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一章 糧食投資

二零三八年,中國與美國大打“印度牌”,意味著南亞再次成為熱點地區。

美國的南亞政策,在很大的程度上取決於中國的南亞政策,因為對美國來說,南亞地區太遙遠了,離中國又太近了。美國在印度的所作所為,表明到這個時候,美國依然沒有放棄遏製中國的戰略企圖。

第一次印度洋戰爭之後,中國隻用了不到十年的時間,就完成了在南亞地區的戰略擴張行動,不但與巴基斯坦正式建立了同盟關係,還通過拉攏尼泊爾、不丹、孟加拉國、緬甸與斯裏蘭卡,築起針對印度的戰略包圍圈,更通過南安達曼島的浩洋港、緬甸的丹老、孟加拉國的吉大港、斯裏蘭卡的加勒與巴基斯坦的瓜達爾港,建立起圍繞印度、呈新月形的軍事基地群。

隻是,在南亞地區,印度是唯一的大國,也是唯一有資格成為大國的國家。

除了印度,哪怕是巴基斯坦,也沒有成為大國必須的國土麵積、自然資源、人口數量與經濟基礎,至於其他國家,更是連地區強國的基礎都沒有。因此不管中國在南亞的影響力有多麽大,都必須爭取印度。

從某種意義上講,印度是中國能否超越美國的關鍵所在。

原因很簡單:中國超越美國的關鍵標誌是社會生產效率,而中國的人口規模是美國的三倍,國民的消費觀卻遠不如美國,即便國內消費水平達到了美國的程度,中國也需要三倍於美國的海外市場,更需要三倍於美國的海外產地;也就是說,在以美國為首的地區經濟體總共擁有二十四億人口的情況下,以中國為首的地區經濟體需要七十億人,中國的社會生產效率才能達到美國的水平。

當然,這隻是理論計算值。

因為在價值觀、文化理念、生活方式等方麵的差異,中國更需要的是海外市場,而不是海外產地,所以在中國總人口為十三億的情況下,大概需要兩倍於此的海外市場,即以中國為首的地區經濟體的人口總規模應該在四十億左右。

這樣一來,印度就顯得極為關鍵了。

現在來看中國在第一次印度洋戰爭之後的對印政策就能發現,除了進行戰略遏製,中國還在積極拓展印度市場,在經濟層麵上沒有打壓印度,反而建立起了較為密切的關係。到二零三四年,印度已經成為中國的第一大貿易夥伴國,即便以地區為準,印度也是僅次於東南亞。

更重要的是,在過去的十多年裏,中國一直在積極扶持印度。

比如在二零二七年到二零三四年間,中國為印度提供了一萬四千億元人民幣貸款,幫助印度修建學校、醫院、水淨化廠等公共基礎設施,還有近萬名誌願人員前往印度偏遠地區支教與行醫。

根據印度官方公布的統計數據,到二零三四年,印度的文盲率為百分之四十二,比第一次印度洋戰爭前降低了二十一個百分點,相當於近三億印度人在這十年裏脫盲,意味著更多的兒童獲得了學習機會。

文化提高後,印度的經濟也隨同高速發展。

可以說,在第一次印度洋戰爭之前,印度一直沒能取代中國,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嚴重缺乏產業工人,而產業工人最低的門檻就是必須能讀會寫,因為隻要能夠讀書識字,就能掌握最基本的勞動技能。

到二零三四年,印度已經是世界上最大的初級工業產品出口國。

事實上,在二零三一年左右,印度就超越中國,成為全球最大的初級工業國。

隻不過,到這個時候,中國已經不是紡織、製衣、製鞋、日化、工業零部件等初級工業產品出口國了,而是淨進口國,印度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主要對手是同地區的巴基斯坦與孟加拉國、東南亞國家、南美洲的巴西與阿根廷、非洲的埃及與坦桑尼亞等國,而中國則是印度的第一大工業產品進口國。

在當時,在中國市場上,幾乎隨處可見“印度製造”。

可以說,正是因為印度提供了足夠多的初級工業產品,中國才能在如此短的時間內完成產業結構調整,讓數量眾多的民營企業能夠在印度市場完成了資本積累,獲得了與西方企業在高端領域競爭的資本。

別忘了,印度不但把大量初級工業產品銷售給中國,也從中國進口大量高端產品。

從某種意義上講,正在成功開拓了印度市場,中國才在二零三五年獲得了擊敗日本的經濟實力。

可以說,在二零三五年之前,中國與日本已經在印度“開戰”。

雙方爭奪的,正是擁有十七億消費者的印度市場。

根據中國官方統計數據,到二零三四年底,中國企業在印度的總投資已經超過五萬億元人民幣,占印度海外總投資的百分之三十七,比排第二位的日本高出了十三個百分點,比美國高出了二十四個百分點。這些投資中,百分之八十七來自民營企業,而且主要是七個民營集團。

巨額投資,反過來又推動了中國的印度戰略,即在遏製的同時,積極扶持印度。

從國家安全戰略上講,隻要中國在印度的經濟體係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印度就不會對中國構成威脅。原因很簡單,隻要掌握了印度的經濟命脈,任何一名印度領導人在考慮對華關係的時候,都得考慮本國經濟受到的影響,與此息息相關的數千萬產業工人,以及更多的平民百姓。

隻是,這種“經濟入侵”戰略需要足夠多的時間。

雖然在對日戰爭結束後,扶桑成為中國的特別行政區,以及兩岸統一,“大中國”在印度的投資占到了印度引進海外資本的百分之六十五,遠遠超過西方國家集團,但是與印度國內龐大的民營資本相比,所占比例仍然很低。在一些至關重要的行業,中資企業的占有率並不高。

不出意外的話,至少還要十年到二十年,中國才能控製印度的經濟命脈。

問題是,現在出了意外。

印度對中國的重要性,美國當局也非常清楚,不然美國總統不會在二零三八年冒著被彈劾的危險,提出《糧食限購法》。

鬧到八月底,在美國聯邦檢察院準備向最高法院遞交訴狀的前一天,白宮撤回了遞交給國會的《糧食限購法》。因為總統提交的法案還沒有經過國會審批,沒有正式生效,所以聯邦檢察院撤消了控訴。

一天之後,即九月一日,美國總統向國會提交了《援助法》。

到這個時候,新聞媒體才搞清楚美國總統的意圖,即利用《糧食限購法》讓更多的美國人開始重視糧食問題,以及正在遭受糧食危機的印度,然後通過《援助法》鼓動美國企業與財團,以民間資本運作的方式,把美國富餘的糧食援助給印度,幫助印度渡過最難熬的二零三八年冬天。

此舉,立即受到了廣泛讚揚,也獲得了很多美國人的支持與同情。

至於這背後的真實原因,隻有美國總統、以及那些從中獲益的企業與財團才知道。

《援助法》的本質不是為印度提供貸款,而是以政府擔保與強製性措施,讓美國企業以合法手段從公民手裏購買糧食,然後以糧食作為武器,幫助美國企業開拓印度市場,擴大在印投資規模。

說得直接一點,就是讓美國企業用作為戰略管製資源的糧食,通過易貨方式與印度進行等價交換。

要知道,在此之前,所有規模超過五十萬噸的糧食貿易都要經國會批準。

有了這道法案,美國企業就能用美聯儲發行的美元在國內收購糧食,然後用糧食作為支付手段,去印度收購優質產業。

顯然,在二零三八年,糧食肯定比美元吃香。

原因很簡單,在全世界範圍內,糧食都是戰略管製資源,就算有美元,也很難在國際市場上買到糧食。

這一法案,直觀的反映出了美國的對印戰略。

在中國大舉進軍印度的時候,為了遏製中國,美國絕對不能拋棄印度,還得盡一切努力占領印度市場,增強在印度的經濟影響力,削弱中國的影響力,達到控製印度經濟,從而控製印度對外政策的目的。

做為世界上市場化最發達的國家,美國打市場牌,顯然比中國快了一步。

更重要的是,通過市場化運作,即便無法調動所有資源,也能調動大多數資源,而美國的民間囤糧比中國多得多。

接下來的兩個多月內,美國企業以投資方式運入印度的糧食就高達七千萬噸。

與中國的援助比起來,這七千萬噸糧食才是真正的救命糧。

要知道,在二零三八年秋季,印度大部分地區沒有遭受嚴重自然災害,秋糧比預計增收了大約百分之三十。按照印度政府在十月底公布的統計數據,到二零三九年春,印度的糧食缺口僅有一點二億噸。也就是說,隻要美國企業能夠調動國內百分之六十的囤糧,就能堵上這個漏洞。

直接結果就是,美國企業在印度的市場占有率將直線上升。

麵對美國的挑戰,中國的應對措施非常有限。

雖然在十月底,黎平寇說服了全國代表大會,也出台了類似的政策,即允許企業從民眾手裏收購糧食,再以投資的方式出口到印度,但是中國的民間存糧並不多,能夠調動的資源也非常有限。

照這個事態發展下去,印度不再是中國的市場,而是中國的麻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