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堂課緊接第一堂，《史記》是人人必讀的一部國學根柢書，那麽它是怎樣寫成的？即為什麽產生在西漢雄才大略的漢武帝時代？這絕不是偶然的。它是主客觀條件交叉產生的必然效應。客觀條件是時代的呼喚，主觀條件是司馬氏父子，特別是司馬遷發憤著書所做出的貢獻。換句話說，就是《史記》產生的曆史條件。
一、大一統時代的呼喚
這可從五個方麵來看：
首先，如何鞏固西漢王朝的統治，需要總結曆史的經驗，作出學術的綜合。早在高帝即位之初，這位馬上得天下的開國皇帝，就讓陸賈總結出“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敗之國”的曆史經驗，尋求長治之術。文帝時，賈誼作《過秦論》，賈山作《至言》，總結秦亡的教訓，是陸賈《新語》工作的繼續，還是側重於政治方麵。到了漢武帝時代，理論的歸納，大大向前推進了一步。董仲舒倡導“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治“春秋公羊學”，宣揚大一統，已經是學術綜合的工作了。與司馬談同時而與司馬遷相及的淮南王劉安，糾集學者編纂了一部“觀天地之象，通古今之事”的《淮南子》，更是學術綜合的工作。司馬談《論六家要旨》，強調百家殊途同歸，“皆務於治”，明確地闡述了學術綜合與治政的關係。清代學者錢大昕說，《史記》的“微旨”有三，“一曰抑秦，二曰尊漢，三曰紀實”（《與梁耀北論史記書》），這正是司馬遷所處時代的精神和時代的使命。
其二，西漢的文化發展提供了修史條件。司馬遷修纂《史記》，“是長期的曆史研究成果的集中體現”。如果沒有《春秋》《尚書》《左傳》《國語》《世本》等書的積累，就不可能憑空冒出《史記》這樣的曆史巨著。司馬遷能夠運用這些典籍，是西漢的文化發展提供的條件。司馬遷說：“百年之間，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太史公仍父子相續纂其職。”也就是司馬談、司馬遷相繼主持文化典籍的整理工作，得以閱讀秘籍圖書，成為最博學的人。太史府等於是國家給司馬遷設立的書局。
其三，雄才大略的漢武帝，加強了中央集權的統治。宏闊昂揚的時代，是《史記》成書的直接背景。
其四，漢武帝的後期，社會階級矛盾尖銳化，為司馬遷“原始察終，見盛觀衰”的方法論提供了現實的依據。
其五，文景之世開明政治的流風餘韻，啟迪了司馬遷自成“一家之言”。漢文帝即位，發動了對秦王朝暴政的批判，吸取“雍蔽之傷國也”（《過秦論》）的曆史教訓，鼓勵臣民直言極諫。舉賢良方正的基本條件就是“直言極諫”。漢武帝專製有別於秦始皇的根本之點，就是能容忍臣下直言，故有晚年悔征伐之事。汲黯在廷對時說：“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汲鄭列傳》）武帝怒而不罪。所以在漢武帝時代，雖“罷黜百家”，而文網未密，臣工士庶，尚能直言議政。故司馬遷述史，漢武帝未予幹涉。在這一環境下，司馬遷才敢直言，實錄史事，雖有忌諱之辭，而能終成一家之言。
以上各點，是《史記》成書的客觀條件。下麵是本講的重點話題，《史記》成書的主觀條件：司馬氏父子，特別是司馬遷創作的貢獻。
二、司馬氏父子兩代人的心血結晶
（一）源遠流長的史官世家
司馬遷在《太史公自序》中追述司馬氏世係，源遠流長，始祖為唐虞之際的重黎氏，曆唐虞夏商，世典天官，至周世典周史，曆代相傳一千餘年，這是司馬談自認最為光榮的家世，即史官世家。司馬談引為自豪，表明他以修史為己任，是一個自覺的曆史家，並以此教育司馬遷。其實，司馬氏之姓來源於西周宣王時一位輔佐王室中興的將軍，封於程，伯爵，名叫休甫，史稱程伯休甫，做了掌軍事的司馬，其後子孫稱司馬氏。司馬氏遠祖世係蓋世代口碑傳說，程伯休甫係重之後還是黎之後，司馬遷不能明，而統言之“重黎之後”。顓頊之世，重、黎為二人。重為南正，古代天官，觀星象，定曆法；黎為北正，古代地官，執掌農事。先秦典籍《尚書·呂刑》《左傳》《國語》等書都記載了有關重、黎二人在顓頊之時分司天地的傳說。
周惠王、襄王時，王室內亂，司馬氏離開周王室到了晉國。晉由盛轉衰而至滅亡，司馬氏再度分散，著名的有三支，各支都出了許多名人。一支在衛，這一支的名人司馬喜做了中山國的相。一支在趙，有一個司馬凱因傳授劍術而揚名。戰國後期那個著名的劍客司馬蒯聵就是司馬凱的子孫。司馬蒯聵第十五代孫就是西晉王朝的建立者司馬炎。一支在秦，居住在少梁，這一支是司馬遷的祖先。秦惠王時出了一個名將司馬錯，被秦惠王委為伐蜀大將。司馬錯攻下蜀國後做了那裏的留守。司馬錯的孫子司馬靳，做了武安君白起的副將，公元前260年秦趙長平之戰，司馬靳與白起並肩作戰。公元前257年，司馬靳和白起同時在杜郵被秦昭王賜死。司馬靳的孫子司馬昌，做了秦國的鐵官。司馬昌之子司馬無澤做了漢長安市管理市場的市長，用今語，即工商總局局長。司馬無澤生司馬喜，爵為五大夫。司馬昌、無澤、喜三代死後都埋葬在華池西高門原。司馬喜生司馬談，司馬談做了漢武帝時的太史令。據上所述，表列司馬氏家譜世係如下：
司馬氏家譜圖
（二）司馬談發凡起例
《史記》原題《太史公書》，表示為太史公所作之書，至東漢桓、靈之際才演變成為《史記》之名。司馬談官太史令，最崇高的理想就是繼孔子，效《春秋》，完成一代大典，寫一部貫通古今的通史，頌揚漢家一統的威德。司馬談的寫作宗旨，《太史公自序》作了明確的交代。司馬談臨終遺言說：
夫天下稱誦周公，言其能論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風，達太王、王季之思慮，爰及公劉，以尊後稷也。幽、厲之後，王道缺，禮樂衰，孔子修舊起廢，論《詩》《書》，作《春秋》，則學者至今則之。自獲麟以來四百有餘歲，而諸侯相兼，史記放絕。今漢興，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餘為太史而弗論載，廢天下之史文，餘甚懼焉，汝其念哉!
上述司馬談的這段遺言，可條列其發凡起例的宗旨有三端：一曰效周公“歌文武之德”；二曰繼孔子效《春秋》“修舊起廢”，為後王立法，為人倫立則；三曰頌漢興一統，論載“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合此三端，即以人物為中心，帝王將相為主幹，頌一統之威德，這正是秦漢中央集權政治在學術思想上的反映。《論六家要旨》為司馬談所作述史宣言，倡導融會百家思想為一體，自成一家之言。這些也就是《史記》的本始主題。
司馬談仕於建元、元封之間，曆經三十年，醞釀構思早已孕育於胸中。他學天官於唐都，受《易》於楊何，習道論於黃子，就是為述史作準備。元朔七年，漢武帝獲白麟，作《白麟之歌》，並改元為元狩元年（前122）。當時人們認為這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因文成致麟，象征天下太平。司馬談激動非凡，決定述史下限止於元狩元年，示意絕筆於獲麟。所以元狩元年是司馬談正式述史之始。《太史公自序》載，“於是卒述陶唐以來，至於麟止”，就是司馬談的作史計劃。上限起於陶唐，則是效法孔子述《尚書》起於堯。司馬談追步孔子的意識是十分鮮明的。司馬談卒於元封元年（前110）。從元狩元年至元封元年，已曆十二年。司馬談作史，應有相當的規模，或已成若幹篇章。據昔賢今人的考論，司馬談作史達三十七篇，五體皆備。《孝文本紀》《天官書》《封禪書》《刺客列傳》《太史公自序》等篇留有司馬談作史痕跡。司馬談發凡起例《太史公書》，這本身是一個偉大的業績，無論怎麽評價都不過分。司馬談重整了司馬氏史官世家絕學，是一個自覺的曆史家。但《史記》最後完成於司馬遷之手，司馬談的著述被剪裁熔鑄在《史記》的定稿之中，因此今本《史記》一百三十篇是不容分割的一個整體，《史記》著述代表者隻能有一人焉，曰司馬遷，如同《漢書》著述代表者為班固一樣。
（三）司馬遷受父遺命接力潛心修史
元封元年夏初的四月，正是鮮花如錦的爛漫時節，封禪大典就要在泰山之巔舉行。司馬談作為參與製定封禪禮儀的史官，該是何等的激動。可惜他因病留滯周南（今河南洛陽），未能參與。這時司馬遷正好從奉使西征的西南夷前線趕回來參加這稀世罕有的大典，行到洛陽，見到了生命垂危的父親。司馬談在彌留之際，拉著司馬遷的手，流著痛苦的眼淚遺命司馬遷，以盡忠盡孝的大義激勵司馬遷，要司馬遷發誓繼任太史令完成一代大典。太史令秩六百石，如當今正處級，而當時司馬遷以郎中將職銜奉使歸來，已是秩一千石，如當今正司級，又侍從漢武帝，仕途如花似錦。曾子有言：“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論語·泰伯》）司馬談發出了悲愴的歎息，他說：“世傳史官的司馬氏之業，難道就要斷送在我的手裏嗎？”可以體察出，司馬談這位執著的曆史家，未能親手完成修史計劃是多麽的揪心！他慨歎命運而絕不屈服於命運，他遺命兒子司馬遷來實現修史壯誌。司馬遷的心靈受到震動，他低著頭，流淚嗚咽，懇切地向父親立下誓言。司馬遷說：“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弗敢闕。”司馬談臨終的一幕，給予司馬遷的刺激是太深刻了。所以他的記述是那樣的**滿懷。司馬遷也果真牢牢記住了司馬談臨終的偉大遺命，時常叨念“先人有言”。司馬遷守喪三年，到了元封三年已三十八歲，無論是閱曆，還是修養，均走向成熟。他遵從父親遺言繼任太史令。
《太史公自序·索隱》引《博物誌》雲：“太史令茂陵顯武裏大夫司馬遷，年二十八，三年六月乙卯除，六百石。”“年二十八”為“年三十八”之誤。“三年六月乙卯除”，即元封三年六月初二日，司馬遷為太史令。
太史令雖然職位卑微，但卻是皇帝身邊最重要的曆史顧問，重大製度的興革和典禮儀節均有太史令參加討論。司馬遷為太史令第五年，即太初元年（前104），漢武帝頒布了新曆，定名《太初曆》，並改年號為太初。改曆是封禪活動的繼續，封禪象征新王朝受命於天地，改曆象征受命的完成。漢武帝完成封禪改曆是劃時代的壯舉，意義非凡。司馬遷躬逢其時，參與其事，激動不已。他想起了父親的遺訓，仿佛像洪鍾一樣在耳邊響起：“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太史公自序》）於是論次其文。司馬遷按曆史事勢的發展，修正了司馬談的作史計劃，延伸上限起於黃帝，下限至太初年間。所以《太史公自序》留下了兩個斷限的記述。“於是卒述陶唐以來，至於麟止”，是司馬談的計劃；“餘述曆黃帝以來至太初而訖，百三十篇”，是司馬遷定稿的實際斷限。宏闊昂揚的時代精神，君臣相知的感遇，事親、事君、立身的父教，建功揚名的男兒壯誌，這些都是司馬遷的創作動力。他全身心投入，潛心修史，《太史公自序》做了鄭重的記載。司馬遷說：“卒三歲而遷為太史令，史記石室金匱之書。”又說：“（漢興）百年之間，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太史公仍父子相續纂其職。”這些說明了司馬遷正式做了太史令後，堂皇正大地在皇室圖書館裏翻閱石室金匱之書，整理一切秘籍和曆史資料，接續父親已經開創的事業，從事偉大的撰述工程，是何等的心曠神怡!
如上所述，司馬談修史，發凡起例，從元狩元年（前122）到元封元年（前110），共十二年。司馬談仕於建元元年（前140），就著手修史準備，到元狩元年已曆十八年，前後共三十年，耗盡了他的一生。司馬遷二十壯遊，成為司馬談的修史助手，到元封元年受父遺命，接力修史，年三十六，已曆十六年。元封三年（前108），司馬遷年三十八，繼任為太史令，至武帝之末後元二年（前87），司馬遷全身心投入修史，又獨立進行創作二十二年，司馬遷正式接力修史，應從元封元年算起，則是二十四年，加上作為助手的十六年，共四十年，也耗盡了他的一生。也就是說，修成《史記》，曆經司馬談、司馬遷父子兩代人的一生，共七十年，而兩代人正式修史共四十年，完成一代大典是多麽的不易。《史記》成書是司馬談、司馬遷父子兩代人心血的結晶。特別是司馬遷多彩的人生所凝聚的才學識德的修養，他受禍遭腐刑的屈辱而發憤著書，從而爆發的創造潛能，鑄就了《史記》輝煌，評說如次。
三、司馬遷才學識德的修養
司馬談認為完成《史記》的人就是繼孔子之後數百年產生的偉大人才。這個曆史繼承落在了司馬遷的身上。前人論說史學大家，必須才、學、識、德四長兼備，司馬遷正是這樣的一個人。多彩的人生造就了司馬遷的文化巨人地位。
（一）家學淵源
前文“源遠流長的史官世家”，提示了司馬遷秉承的家學淵源。司馬氏始祖為唐虞之際的重黎氏，曆唐虞夏商，世典天官，至周世典周史。司馬談自認這是最為光榮的家世，即史官世家。司馬談言此，是表明他以修史為己任，是一個自覺的曆史家，是司馬氏義不容辭的天職，並以此教育司馬遷。
春秋戰國及秦漢之際的社會正進行著一場大變革，司馬氏家族適應時代變遷，從事政治、軍事、經濟等活動，在各個領域都有傑出人物存在。西周程伯休甫、秦國司馬錯都是名將。司馬錯為秦國開拓了巴蜀大片領土，又東伐敗楚，與秦名將白起比肩。司馬昌、司馬無澤兩代分別任秦國的大鐵官和西漢長安市工商總局局長。這些是司馬遷得以繼承兵學、經濟學的家學淵源。
給予司馬遷影響最大的是其父司馬談。司馬談不僅發凡起例《史記》，而且著重培養司馬遷，司馬遷年少時期留在鄉間耕牧河山之陽，以接受精神和體魄的鍛煉。司馬遷年少聰明，年十歲即能誦古文。司馬談又為司馬遷聘請了名師，使司馬遷接受良好的教育。
（二）司馬遷的師承與交誼
漢武帝時代，有幾位影響深遠的大學問家。一位是今文學大師董仲舒，一位是古文學大師孔安國，還有一位天文學大師唐都，均因司馬談的關係，司馬遷能有幸拜在他們門下。司馬談《論六家要旨》把先秦諸子百家學說歸並為儒、墨、名、法、陰陽、道六家，認為六家學說皆有益於治，表明司馬談不墨守門戶，有博大胸懷，海納百川，所以讓司馬遷既學古文，又學今文。司馬遷出仕為郎中，又與大文學家嚴安、莊助、枚乘及上大夫壺遂等為友，並受到他們的文學修養熏陶。司馬遷師承大師，與時賢為友，所得良師益友之助，古代沒有第二個人。
（三）二十壯遊
漢武帝元朔三年（前126），司馬遷二十歲，正當盛年，懷抱著淩雲壯誌，承父命交遊全國，“網羅天下放失舊聞”，首創走出書齋讀無字之書之先例，向社會作調查。後人總結為“讀萬卷書，行萬裏路”，是大學問家不可或缺的修養。司馬遷此行了解和搜求了古代與當時的曆史傳說故事與各種史料，經曆了許多磨難，並在《史記》中留下了許多生動的記載。
司馬遷壯遊的範圍重點在南方，故自述為“二十而南遊江、淮”。司馬遷從京師長安出發東南行，出武關至宛。南下襄樊到江陵。渡江，溯沅水至湘西，然後折向東南到九嶷。窺九嶷後北上長沙，到汨羅屈原沉淵處憑吊。越洞庭，出長江，順流東下。登廬山，觀禹疏九江，輾轉到錢塘。上會稽，探禹穴。還吳，遊觀春申君宮室。上姑蘇，望五湖之後，北上渡江，過淮陰，至臨淄、曲阜，考察了齊魯地區的文化，觀孔子遺風。然後沿著秦漢之際風起雲湧的曆史人物的故鄉、楚漢相爭的戰場，經彭城，曆沛、豐、碭、睢陽至梁（今開封），回到長安。
司馬遷遊曆考察，兼有曆史家和文學家的興趣。對於曆史事件，大至秦始皇的破魏戰爭，小至戰國時的一個城門名字，他都要力求掌握第一手的資料。除曆史事件外，有關人物遺事、生動的民間歌謠、俚語，無不作了廣泛的記載。至於山川地理、古今戰場更是了然於胸。顧炎武評介說：“秦楚之際，兵所出入之途，曲折變化，唯太史公序之如指掌。以山川郡國不易明，故曰東曰西曰南曰北，一言之下，而形勢了然。……蓋自古史書兵事地形之詳，未有過此者。太史公胸中固有一天下之勢，非後代書生之所能幾也。”（《日知錄》）這是司馬遷在史事方麵所得遊曆之助。蘇轍雲：“太史公行天下，周覽四海名山大川，與燕趙間豪俊交遊，故其文疏**，頗有奇氣。此二子者，豈嚐執筆學為如此之文哉？其氣充乎其中而溢乎其貌，動乎其言，見乎其文，而不自知也。”（《欒城集》）這是司馬遷在文章辭采風格方麵所得遊曆之助。總之，司馬遷二十壯遊，不僅使他獲得了廣博的社會知識，搜求了大量的遺文古事，而且開闊了視野，放寬了胸懷，增長了識見和才幹。王國維稱之為“宦學之遊”。這是《史記》成功的條件之一，是值得我們借鑒的。
（四）入仕郎中
郎中是職別最低的郎官，即作為皇帝的貼身衛隊，其職責是“掌守門戶，出充車騎”。掌守門戶，指在宮中為皇帝看門的衛隊；出充車騎，指皇帝出行，郎官作為前呼後擁的儀仗。
郎官又是國家的官吏儲備係統，沒有定員，多至上千人。積資有年，郎官外出，到地方任縣長、副縣長；到朝中各部，任令丞，級別相當於今天的正副處級到司局級。
郎官有四個等級：議郎、中郎、侍郎、郎中，由高官子弟充任，一般是二千石高官，即相當於現在的正部級、副部級的子弟方能入選，一部分來自地方推薦上來的富人子弟。郎官製度稱為恩蔭。在皇帝身邊的中級官員，子弟也可以得到恩蔭。司馬遷父親司馬談為太史令，六百石，隻相當於現在的正處級，但太史令要觀天象，列席朝廷議政，起草禮儀製度，得以接近皇帝，因此，司馬遷得到恩蔭，為最低一級的郎官。
司馬遷才能卓著，善寫文章、作賦；漢武帝能文能武，也是寫文章、作賦作歌的高手。漢武帝把全國青年文學高手吸收入郎官衛隊中，司馬遷因才華橫溢得武帝賞識。元鼎六年（前111），司馬遷三十五歲，被漢武帝任命為郎中將，為出使雲南、貴州的欽差大臣，到西南夷地方去設郡置吏。
（五）奉使西征
奉使西征巴蜀以南，是青年司馬遷出仕郎中後所做的第一件大事。元鼎六年武帝發兵征西南夷（今雲、貴兩省及四川西部地區），派司馬遷以郎中將的職銜去監軍，並設郡置吏。司馬遷在這一地區生活和工作了半年多時間，設置了武都、牂柯、越嶲、沈黎、文山等郡。由於是安撫新區少數民族，司馬遷提出了“以故俗治”的辦法，開創了尊重少數民族風俗習慣的施政大綱，承認少數民族的自治權利，是了不起的先進思想。三國時諸葛亮平定南中，治理辦法就是依據司馬遷的“以故俗治”。《史記》首創民族史傳，等列少數民族為天子臣民，這與司馬遷奉使西征的這一生活體驗是分不開的。
（六）扈從武帝
司馬遷一生與漢武帝相終始，兩人同是西漢大一統時代的英雄。漢武帝雄才大略，創造了許多威武雄壯的曆史活劇。司馬遷滿腹經綸，用如椽大筆，栩栩如生地描繪了這個大時代。漢武帝四出巡行郡縣，走遍大江南北、長城內外，司馬遷隨行，也走遍祖國大地，是為“扈從之遊”。漢武帝好文學，能詩能賦，建立樂府，采集歌謠，以觀民風，並且還網羅東方朔、枚皋、嚴助、吾丘壽王、司馬相如等一大批文人學士在身邊，君唱臣和，充滿了浪漫情懷與豪放氣派。司馬遷時值年少，後生晚輩置身其間，才華橫溢，深得漢武帝親信而為文學侍從。此時司馬遷得意非凡，“仆以為戴盆何以望天，故絕賓客之知，忘室家之業，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材力，務一心營職，以求親媚於主上”（《漢書·報任安書》）。這說明，扈從生活，司馬遷還是非常珍惜的。
扈從武帝，使司馬遷躋身於封建中央王朝中樞，了解到了大量機密，像“入壽宮侍祠神語”這類觸及武帝隱私與心理的生活經曆，“其事秘，世莫知”，司馬遷也得以參與。這些生活經曆，是司馬遷寫《孝武本紀》和《封禪書》等篇的基礎。元鼎四年（前113），漢武帝首次大規模出巡，周遊河洛，觀省民風，十分排場。元鼎五年，漢武帝西登空桐，北出蕭關，帶數萬騎打獵於新秦中，場麵十分雄偉壯觀。扈從漢武帝的司馬遷，在觀賞過這盛大的場麵之後，必將激發其無限的豪情。司馬遷擅長大場麵的描寫，和他幾十年扈從武帝的豪放巡遊是分不開的。司馬遷扈從武帝，使他深深地呼吸著大一統時代的新鮮氣息。
綜上所述，做一個良史需備的才、學、識、德四大要素，司馬遷可謂兼備一身。司馬遷聰穎勤奮，十歲即能誦古文，養育了他的才。得天獨厚的家學淵源和師承，培養了他的學。壯遊與受禍，錘煉了他的識。史官世家的傳統與氣質，司馬談的“盡忠盡孝”教育，臨終遺言的警響，涵育了司馬遷的德。這些主觀條件是《史記》成為不朽著作的根本原因。
幾年後，司馬遷因李陵案牽連身遭腐刑，這是司馬遷人生中的一次厄運。這場災禍，改變了司馬遷的立場，他從悲怨中走出，發憤著書，是《史記》成書的一大動因。下麵作一專題來談。
四、發憤著書，鑄就輝煌
司馬遷因李陵之禍牽連，受刑後而發憤著書，升華了《史記》的主題，發生了質的改變。
李陵是名將李廣的孫子，少為建章監，騎射技術有其祖父李廣之風，又謙虛下士，甚得戰士心，與司馬遷是很好的朋友。天漢二年（前99），漢武帝派貳師將軍李廣利率三萬騎出酒泉，擊匈奴右賢王於天山。李陵率五千步兵出居延，北行三十天，直達浚稽山（約在今圖拉河與鄂爾渾河間），吸引單於的注意力，保證貳師將軍的出擊。李陵部遭遇了匈奴主力八萬騎兵的包圍，全軍覆沒，李陵被迫投降了匈奴。司馬遷為李陵辯護，受株連下獄，被判死罪。漢武帝惜其才，減罪一等，可以交五十萬罰金免罪。司馬遷無錢，受腐刑代死，即所謂的“李陵之禍”。
腐刑就是宮刑。儒家的忠孝觀念，身體發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更何況是宮刑，隻有做宦官的人才受宮刑。司馬遷稱“大質已虧”，為人所不齒。刑餘之人死後也不能入祖墳。司馬遷因受宮刑，出獄後被漢武帝用為中書令，即貼身的秘書長，被朝官視為尊寵之職，司馬遷卻認為是奇恥大辱，痛不欲生，“腸一日而九回”，多次想到自殺。司馬遷在生與死的沉痛思考中作抉擇，悟出了人生的真正價值，遂有了震撼千古的至理名言：“人固有一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趨異也。”（《漢書·報任安書》）人的一生，若不能對社會做出貢獻，而僅僅以一死來同黑暗作抗爭，豈不是“若九牛亡一毛，與螻蟻何異！”司馬遷在《孔子世家》和《伯夷列傳》中引孔子之言說：“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太史公自序》中記載了其父司馬談的臨終遺訓：“且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此孝之大者也。”立身揚名、光宗耀祖為最大的孝道。司馬遷進而發揚為立德、立功、立言的修身觀念，史稱三立精神。刑餘之人沒有機會立德、立功，唯有立言，寫好《史記》供後人評說。司馬遷忍辱負重，以更加激揚奮發的精神投身於《史記》的修纂。司馬遷在《史記》中記載了許多不甘屈辱、為保持名節而死的義士。齊國布衣王蠋在齊國淪喪瀕於滅亡之時，仍“義不北麵於燕，自盡身亡”；田橫恥於降漢，自刎而死，他的五百賓客聞田橫死，“亦皆自殺”；李廣不堪“複對刀筆之吏”而自殺；項羽兵敗愧對江東父老而自殺；侯嬴為激勵信陵君而死；田光為激勵荊軻而死；聶榮為給兄弟揚名而死；欒布為盡臣子之義，“哭彭越，趣湯如歸”；等等。司馬遷稱讚這些慕義而死的人具有“高節”，“豈非至賢”，“雖往古烈士，何以加哉！”像屈原那樣“死而不容自疏”的高潔之誌，“與日月爭光可也”。然而，在逆境中奮發、忍辱負重的誌士，更加難能可貴。句踐臥薪嚐膽，堅韌頑強，發憤雪恥，終滅強吳而稱霸王，司馬遷不僅許之以“賢”，還讚其“蓋有禹之遺烈焉”；伍子胥棄小義，雪大恥，名重後世，司馬遷讚其為“烈丈夫”；季布以勇顯於楚，“身履典軍搴旗者數矣，可謂壯士”，但是，當他被劉邦捉拿，為人奴而不死，受辱而不羞，“終為漢名將”，司馬遷讚其為“賢者誠重其死”。這後一種忍辱負重的誌士，司馬遷認為是更值得敬仰的“烈丈夫”。但這一觀點，與世俗相違，而且頗謬於聖人的是非。一般世俗觀點，認為忍辱負重是“貪生怕死”，若被刑戮，“中材已上且羞其行”。孔孟遺教是“殺身成仁”，“舍生取義”，司馬遷卻說，“勇者不必死節，怯夫慕義，何處不勉焉”（《漢書·報任安書》），又說，“夫婢妾賤人感慨而自殺者，非能勇也，其計畫無複之耳”（《季布欒布列傳》）。那些一遇侮辱就輕生自殺的人，在司馬遷看來隻不過是無可奈何的表現，並不是真正的勇士。
慕義而死，保持名節；忍辱負重，自奮立名。處理好這二者的界限是很難的。司馬遷提出了一個“人固有一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的標準。人生最寶貴的生命不是不可犧牲，而是要讓它閃光，要死得有價值。司馬遷在榮辱與生死的痛苦抉擇中懂得了人生的意義，他從沉痛中奮起，堅強地活下來，決心完成《史記》。他引古人自況，認為隻有那些能夠經得起艱難環境磨煉的人才能幹出一番事業來。西伯拘羑裏演《周易》，孔子厄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賦《離騷》，左丘失明著《國語》，孫子臏腳論《兵法》，不韋遷蜀傳《呂覽》，韓非囚秦有《說難》《孤憤》，《詩》三百篇都是聖賢發泄憤懣的著作。這些人都是因為心裏有鬱結，又得不到通達，所以才敘述往事，寄情後人。這就是司馬遷提出的發憤著書說。所謂“發憤”，就是指一個人身處逆境而其誌不屈，更加激揚奮發而有所作為。司馬遷發憤著書有兩個方麵的內容。第一，忍辱負重，從沉痛中奮起，用更加堅忍的毅力來完成曠世之作。第二，揭露和抨擊統治者的荒**殘暴，同情社會的下層人民，歌頌敢於反抗、敢於鬥爭的曆史人物，述往事，思來者，升華了主題。司馬遷宣稱，《史記》記事實錄，“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也就是王公貴族，包括帝王本人，都可以批評，不為尊者諱，不與聖人同是非，這隻能是司馬遷受宮刑以後才能產生的叛逆新思維。
本講評說《史記》成書的曆史條件，時代的呼喚，雄才大略漢武帝創造了西漢極盛，提供了修史的客觀條件；司馬氏父子的畢生努力，特別是司馬遷多彩的人生，提供了才學識德的修養，造就了司馬遷文化巨人的堅實基礎，這正是《史記》成書最重要的主觀條件。這兩者的結合，千年不遇，因此《史記》成為一部中華文明的國學根柢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