念，一種是所謂的“乾綱獨斷”，也就是君主自己一個人決定所有大政方針，宰相和大臣隻是備為谘詢顧問的參謀和幕僚，這種模式，我們可以簡稱其為“獨治”模式，典型的例子是明朝的開國皇帝朱元璋以及清朝自康熙以後的幾位著名皇帝；而另外一種模式就是所謂的“垂拱而治”，即皇帝不能獨自決定國家的大政方
針，宰相和大臣不僅僅擁有執行權，同時還可以以協助皇帝決策的名義與皇帝分享決策權，這種模式我們可以簡稱其為君臣“共治”模式，典型的例子就是唐太宗李世民。
貞觀年的宰相是有定額的，按照國家的官職，隻有尚書、門下，中書三省的長官才算作真宰相。在這三省當中，尚書省的長官尚書令由於唐太宗以前自己擔任過，在他即位以後就不再授予大臣。尚書省以兩名副長官左右仆射為長；而門下省的長官定製是兩名，稱作侍中；中書省的長官定製也是兩名，稱作中書令。也就是說，在唐朝初年，百官隻有擔任了尚書左右仆射、侍中、中書令這幾個職務當中的一個，才算真的做了宰相。當時為了方便三省長官在一起討論國家大政，皇帝專門在皇城內的門下省開辟了一間專用會議室，稱作“政事堂”。由於有資格進入政事堂討論軍國大事的隻有三省的六名長官，而這六名長官都是實際上的宰相，這裏便理所當然地被默認為宰相議政之所。
魏徵的學問一般，他不曾有膾炙人口的詩文傳世，也不曾如長孫無忌般製定過一部《唐律疏議》，唯一勉強可以用來充數的就是一部由他主持編纂的《隋書》，篇幅大概可以列入二十四史當中最短的幾部之內。作為一個文人，魏徵並沒有超凡脫俗橫溢飛流的才華。
皇帝陛下聞言，癡呆呆思忖半晌，如同泄了氣的皮球般委頓在席上……
魏徵毫不畏懼地回答他說：“如果前太子聽從了我的勸說，就不會有今天的事情了！”
在魏徵的身上，我們永遠看不到臣子對君王的奴顏婢膝，我們看到的是中國古代知識分子身上那種遠比忠貞的節操更為可貴的東西，那是一種最原始的平等觀念。
魏徵死後，滿懷傷感的唐太宗李世民對貞觀名相房玄齡說了一句這樣的話：“用銅來做鏡子，可以扶正人的衣冠；用曆史來做鏡子，可以了解朝代的興替原因；用人來做鏡子，可以明白自己的得失。如今魏徵死了，我損失了一麵鏡子啊！”（上思徵不已，謂梁公曰：“人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見興替，以人為鏡，可以知得失；魏徵沒，朕亡一鏡矣！”）
這是一種超越了尊卑禮儀的關係，是兩個傑出人物之間惺惺相惜的戰友情誼。如果說在大業武德年間的李世民與長孫無忌房玄齡等人之間的關係是戰場上的戰友關係，那麽貞觀年間李世民與魏徵之間的關係就是一種治國上的戰友關係。兩個誌同道合的人共同為了一個目標以不同的方式進行努力，不是“同誌關係”又是什麽？如果說李世民是大唐這支軍隊的總司令，那麽魏徵，就是這支軍隊的總政委。
在貞觀年之前，三省六部製度的核心是統管六部無所不總的尚書省，在貞觀年之後，自裴炎擔任宰相開始，中書省逐漸成為中央三省的核心。而在李世民當政期間，總攬文件上承下達並且掌握封駁審核大權的門下省才是大唐朝廷核心中的核心，門下省的地位實際上已經隱隱淩駕於尚書、中書兩省之上，而門下省的長官，也就成為了事實上的大唐帝國首相。
可以說，隋朝的滅亡不是偶然，當皇權接管了政府對國家的管理權，而皇權本身又沒有足夠的實力來正常行使這種管理權的時候，出現在這個國家當中的將是一種事實上的無政府狀態。隋末十八路反王蜂起的現實，恰恰是隋文帝大規模強化皇權獨裁政治的必然結果。隋文帝的改革徹底解構了作為中央政權核心組成部分的相權，實際上反而大大弱化了中央政府的決策能力和運作效率，從而導致了地方執政官員成為了實際上的一方諸侯。這一點在楊堅時代並未完全體現出來，皇帝用其自身出色的決策能力和運作效率掩蓋了這一點，然而當楊堅在大興宮中闔然長逝之後，天下的局麵就開始向著另外一個方向悄然走去……
所以唐太宗與魏徵之間的關係，並非尋常的“君臣從屬關係”，也不是略顯平等的“亦師亦友”關係。這兩個人之間，實際上是一種默契的“同誌關係”。
魏徵是一個出身世家的知識分子，其家世雖稱不上十分顯赫，卻也絕不能算低賤。
那麽魏徵是個什麽樣的人呢？
如果把貞觀政府比作一輛汽車，李世民就是這輛汽車的油門，而魏徵就是那緊急關頭能夠救命的刹車。
其實說起來，唐太宗這個皇帝之所以能夠成為一個被後世人敬仰尊崇的一代明君，並不是李世民本人的能力比之其他的封建帝王要強出多少倍（起碼在勤政這一點上，他就明顯比不上隋文帝楊堅），而是因為他比別人多了那麽幾分作為君主的自知之明。
也就是說在魏徵的眼睛裏，李氏兄弟之間的兄弟情分也好，李唐皇室之間的皇權爭奪也罷，都不應該對整個國家的國計民生產生影響。
也難怪後世的君王們很難理解唐太宗與魏徵之間的關係，這種古怪的君臣關係在中國曆史上極為罕見。皇帝人為地在朝堂之上樹立起一個對立麵，而且賦予重權，為的就是要這個人時時刻刻警醒刻板地指出自己的過失，且不給自己留半分顏麵。無怪乎史家言三代之下最賢不過唐太宗，能夠具備這種遠見卓識的君主，在中國曆史上確實是鳳毛麟角的。
魏徵所處的時代是一個士族門閥製度正在逐步走向沒落衰敗的時代。在這個時代裏，傳統的門閥政治體製正在逐步走向解體，沿用了八百多年的三公九卿製度亟待變革。在兩晉南北朝時代鼎盛一時的士族與皇室共治天下的局麵正在麵臨著一場前所未有的挑戰。隋朝的開國皇帝楊堅是中國曆史上第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大獨裁者，他不僅徹底廢除了自先漢以來皇帝擁有天下宰相開府治理天下的宮府分離製度，還創造性地奠定了影響中國799年的三省六部製的基礎。
魏徵與唐太宗的私人交情平平，他們之間的那點“緣分”恰恰是在武德末年的儲位之爭當中，身為東宮僚屬的魏徵極力勸說太子李建成先下手為強除掉秦王李世民……
唐代初年的尚書、門下、中書三省，有著極為明確的職能分工。所謂中書取旨、門下封駁、尚書
奉而行之，實際上形成了一個國家政策性文件由擬定到審核通過再到付諸實施的規範流程。在三省當中，中書省的職能是按照皇帝的意見或者政事堂和議的決議草擬詔書；門下省的職能則是對中書省擬就的詔書進行審核，若無異議則副署通過，若有異議則將詔書發回重擬；而原本在三省當中權力最大地位最尊崇的尚書省的職能被死死限定在了“執行”兩個字上。
大業年間的隋朝，就是一輛刹車失靈的汽車，將一個龐大的帝國徹底拖入了萬丈深淵。
可以說，唐太宗貞觀年間門下省的這三項主要職能，無一不與國家的終極權力息息相關。皇帝下發給朝廷六部的詔書要經過門下省的審核，由侍中在詔書上副署用印之後才能正式生效，也就是說，在魏徵獨掌門下省大權的六年零三個月期間，隻要他不同意詔書的內容，就可以拒絕副署，而沒有他的副署用印，李世民的詔書就不過是一張不能生效的廢紙罷了。如果門下省的官員在審核過程當中認為詔書內容不妥，可以在詔書上直接進行塗改，並將塗改完的詔書發回中書省，這個流程叫做“塗歸”。
後世對魏徵的評價很多，而且絕大多數都是褒揚讚美之詞，很少有人去揭他“三姓家奴”的短，即使是思想相對保守秉性方正誌慮忠純的司馬光，在寫的時候似乎也下意識地忘卻了這一點。大概是在古代士大夫眼裏，抓住一個貞觀名臣的曆史問題小辮子大做文章是一種很不厚道的行為吧！
他可以數度背叛他的主人，因為他心裏唯一的主人是天下；他可以勸諫自己的主人殺掉親生弟弟，因為這樣做對天下有利；他可以在自己的主人死後第一時間就投靠主人的弟弟，因為主人雖然死了，天下卻還在。在魏徵眼睛裏，天下沒有任何個人可以或者說有資格獲得他的全身心效忠。
在貞觀年初，初秉國政的李世民雄心勃勃，既要使國家富強，又要消除嚴重的外來威脅。而在此之前一直作為軍事統帥在外領兵打仗的李世民很難說這時候已經具備了治理國家和處置瑣碎的民政事務的能力，在這種情況下，新的貞觀政府采取什麽樣的決策機製和政治理念，就變得舉足輕重了。
貞觀十七年正月，新年伊始，太極宮（唐代皇城）外的禦道上冰雪未消，往來的中使內侍相望於道。他們是奉了大唐皇帝李世民的敕令往一個人的家中送東西的。他們送的東西種類繁雜樣式各異，從決明子（一種可以明目的中藥）、枸杞、菊花、人參等各類藥材補品到炙鹿尾、燉酒鴨、燒子鵝等膳食，幾乎無所不包，這些東西都是送到同一個人的家中去的，皇帝每隔不到兩刻便會想起一兩樣東西，便會差遣內官將東西送到此人的家中去，天子不嫌厭煩，這些侍臣自然也不敢懈怠抱怨。實際上，他們也沒什麽好抱怨的，據說堂堂朝廷千牛衛中郎將李安儼將軍更加倒黴，他奉了皇帝的敕令，夜夜宿在這個人家中，以方便隨時將此人的狀況向皇帝進行匯報。
魏徵擔任的“秘書監”雖然名義上也是內廷六省之一的秘書省的長官，但是實際品秩隻有四品，地位也遠不能與尚書、門下、中書三省可比，按照製度，他是沒有資格進入政事堂與宰相們共議國家大政的。然而幸好他遇到的是一個在製度創新方麵花樣層出不窮的老板，輕輕一道敕令，不費吹灰之力便解決了這個難題。
所以如果我們因為“四易其主”問題而否定魏徵是個“忠臣”，論據實際上並不充分。有人說忠臣的定義是方孝孺那種在斧鉞之下梗著脖子高叫“成王死，其子尚在”的偏執型學究，對這種說法，起碼我不能認同。
這位在中國曆史上以勤政著稱的皇帝不僅僅要做隋朝這個家族式企業的董事長，還要親自兼任總經理職務，將天下的所有權和管理權合二為一。我們也不得不承認，他的這種創舉需要超凡的勇氣和勤勉，事實上，這位從骨子裏排斥相權對皇權的製約的皇帝是一位自我約束能力極為強悍的統治者，在他統治中國的幾十年間，天下由分崩離析的南北對峙局麵逐步走向統一，由民生凋敝的困境逐步走向經濟繁榮軍事強大的盛世。楊堅不需要任何來自外界的製約和限製，因為他的自製力超乎常人不同凡響。
貞觀朝名臣輩出，李世民的左膀右臂房玄齡、杜如晦，兩朝重臣、《唐律疏議》的執筆人長孫無忌，才兼文武、出將入相的李靖，白身入京布衣拜相的馬周，無一不是一時之人傑。然而李世民卻都沒有用他們來執掌這條攔截索，至於原因，我們不得而知，如果非要列舉一個原因的話，我們隻能說，大概李世民覺得他們都不合適。
所以在李建成死後，他毫不矯情地投靠了這位前太子的敵人，並且一如既往地一絲不苟地認認真真地為這位新老板打工。
於是李世民釋然，不僅沒有殺他，還留他在身邊做了詹事主簿。
武德末年太子秦王兄弟爭儲，曆時長達三年時間。在此時間段內，滿朝文武或傾向於太子或傾向於秦王，而作為皇帝的李淵也在兩個繼承人之間搖擺不定。這件事情在連續幾年的時間內成為了舉國關注的重心。而天下大戰方息，鼓勵農耕恢複生產這樣的國家大事卻始終未能成為朝野注視的焦點。這種情況持續了三年，對民生國計的影響應當是頗為嚴重的。事實上，就在玄武門之變發生前後的那段時間裏，全國各地發生了罕見的自然災害，而以李世民為首的大唐朝廷為了處置這場大災花費了將近兩年的時間，在此期間一貫心高氣傲以軍事見長的李世民甚至不得不在武德九年八月坐視入侵長安的突厥騎兵撤回草原。由於史料的缺乏，我們無法說清這件事情和武德末年的兄弟爭位之間的聯係，但是若說一點關係也沒有，縱然我們能夠相信，當時身處鬥爭漩渦當中的魏徵等人也一定是不信的。
李世民知道魏徵想要什麽，魏徵也了解李世民為什麽要用自己。
當然，在一個君權社會裏，這種原始的平等觀念的存在僅僅依賴於士人的傳統和門閥的社會地位是遠遠不夠的。
其實二者說的都不無道理，從人情世理而言，李世民對魏徵的信任不應該超過對長孫無忌和房玄齡杜如晦的信任，但是李世民如果真的猜忌魏徵，又怎麽會將製約自己的大權賦予這個東宮舊人？
魏徵就是出生在這樣一個時代，他目睹了楊堅是如何通過削弱相權從而大權獨攬，他也目睹了楊廣是如何因為缺乏有效的製約從而國滅身死。可以說，這位未來的貞觀名相的人生經曆了隋朝由亂世而盛世，再由盛世而亂世的全過程。我們今天已經無法判定這些發生在那個年代的動蕩究竟給這位出身河北巨鹿的傳統士人帶來多麽大的思想震撼，但是我們可以確認，在魏徵來到長安並被李世民簡拔到身邊任職後，他對這位千古聖君的種種幾乎不近人情的“高標準嚴要求”恐怕並非是無的放矢。
隋末煬帝無道，天下板蕩，魏徵以河北大族子弟的身份追隨李密，從法理的角度是“從賊”。如果說他的父親當年不肯出仕隋朝是對北齊皇室盡忠，那麽魏徵在大業末年到貞觀初年先後追隨李密、竇建德、李建成、李世民等不同的君主，他又是在對誰盡忠呢？
雖然在防止相權威脅君權的問題上李世民與楊堅的思路大體一致，但在治理天下的理念上，兩個人卻是大相徑庭。楊堅從骨子裏不信任自己的大臣，他唯一相信的隻有自己，對臣屬的猜忌絲毫不亞於後世一些著名的獨裁君主。而李世民卻認為，皇帝本人的能力再強，對於治理偌大一個國家而言也是遠遠不夠的。他清楚地認識到自己絕不是一個無所不能的超人，天下可以為李姓一家所有，卻絕不可為李姓一家所治。實際上，在兩漢三國兩晉南北朝幾十位君主將近八百年的統治期內，這種認識在皇權內部是普遍存在的。統治者們也並非全都是自大狂，絕大多數人還是有自知之明的，因此這期間雖然不斷地有政權更迭，不斷地有權臣篡位，統治者們卻還是要依靠宰相所領導的政府來統治天下。並非是統治者們不想自己一個人來操控大權，就像後世的一些著名獨裁君主一樣，而是以他們的能力實際上做不到這一點。
可以說這是一種對仕途的熱衷，也可以說這是一種對生命的眷戀，但是毫無疑問，無論是對仕途的熱衷還是對生命的眷戀，都不足以解釋唐太宗對其的信任和重用。
貞觀十七年正月，司空特進知門下省事太子太師鄭國公魏徵病逝，貞觀二十三年五月，貞觀天子李世民病逝，貞觀之治，便這樣隨著兩個即將相伴千秋的曆史名人的離去落下了帷幕。
作繭自縛，作法自斃，天作孽，猶可恕，自作孽，不可活……一代聖君胸中狂嘯……
那麽，魏徵究竟憑借什麽打動了李世民，又是憑什麽征服了後世如此多的士人呢？
魏徵在後來的李唐皇室儲位之爭當中選擇了太子李建成，將戰功赫赫聲望勳業如日中天的天策上將軍棄如敝屣，李建成在李密問題上手上不曾染血大概是一個相當重要的參考因素。
曆代名相甚至權相，無一不是手握決策行政大權並且在某種程度上淩迫於君權之上令皇帝都有所畏懼有所猜忌的宰相。然而貞觀一朝二十幾位宰相當中，在曆史上留下最顯赫聲名的卻是那個整天在皇帝耳邊絮絮叨叨這也不許那也不行的魏老頭。如果有人說漢武帝一朝最著名的宰相是汲黯，所有人都會當笑話來聽；然而若說貞觀朝最著名的宰相是魏徵，恐怕異議者的聲音就會低八度——畢竟史書上就是這麽記載的。魏徵成為貞觀名相群體的表率，是那個時代所獨有的一種政治現象，也是兩千多年君權專製曆史上為數不多的健康表征之一。
在筆者看來，李世民是否信任魏徵這個命題根本就是一個偽命題，沒有任何探討的價值。
在天下人的利益麵前，君主有選擇臣子的權利，臣子同樣也有選擇君主的權利。
李世民登基之後，擢升魏徵為門下省的“諫議大夫”，這是一個真正的諫官職務，擔任這個職務的官員最重要的職責就是對皇帝的施政和個人言行發表意見，事無論大小，皆可言是非，說起來有點類似後世的禦史言官。這也是後世的絕大多數人將魏徵視為“諫臣”的根本原因。然而實際上，他的這個“諫議大夫”是以尚書右丞的本官兼任的，尚書右丞是個四品官，負責在相當於大唐中央政府的尚書省當值，上麵僅有左右仆射兩名領導。這是一個需要按照製度在政府中樞值班處理日常事務的職務，這個職務所負責的工作也件件關乎國家的大政方針，因此在作為“諫議大夫”向皇帝諫言並非魏徵的主要工作，僅僅是一份“兼職”而已，而且魏徵擔任這個職務的時間實際上並不很長，貞觀三年，他便被皇帝拔擢為秘書監，並被允許“參與朝政”。
筆者以為，魏徵勸說李建成殺害李世民，這件事實的背後，恐怕有著另外一層意義。
魏徵的耿直也好，魏徵的“忠貞”也罷，其實都不是其以一個“諫臣”身份躋身千古名相行列的真正原因，在這個倔強中透著幾縷睿智的老夫子那堅固如鋼的意誌背後，實際上有著極為強勢的製度性因素在發揮作用。自古諫官多如牛毛，敢於犯顏直諫批龍麟者亦不在少數，為何獨獨一個魏老夫子成就了其千秋令名？
魏徵勸說李建成盡快殺掉李世民，很可能也有趕緊解決掉這個麻煩，將朝廷的注意力轉回到正常的工作上來的意思。
兩者爭論的信任與否，實際上本無所謂什麽意義。對於唐太宗而言，魏徵存在的意義即不是“親朋故舊”也不是“能臣幹吏”。這兩個人除了在“求天下大治萬民樂道”這一點上是共同的以外，在其他方麵差異都相當大。
從曆史的角度來看，楊廣本人未必沒有成為一個聖明君主的潛力，他本人並不缺乏治理國家和進行軍事鬥爭的經驗，其資質也堪稱上乘。然而這個皇帝的這些先天性優勢在他接掌國家之後卻因為缺少必要的製約而逐漸走向了反麵。在古代，宰相作為政府的最高領袖，其地位是十分尊崇的，其權力也是受到體製本身的保護的，除非極端特殊的情況發生，否則君主不能對宰相的施政作過多的幹預；而在隋唐以前，宰相一職往往由在天下士族當中享有崇高威望的某個大族的族長或重要成員擔任，這從另一方麵確保了宰相的權力基礎。然而這種權力模式在經過曆代王朝擴張君權收束相權的不懈努力和隋文帝翻天覆地般的政治體製改革後被基本解構了。所以，當隋煬帝楊廣開始推行他那異想天開卻又勞民傷財的軍國大計的時候，政權內部根本沒有一個能夠對其權力形成有效製約的機製和士大夫群體。
在魏徵所追隨過的四位主人當中，其中三位都是很不幸的短命鬼，隻有李世民與他君臣始終。然而也正因為如此，我們在史書的記錄中實際上看不到魏徵“背主”投靠別人的惡劣形跡，在他投靠別人的時候，他的舊主人往往已經死掉了。
如果有人問究竟什麽是貞觀，貞者正也，觀者鑒也。貞觀，就是一雙持正不阿的眼睛，默默地注視著後世：她是清明政治的化身，默默地映照出後世帝王將相們的傾軋紛爭；她是和諧社會的燈塔，靜靜地俯瞰著未來社會的淒慘動蕩。水可載舟，亦可覆舟，在眾生麵前，統治者們必須謙卑，必須敬畏。他們隻有將自己置於始終受到監督受到製約的政治理念和文化氛圍之下，才能確保自己的地位，才能換來社會的穩定，才能迎取天下的大治。
其實，這個原因我們完全可以從隋唐時期乃至魏晉南北朝的思想文化背景中找到。
李世民時期的三省六部製，是運行機製相對健全分工合作相對明晰的一種政治體製。這位曠古絕今的封建統治者采取降低宰相資格門檻的模式來分化相權。前麵我們已經敘述過，按照定製，國家擁有六名名副其實的宰相，而李世民又通過“參知政事”等等諸如此類的名義使得宰相的群體更加廣泛，在貞觀年間的朝堂上，十幾位宰相共議國家大政的局麵並不罕見。在眾多宰相當中，地位最高的左右仆射也僅僅是從二品的官秩，至於中書令和侍中，銜僅正三品，更不必說那些非正式的宰相了。這種群相製的好處在於，決策權由多人掌控，而最終的擬旨、封駁、執行大權分屬三省，他們相互製約相互牽扯，不僅僅在決策流程上更加科學更不容易出紕漏，也同時杜絕了宰相獨秉朝政成為權臣威脅君權的可能。
魏徵生逢隋末唐初天下板蕩豪傑紛起的大時代，前前後後追隨了四位出身學識秉性各異的主君，他的經曆在那個時代的知識分子當中是比較具有代表性的。而這樣一個人物能夠在那之後的幾百年中被樹立成士大夫階層的楷模，起碼說明了一個事實，那就是在那個時代，中國的知識分子們普遍認為對國家（天下）的貢獻遠遠高過對君主個人的忠誠。魏徵在拜相之後曾經十分坦率地對唐太宗說過這樣一句話：“良臣不僅自己聲名卓著，而且君主也能飲譽四海，連他們的子孫也都能傳承不變。忠臣可就不同了，他們麵折朝廷觸犯天子，結果遭到殺戮，而他們的君主也落了個昏君的壞名聲，最後還要國破家亡，隻留下忠實的空名。人人都做謹小慎微的君子，國家的興旺就難以保障，所以我寧願做陛下的良臣，不願做陛下的忠臣。”
魏徵從不以自己身為“三姓家奴”為恥，以他為代表的一大批那個時代的士人，實際上根本不屑於以此為恥。
李世民登基後不久，為了能夠讓更多的朝廷重臣參與到國家大事的討論中來，給一些親信大臣加上了諸如“參與朝政”“參議得失”“參知政事”“平章國計”之類的不同名義，允許他們進入政事堂列席宰相會議並對軍國大事發表自己的看法和意見。因此魏徵所擔任的秘書監一職雖然不是真正的宰相，卻可以“參與朝政”的名義進入政事堂參加宰相會議。這些不同的名號發展到唐末宋初，逐漸形成了統一的規製，例如宋代的“參知政事”一職，就是事實上的副宰相。筆者以為，魏徵拜相的時間，不應該從他被任命為侍中的貞觀六年五月算起，而應該自他以秘書監參與朝政的貞觀三年算起。
惡意地猜想如下：貞觀某年某月某日，太宗皇帝陛下與魏宰相發生了較大爭執，皇帝龍顏大怒，拍案而起曰：“天下究竟是偶家的還是儂家的？這一回偶偏偏不聽儂的！”魏宰相默然長揖、捋髯、轉身、開步走……用一根草繩拴在腰間的門下省公章隨著宰相大人的鴨子步悠然晃動，當真是說不盡的輕鬆，道不完的悠閑，一旁的尚書左仆射梁國公房玄齡苦著一張老臉諫言道：“陛下不納魏徵之言，其必不肯在敕書上簽字畫押蓋公章摁手印，門下印鑒闕位，叫尚書省如何奉敕？”
這一年的正月，滿朝文武從三省六部到九寺十二衛都惶惶不安，一方麵因為做了十七年儲君的太子李承乾的儲位搖搖欲墜，另一方麵則因為當朝宰相鄭國公魏徵眼疾發作病入彌留，貞觀之治的護法韋陀即將撒手人寰……
這一點，曆事四主的魏徵不可能不明白，在隋末唐初十八路反王間輾轉殺戮通過血腥的軍事政變登上皇帝寶座的李世民更不可能不明白。
但是，這種建立在個人自律基礎上的製約畢竟不是製度性的製約，能夠因人而興，自然也就能夠因人而廢。隋文帝的繼任者隋煬帝楊廣恰恰是一個天分頗高然而自製能力卻奇差無比的國家領袖，這位皇帝在位期間，連續搞了一場經濟角度的大躍進和一場軍事層麵的大冒險，幾乎沒費什麽力氣就將原本已經開始進入良性循環的國家局麵破壞殆盡。
魏徵在玄武門之變後得到了大唐家族企業新任董事長的賞識，但是這位從個人履曆上看性情稍顯急躁的新老板卻並未直接任命他做宰相，而是任命他做了正七品的太子詹事主簿。這個職務隸屬東宮係統，本身無論品級還是實權本來都微不足道，然而對於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六月至八月的魏徵而言，這確是一個在事實上權重一時的重要職務。
貞觀朝有著眾臣議政暢所欲言的開放式政治氛圍，也湧現出了如戴胄、張玄素，王珪等等一大批敢於指著皇帝的鼻子尖放膽痛罵的諍臣諫臣。在這個獨特的曆史現象背後，有著更深層次的時代背景和思想內涵。在那個時代，隋煬帝因為獨斷專行拒絕臣屬的諫言勸告而導致國亡身死的殘酷現實無情地揭示了君權獨治體製的弊端，這一點最終成為了大唐貞觀君臣整體的共識，也最終奠定了二十三年貞觀之治的政治基礎。
在中國的曆史上，魏徵是個耳熟能詳的人物，他和唐太宗李世民之間的故事在此後的一千多年裏一直被帝王將相們視作君臣際遇的典範楷模。信奉忠孝節義的儒家傳人們似乎有意忽視了此人前後曆事李密、竇建德、李建成、李世民四主的個人履曆，僅僅因為這個人的名字和彪炳千秋的貞觀之治緊緊聯在一起。
次年三月，李世民正式拜魏徵為侍中。貞觀十一年，魏徵以眼疾辭相，李世民不許，雖然免去了他的侍中一職，卻敕令他以特進“知門下省事”。也就是說，從貞觀六年五月到貞觀十七年正月魏徵病逝，這位以良臣自詡的大臣掌管門下省整整十年零八個月，而且在此期間有六年零三個月時間是由他一人獨任門下省的長官。
如果說魏徵是唐太宗李世民的一麵鏡子，那麽這麵鏡子當中所映射出的，恰恰是唐太宗自己。在魏徵這麵“鏡子”裏麵站立著的，是一個與李世民本人絕對平等的存在。唐太宗將魏徵比喻為一麵可以使自己“明得失”的鏡子，實際上就是默認了魏徵所代表的那種最原始的平等觀念，那種中國古代士大夫身上所獨有的人格精神。
魏徵的武績平平，大唐立國平定天下的功勞簿上不曾有他的耀眼勳略。在開始追隨李世民之前，他唯一可以拿出來提上一筆的不過是在武德初招降了李世勣……
魏徵的相貌也實在稱不上令人心曠神怡，至少那位被後世傳頌至今的聖明天子就曾經公開嘲笑過他那著名的山羊鼻子……
唐代的秘書省，實際上是一個分管國家檔案資料重要文件的機構，其對國家大政雖然沒有直接的幹預權，卻也是直接接觸政府中樞工作的重要職能部門。魏徵在秘書監的位子上工作了三年左右，貞觀六年，他受唐太宗敕命檢校侍中（即暫時行使侍中的職權），從此正式成為門下省的長官，名副其實的宰相。
士人當以天下為己任，除此之外，再無其他，這就是魏徵的政治理念。
魏徵，就是一個堅信自己有這種權利的傳統士人。
皇帝和大臣僅僅是分工上的不同，在天下人麵前，我們是平等的！
所以，當作為山東宣慰使臣的魏徵不避嫌疑毫不猶豫便將兩名東宮舊屬開罪釋放全不顧自己“東宮舊人”的身份的時候，當作為諫議大夫的魏徵瞪著眼睛直著脖子將唾沫星子濺到唐太宗臉上去的時候，當作為宰相的魏徵公然拒絕在皇帝的詔書上副署的時候，他的心中，大概不曾有過一絲一毫對皇帝至高無上權威的恐懼，所有的，僅僅是一份對天下事盡職盡責的使命感。
封建社會，君主為四方之主，臣下為天下之仆。然而中國的士人可以做天下的仆從，卻決不甘心做皇室的奴隸。治理天下使萬民樂道，不僅僅是君主一個人的職責，同樣是天下士人賢士的使命。天子與士人的關係，是主輔關係而非主奴關係。協助天子治理好國家，是古代士人當仁不讓的職責。
唐太宗也畏懼魏徵，有那隻被活生生憋死在袖筒裏的可憐鳥兒的冤魂作證。然而這種畏懼並非是對一種更加強大的權力和勢力的畏懼，而是一種對道德的畏懼，對因犯下錯誤而即將遭受到的批評的畏懼。貞觀朝的政治特色之一，便是天下人都知道，皇帝做事也分對錯，皇帝做錯了事情，也要像小學生一樣接受老師嚴厲的批評和教育。貞觀朝的大臣們，對於質疑皇帝所作所為的正確性報以極高的熱忱，因為這是公認的對天下有利的大義之舉。
這個故事今天看起來有很多令人難於理解的地方，如果說李世民因此而認為魏徵是一個忠心事主的“忠臣”而留用他，那麽魏徵的履曆已經明明白白表明了他絕非一個“忠臣”，聰明絕頂的李世民為何連這點淺顯的道理都看不透？如果說李世民當時這麽做是為了籠絡朝臣安定人心，那麽到了後來人心已經安定朝局已然穩固，他又為什麽非要對如此一個毫無忠誠和節操可言的老夫子委以宰相重任？如果說魏徵真的對太子李建成的被害始終耿耿於懷，為何又在後來的十七年當中盡心竭力協助李世民勵精圖治鑄造了垂範千秋的貞觀之治？
筆者認為，魏徵的心中，沒有君，隻有天下。
貞觀時期實際上是一個名臣輩出的年代，無論是號稱“房謀杜斷”的房玄齡和杜如晦，還是出將入相的一代戰神李靖，又或者是與唐太宗總角相交位列淩煙閣二十四功臣之首的長孫無忌，都堪稱一代曠古絕今的名相。然而最終在史書上與李世民相伴而成為貞觀之治君臣表率的，卻是那個喋喋不休地規勸太宗直言犯上的“諫臣”魏徵。其實我們早應該想到，在這個奇怪的事實背後，真相絕非某某某是虛懷若穀海納百川的有道明君如此簡單。
他是貞觀之治的護法真神。
所以我們說，貞觀年間的魏徵，絕不僅僅是個“諫臣”，其對政府乃至整個大唐天下的影響力遠比同時代的另外幾個著名宰相為大。李世民時期的宰相裏，在影響力上唯一能夠與魏徵相提並論的是位列淩煙閣二十四功臣之首的長孫無忌，此人雖然在貞觀年間基本賦閑，但在涉及國家根本大政乃至社稷承嗣這樣的事情上的作用是魏徵遠不能比的。盡管如此，魏徵仍然是貞觀名臣榜上的第一人，而造成這一點的原因卻頗為耐人尋味。
其實從李世民重新劃定三省分工又闕置尚書令之職虛而不授這兩點來看，李世民本人對於自先漢以來屢屢對皇權造成傾覆性威脅的相權其實也抱有極強烈的警惕性，這種警惕性甚至絕不比隋文帝楊堅要來得少。所不同的是，楊堅是采取壓製相權甚至完全廢黜相權（相位闕置）的方式來杜絕宰相染指最高權力，而李世民則完全不同，他是采取分化相權的方式來避免相權對皇權的潛在威脅。
他是胸懷天下的亂世豪傑，是腹藏經緯的治世名臣，是明慧若愚的智者，是權重一時的宰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