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路易·阿爾都塞
我們可以在路易·阿爾都塞——法國結構主義馬克思主義學派的主要倡導者——的思想中發現斷開黑格爾和馬克思關係的學術策略。為了在一般意義上理解阿爾都塞對馬克思主義的接近，我們有必要將其置於曆史語境中。
蘇共二十大是轉變蘇共生命的事件。尼基塔·赫魯曉夫的公開報告承認了很多獨立的共產主義者(如盧卡奇)長時間以來已經認識到的東西，即斯大林主義是對馬克思主義的貶低。阿爾都塞麵對的挑戰——右翼的挑戰——是創造馬克思主義的非斯大林主義形式，推動去斯大林化的過程。
對阿爾都塞來說，政治是主要的。他決定將法國共產黨歸屬為“後1956年”的世界。從這個角度看，阿爾都塞沿襲了與盧卡奇——這個共產主義的持不同政見者這時選擇了妥協——同樣的路徑，反
對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不久退出法國共產黨的讓-保羅·薩特和莫裏斯·梅洛-龐蒂。從政治的角度來看，阿爾都塞將自己界定為一名黨員，而從學術的角度來看，他認為必須完全重建黨的理論工具。阿爾都塞與法國共產主義運動之間存在一個矛盾。他不忠實於其理論的上層建築，堅持主張去斯大林化。同時，作為一個機構的代表和骨幹，他堅持自己對黨的忠誠。
對於從右翼角度反對斯大林主義的敵人，阿爾都塞確實站在左翼角度，即存在主義和黑格爾主義角度與之戰鬥。具體地說，他反對主觀主義、人道主義，以及構成這些學派核心的曆史主義。
主體是存在主義哲學的中心。薩特的存在主義馬克思主義為阿爾都塞所厭惡，因為在這裏，“我”表現為一個最高統治者。在阿爾都塞看來，這意味著毀壞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思想。正如索倫·克爾凱郭爾和弗裏德裏希·尼采將個性思想作為反對黑格爾總體性概念的武器一樣，個體至上的概念毀壞了馬克思主義的無產階級團結概念。對阿爾都塞來說，這意味著消除全部的革命策略。
阿爾都塞還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發現了人道主義，一種對列寧主義的革命的馬克思主義的威脅。馬克思主義左翼深受《巴黎手稿》的影響，而阿爾都塞希望從馬克思主義的當代推衍中消除1844年這些筆記的影響。
馬克思主義的人道主義形成了一種類存在，一種普遍主義人類學的信念。人道主義馬克思主義延續了黑格爾唯心主義的傳統，運用了人類存在的語言。阿爾都塞是“本質”這一術語的敵人，因為本質違反人最終由環境、由他生活的社會總體構成的思想。存在和社會條件之間的矛盾是一個主要原因，阿爾都塞提出了成熟的馬克思主義和《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的青年馬克思的“認識論斷裂”問題。《巴黎手稿》是費爾巴哈主義和黑格爾主義的，它們都借用了類存在的語言，而且都反駁了曆史唯物主義和成熟的馬克思。“認識論斷裂”策略的意圖是從馬克思《德意誌意識形態》之後的曆史唯物主義中分離出黑格爾主義一費爾巴哈主義的馬克思。1845年的《德意誌意識形態》是“認識論斷裂”的焦點。
馬克思主義左翼也遭到曆史主義或曰曆史目的論的黑格爾主義思想的破壞。如同西奧多·阿多諾，阿爾都塞否認曆史是由宏大敘事操縱的。曆史的推動力量不是末世論，而是階級鬥爭。
阿爾都塞的理論政治學呼籲同時否定右翼和左翼，從而在列寧的傳統中重建馬克思主義。阿爾都塞放棄了斯大林和主觀主義、人道主義和曆史主義的思想，試圖使哲學永遠成為列寧主義的繼承者。這意味著為無產階級提供幫助被剝削階級鬥爭的理論。哲學變成了列寧主義政治學的工具，阿爾都塞提到的1968年法國學生運動的興起和胡誌明在越南的勝利，表明革命的階級在社會上仍然存在。阿爾都塞相信，馬克思主義的曆史以無產階級和知識分子的聯合為特征。當知識分子為工人階級提供起義的理論時，這種聯合實質上就形成了。
阿爾都塞關於重建列寧主義原則所規定的馬克思主義的方案，得到了在費爾迪南·德·索緒爾和克勞德·列維-斯特勞斯的著作中崛起的語言和人類學結構主義哲學發展的支持。這種哲學發展跨越了他的一生。這兩位社會理論家提供了研究語言和人類學的結構概念，在索緒爾和列維-斯特勞斯看來，解釋由對作為總體性表述的特殊性的理解來引導。
阿爾都塞對結構主義的轉換因對貝內迪特·斯賓諾莎的閱讀以及他對功能解釋的辯護而變得容易了。斯賓諾莎發明了“結構因果性”(structural causality)這個術語，他對阿爾都塞有重大的影響。①為了捍衛結構因果性思想，對阿爾都塞來說，為功能主義思想辯護也是必要的。總體性的特定作用歸因於特殊性，而隻要特殊性發揮其職能，總體性就能夠存在。
為了獲得一種新的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的綜合，阿爾都塞需要分離黑格爾—馬克思的聯係。“認識論斷裂”這個術語成為相信馬克思在《德意誌意識形態》中與黑格爾道別的口號，而這一看法是本卷以及本套書其餘各卷著力批駁的。阿爾都塞離開了黑格爾，導致他強加於馬克思主義一種解釋形式。這是與馬克思的方法對立的形式，它使阿爾都塞形成了一種違背馬克思所有文本根據和真實性的斯賓諾莎主義馬克思主義。通過馬克思的文本，通過對《資本論》的一種獨特的解讀，阿爾都塞將馬克思的方法歸結於矛盾。
“認識論斷裂”的表述出現於1965年，阿爾都塞在這一年出版了他最重要的兩部著作——《解讀》②與《保衛馬克思》③。《解讀》和《保衛馬克思》都是富於戰鬥性的，用以反擊薩特在1960年出版的兩部著作——《辯證理性批判》④和《方法論若幹問題》⑤——中推導出的存在主義馬克思主義。事實上，早在1947年，阿爾都塞就已經看到，在存在主義和黑格爾複興的雙重攻擊下，危險迫在眉睫。在1947年發表的短文《男人，那夜》中，他攻擊了亞曆山大·科耶夫的黑格爾主義。①在1950年的文章《回到黑格爾》②中，他又簡要地概述了黑格爾在法國的複興。③20世紀法國的黑格爾主義是我們在理解阿爾都塞的《解讀》和《保衛馬克思》時不可或缺的背景。
在《回到黑格爾》中，阿爾都塞以下麵這段話總結了法國黑格爾主義的複活：
20世紀30年代在法國發生的事件，慎言之，與讓·瓦爾關於Le Malheur De La Conscience的論文，與阿蘭在《主要概念》(1931年)中對黑格爾的討論，和《形而上學的諷刺劇》(1931年)這篇獨特的文章，連同哈特曼和克羅齊寫的論文有關。從科耶夫在高等研究實踐學院的課程(1933～1939年)中，我們可以發現這種繼續。參加課程的一個半沉默的團體從薩特、梅洛-龐蒂、雷蒙·阿隆、弗薩德、布裏斯·帕蘭、凱勒斯等人開始口若懸河。科耶夫講到了黑格爾的宗教哲學、精神現象學、主奴辯證法、為聲望的鬥爭、物自體、自為、虛無、計劃，以及在對死亡的鬥爭與將謬誤轉化為真理的過程中發現的人的本質。這是為法西斯圍攻世界而製造的奇文!接著就到了戰爭年代，在伊波利特出版的這些譯作(《精神現象學》1939年、1941年版，《法哲學原理》1940年版)和伊波利特撰寫於戰後即1946年的論文《黑格爾精神現象學的成因和結構》(1947年)中，我們可以看到這些版本……隨後的貢獻是：伊波利特在索邦大學任職，他的評論使黑格爾被視作資產階級思想的導師之一；黑格爾在所有書店的櫥窗中被評論；人們在每篇學術論文中表述“否定性勞動”,在每次學術討論中提及主人和奴隸，反對讓·拉克魯瓦的另一種意識鬥爭；提到關於“次邏輯”的神學論，以及所有與一種複原殘骸的學術和宗教的歡騰相關的喧囂。①
阿爾都塞試圖建構將黑格爾主義從馬克思主義中分離出來這一思潮的分水嶺。當借此為自己辯護時，他撰寫了一篇論黑格爾的碩士論文。他寫於1947年的這篇論文是《論格·威·弗·黑格爾思想中的內容》②。阿爾都塞認識到，如果他想斬斷黑格爾主義的脈絡，最好先了解自己的敵人，以這種學術戰鬥來武裝自己。
這篇論文是《解讀》和《保衛馬克思》的前奏。這是阿爾都塞中期的成熟的結構主義著述。
這篇論文包括如下闡述：
這是具體的曆史的總體性。我們應該賦予曆史概念以基本內容並以總體性來標示黑格爾。同樣，我們能夠確定這種總體性的理性本質與人類的總體性本質。但這是一個觸及《精神現象學》中超越和消解的事實，即黑格爾本人未能成功地描述他主要的論斷，以說明曆史的人的總體性是所有其他人必然涉及的總體性。在康德看來，在範疇的目錄缺失的情況下，所有人類活動的先決條件——抽象的真理——將被空缺的統治超越。在人類總體性的基本結構中，馬克思為我們提供了支配我們時代的人類範疇的目錄。《資本論》是我們的先驗分析。這似乎將呈現出馬克思著作的意義：發現和占有我們所處時代的社會經濟結構的人類範疇。①
盡管阿爾都塞最初受到黑格爾主義總體性思想的影響，但在撰寫《解讀〈資本論》以及《保衛馬克思》的時候，他拋棄了這一思想。在他中期的這些著作中，斯賓諾莎取代了黑格爾。阿爾都塞1965年在斯賓諾莎主義的語言中提到了“結構因果性”,而不是本質推動總體性向前發展。斯賓諾莎對“結構因果性”的定義指的是一種主導架構，即特殊性是總體功能的“超決定的”局部網點。阿爾都塞傾向於斯賓諾莎，這一點我們可在《解讀》的下述語句中捕捉到：“另一個例子是，斯賓諾莎哲學介紹了哲學史上的一種空前的理論革命，可能是全部時代最偉大的哲學革命。在這個意義上，從哲學的立場來看，我們可以將斯賓諾莎視為馬克思唯一直接的先驅。”②
阿爾都塞還放棄了本質的思想，這對他而言具有雙重意蘊。“本質”的一個意思指的是費爾巴哈的“類存在”,或曰全人類的普遍實質，而阿爾都塞拒絕費爾巴哈對存在的這種用法。“本質”的第二個意思指的是必要的發展，而這是黑格爾主義的用法。受亞裏士多德將本質定義為有目的的人的影響，黑格爾將本質用於總體性，並認為總體性是通過他們的本質，通過一種內在的力量向前推進的。阿爾都塞否定了黑格爾將總體性定義為由本質引起的，並重新將本體性定義為一種結構，一種產品交換領域的混合物。
阿爾都塞也放棄了黑格爾主義的曆史性概念。黑格爾的意思是，曆史是一個有目的的過程。在《曆史哲學》中，黑格爾將人類曆史定義為通往自由的進程，但阿爾都塞拒絕這類末世論的期望。對阿爾都塞來說，宏大的曆史敘事並不存在，曆史的線性概念本身就是錯誤的。本章後麵的段落將描述阿爾都塞是如何改寫曆史概念的。
除了否定黑格爾主義的總體性、本質以及曆史性概念，阿爾都塞在1947年的論文中也否認了黑格爾主義的主體性概念。對黑格爾而言，不是物質，而是精神成為主體，或者說個人是精神的產物。在這個方麵，阿爾都塞是真正的馬克思，他發現黑格爾顛倒了預言的概念。馬克思相信，在黑格爾看來，預言的來源是精神，個人僅僅是精神活動的結果。馬克思修改了這個方程式，認為個人或集體是預言的基礎，以唯物主義代替了唯心主義。阿爾都塞走得更遠，他否認個人具有任何預言力量或因果潛力，將因果潛力僅僅歸因於結構，並重申斯賓諾莎所主張的“結構因果性”。
在他成熟的著作中，阿爾都塞深入闡述並完善了他在上述論文中發現的思想。由於為結構主義語言學和人類學所強化，阿爾都塞將生產方式看作是全麵的。它們分別以總體的形式出現，各總體的統一由某種特定類型的複雜性構成。恩格斯把在曆史過程中起作用的各個領域概要地分為三類：經濟、政治與意識形態。①
在這些全球結構中，個人僅僅被設想為網點，因此履行確保區域下屬結構的職能。這正是阿爾都塞“多元決定”這一術語的意思。通過消除個人的建構力量，阿爾都塞展示了他的反人道主義，擺脫了馬克思主義對主體利益、本質、異化、外化的規定。他認為，所有這些都是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問題。
阿爾都塞捍衛功能解釋，他使用的“功能解釋”的同義詞是“表達主義”②(阿爾都塞對“表達主義”這一術語的使用必須與查爾斯·泰勒在論黑格爾的著作中使用的術語區別開來；對泰勒的用法的探討，參見本書第3章)。阿爾都塞的“表達主義”意味著，在一個整體的結構中，每種個性都是一種“表達”,一種全局的局部代表。在阿爾都塞看來，功能解釋是澄清全局的個性化過程。對阿爾都塞來說，功
能主義是“多元決定”的同義詞，或由一種“全球結構”決定的奇特過程。
馬克思的全球結構理論相當於一種“認識論斷裂”。這是一個阿爾都塞從加斯東·巴什拉那裏借用的術語，意味著在一種科學的世界觀中突然斷裂。巴什拉的術語最初是在科學史的語境中創造出來的，與托馬斯·庫恩的“範式轉換”是同義語，指的是從根本上背離一個特定的科學傳統，並創立一個新的科學世界觀。阿爾都塞在兩個意義上使用“認識論斷裂”這個術語：說明黑格爾和馬克思相脫節；說明馬克思是革命的科學範式的開端這個事實，即馬克思發現了曆史學大陸。
阿爾都塞不僅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而且是一個擅長科學理論的哲學家。理解他的結構主義馬克思主義的鑰匙在於，首先把握他的科學理論。在這個方麵，阿爾都塞認識到，他得益於巴什拉、讓·卡瓦耶斯、米歇爾·福柯、喬治·康吉萊姆和雅克·拉康。①所有這些人都沉浸在一種“解讀”中，所以這本書的題目是“解讀《資本論》”。“解讀”這個術語意味著一種理論，一種理性建構，總是適用於客體，或曰客體是“解讀”或介入的產物。
三本書使阿爾都塞成熟時期的著作輪廓分明，它們也是從20世紀60年代中期到20世紀70年代中期阿爾都塞對馬克思主義理論最重要的貢獻。這三本書是《解讀《保衛馬克思》以及《自我批評論文集》。
阿爾都塞著手從科學理論的視角重建馬克思主義。通過重建科學理論，阿爾都塞準備了重新解釋馬克思主義的路徑。庫恩和巴什拉據此確認了阿爾都塞的創新階段。
在《解讀〈資本論》中，阿爾都塞將科學或曰知識列於研究的範疇。①研究者介入一個暫時的知識結構中，並提供一種數據場域(data field)的獨特配置。“介入”這個詞意味著打破以往學派的思想，將一種新的理論注入數據場域。科學的理論都是介入的，它們都是一種新的數據基礎公式的產物。
所有的知識都是暫時的。②由於知識是介入的結果，因而總是反映暫時的瞬間。每個介入都為暫時的需要和觀點所激勵，知識會與自身產生的介入同步。
阿爾都塞的科學理論是根據生產力模式形成的。知識或曰理論必須被生產出來。一個新理論的最初階段是質疑者的介入。質疑會從各種科學學科——如經濟學、曆史學、政治科學、物理學等——中帶來信息。這些不同的知識庫提供的信息將“斷裂”強加於一種同步的數據場域，質疑者將這些知識庫當作原材料，從中產生一種新的現實假設。質疑者總是會占有用於其研究的原材料。這些原材料是以前的理論，經由這些理論，質疑者會沉浸在一種“範式轉換”的生產過程中。
在《解讀》中，阿爾都塞將“科學”闡述為“理論實踐的曆史理論”③。他的意思是，由於所有的知識構成都是當代理論的產物，因此知識自身是理論介入的延續。阿爾都塞相信，曆史性是知識的根本，但他以一種非黑格爾主義的觀念使用曆史性概念。對黑格爾來說，曆史性意味著曆史顯示出一種目的，一種對自由而言的內在運動。但在阿爾都塞看來，曆史性並未顯示出一種目的，一種不可避免的結局，而僅僅是理論範式的延續。
《資本論》是當代的認識論，或曰“認識論斷裂”的同時代性在於將《資本論》的範式運用為當前介入的解釋性假說。馬克思的勞動理論，他對階級結構和階級鬥爭的揭示，形成了產生當代理論所必需的材料。《資本論》的生產力理論為知識的生產力理論提供了預設。
基於這種新的科學理論，阿爾都塞才有勇氣攻擊黑格爾主義。阿爾都塞的科學理論範疇是徹底的反黑格爾主義，因為它消除了精神理念，或曰全部的自我意識主體。黑格爾主義、存在主義以及費爾巴哈的人道主義都假定一個積極的主體——以普遍精神(黑格爾)的形式，或以絕對自我(存在主義)的形式，或以人類學的存在(費爾巴哈)的形式。在反對這些異端哲學家的學術爭論中，阿爾都塞需要消除主體。
阿爾都塞的科學理論必須消除作為基本介質的主體。他的科學理論證明，新範式的生產無需一個假定的主體即可展開。研究發展理論無需主體這一點，使阿爾都塞闡述了一種新的因果性觀點。阿爾都塞需要一種工具，要用它來解釋為什麽社會發展過程削減了肯定性的主體。
在《自我批評論文集》中，阿爾都塞闡述了自己的介入意圖：
馬克思主義哲學必須與作為起源、本質和原因的“主體”的唯心主義範疇斷裂，在其內部為全部外在的“事物”所規定，也就是為內在的“主體”負責。對馬克思主義哲學而言，沒有任何作為一種絕對中心、一種激進起源、一種獨特原因的主體。①
如果還原為一種起源、一種本質或一種原因(甚至人),這將使其主體……一種主體、一種“存在”或一種“本質”具有同一性。也就是說，存在於內在統一的形式中(理論上的和實踐上的責任特征，責任是在所有主題的其他事物中被內在建構的),因而是可以解釋的，並能由此計算全部的“曆史現象”。①
阿爾都塞對無主體的因果性理論的訴求使他趨向於斯賓諾莎。阿爾都塞渴望從黑格爾的唯心主義中解放出來，以便找到一種無主體的結構因果性。他在斯賓諾莎的思想中找到了極致的表述。
為了列出一個以及同時代的古典政治經濟學關於生產關係的“錯誤”,甚至是拜物教的錯誤(但是我沒有這樣做，拜物教理論對我而言似乎是意識形態的)……並預示，通過“結構因果性”(斯賓諾莎)這個術語，有些事情事實上是“馬克思巨大的理論發現，但是在馬克思主義的傳統中，這也能被規定為辯證唯物主義因果性”②,
我將“知識”定義為“生產”,並將科學形式的內在性確認為“理論的實踐”。我使自己基於斯賓諾莎(不是為了提供這個答案，而是為了反擊居於支配地位的唯心主義),並且經由斯賓諾莎去開啟一條唯物主義的可能路徑。如果能承擔這種風險，我就能在語言之外找到某些東西。③
阿爾都塞將“多元決定”這個術語替換為斯賓諾莎主義的“結構因果性”。多元結構是這樣的理論，即一種社會結構決定其主體的行為，或具有因果優先性和先在性。據阿爾都塞所見，社會結構由多元化的局部網點組成，每個局部網點都複寫了普遍的社會結構，而普遍結構和局部結構的匯合是因果性的來源。多元決定以曆史理論或發展理論為基礎，來自無數社會總體性的結構網點。為了解釋社會總體性的發展，唯一有必要的是指出社會實體的內部組織，或產生原因的結構。
多元決定的理論暗示著阿爾都塞用斯賓諾莎主義替代了黑格爾。阿爾都塞將曆史唯物主義重新確立為斯賓諾莎主義的原理。斯賓諾莎使馬克思主義克服了黑格爾化的問題。與其說馬克思得益於黑格爾，現在不如準確地將之界定為馬克思得益於斯賓諾莎。一種斯賓諾莎主義的馬克思主義替代了黑格爾主義的馬克思主義。
阿爾都塞接著運用了“曆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這兩個術語，但並沒有在恩格斯主義或斯大林主義的意義上使用它們。阿爾都塞接著使用了19世紀馬克思主義的術語，並以斯賓諾莎主義的視角對其進行了調整。
通過“曆史唯物主義”這個術語，阿爾都塞指出了馬克思的經濟體係革命的理論，但這個對曆史變化的解釋發生在斯賓諾莎主義的術語中。經濟體係運動的根據是結構因果性邏輯，或者說斯賓諾莎主義的馬克思主義是曆史唯物主義的解釋方法。
通過“辯證唯物主義”這個術語，阿爾都塞指出了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層麵，或者說對知識如何產生做出了馬克思主義的解釋。在這個方麵，他與辯證唯物主義徹底斷裂。蘇聯認識論的意識形態以恩格斯的《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為基礎，遵循真理的“複寫論”。在恩格斯以及斯大林看來，外部世界將事物的“副本”銘刻於意識中，因此主觀的思想確認了外部世界的客觀圖景。
阿爾都塞的知識論，或曰生產理論，是一種對斯大林主義認識論意識形態的全然拒絕。阿爾都塞提出了一種結構主義的介入理論，而非一種“複寫論”,並將知識作為階級鬥爭的產物。阿爾都塞對辯證唯物主義哲學的抵製是他對赫魯曉夫1956年的這一報告所做反應的附加方麵。他將斯大林主義理解為對馬克思主義進一步的誤用，試圖重建馬克思主義的知識論，從而避免克裏姆林宮辯證唯物主義對它的破壞。
阿爾都塞與恩格斯的關係是扭曲而令人困惑的。一方麵，他抵製恩格斯《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的辯證唯物主義。另一方麵，他仍然將恩格斯視為馬克思忠實的解釋者。阿爾都塞從未證明譴責恩格斯的辯證唯物主義何以可能，他所斷言的是馬克思主義的失真。與此同時，他又斷言恩格斯是馬克思準確的解釋者。
阿爾都塞試圖避免在馬克思—恩格斯分離的辯證認識中產生誤解的全部可能性。對那些認為馬克思主義黑格爾化的人而言，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脫節變得更加顯而易見了。或者說，通過恩格斯來審視馬克思，這使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斷接成為一個焦點。阿爾都塞擔憂，確認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脫節將在政治上危害列寧主義運動。在哲學上，阿爾都塞試圖清除馬克思主義中的黑格爾主義幽靈。他不同意黑格爾主義的侵入，他的反黑格爾主義遮蔽了他掩飾馬克思和恩格斯的需要。對阿爾都塞來說，承認馬克思和恩格斯對曆史唯物主義做出了不同的解釋，就是屈從於黑格爾主義的馬克思主義。
阿爾都塞確實區分了列寧和斯大林。他認為擺脫斯大林主義之後，列寧主義應成為全球共產主義革命運動的理論基礎。列寧主義是1956年後共產主義運動得以複興的核心。列寧主義是一種政治，正因為這樣，它對知識而言是一種生產工具。
列寧主義將知識理解為來自階級立場的範式構造。列寧本人是對這個思想的具體化，即知識演進使介入成為現實，而這種介入是階級鬥爭的表述。
阿爾都塞對列寧主義的貢獻在於，他證實列寧主義堅持了馬克思的《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對阿爾都塞而言，他的主要目的是改變現實。為了改變現實，就有必要使政治進入理論的靈魂。或者說，政治的終結必然指向研究方法。革命行為是理論的目的，因此阿爾都塞接受了列寧，也以同樣的思路接受了毛澤東。
阿爾都塞體認的理論一實踐方式是另一種反黑格爾主義的例子。換句話說，阿爾都塞對理論一實踐範疇的列寧主義定義是這種範疇的黑格爾主義形式的顛倒。當黑格爾談及理論—實踐的聯係時，他假定理論是基礎。或者說，一種恰當的理論上的理解是進一步理解實踐的根基。黑格爾不會打斷思考的循環。然而，黑格爾左派這樣做了。布魯諾·鮑威爾和卡爾·馬克思以不同的方式理解理論和實踐的關係。鑒於鮑威爾和馬克思開始將理論作為基礎，理論的最後結果就是改變現實的行為。黑格爾、鮑威爾以及馬克思都主張理論是先行的。但是，黑格爾相信理論的目的是進一步的思考，是對人類的再教育，鮑威爾和馬克思則改變了理論的目的，並使現實的改變成為其終點：不是對人類的持續教育，而是存在的物質條件的實際改變。
阿爾都塞顛倒了黑格爾—鮑威爾—馬克思的編纂學。阿爾都塞試圖使政治而不是理論變成主要的。對阿爾都塞來說，目的變成了主要的。鑒於黑格爾認為終點是理論的結果，阿爾都塞認為，理論是政治的結果。政治變成了根基，而理論成了手段，這相當於否定了黑格爾—鮑威爾—馬克思的規則。列寧主義既是對黑格爾的反駁，也是對馬克思主義的反駁。
在他的思想中期，阿爾都塞“通過揭示社會存在的所有層麵都是獨特的實踐結果”,建立了“政治的首要性”。①知識的建構是“一種關於不同的人類實踐(經濟實踐、政治實踐、意識形態實踐、科學實踐)的具體層麵的理論”②。
生產過程是三大普遍性的綜合體。普遍性之一，或組成理論實踐的原材料的思想，或提供理論生產的基礎材料的巨大思想鏈條。
普遍性之二，即當前概念的機製，來自經濟的、政治的、意識形態的以及科學的方麵。它們對這些存在的基石起作用。普遍性之三，是這種理論實踐的生產。阿爾都塞的這個模式仿效的是《資本論》的生產過程。普遍性之一仿效由自然提供給人的原材料，普遍性之二正如學術研究致力於描繪的勞動過程，普遍性之三是誕生於這個過程的使用價值。阿爾都塞的模式模仿了馬克思主義關於生產、剝削、勞動過程、對象化的範式。阿爾都塞理論建構的普遍性則模仿了馬克思關於自然與人之間新陳代謝(metabolism)的思想。
一種知識，一種理論建構，絕不會完全地複寫客體。它不構成主體的結果，通常是結構決定論的表述。阿爾都塞在思想後期，改變了他在思想中期所持的立場。他在思想中期強調哲學生產中全球結構的決定論，在思想後期則強調去中心的結構和政治。在1971年的《列寧和哲學》中，阿爾都塞認為，政治實踐是哲學生產的決定性因素。
《列寧和哲學》包含這樣兩個命題：其一，哲學是以理論形式實現政治介入的實踐；其二，所有哲學都表述了一種階級立場，一種在全部哲學史中占主導地位的重大辯論的“黨派”——唯心主義和唯物主義——之間的辯論。①
在通往學術生涯終點的途中，阿爾都塞相信政治介入將確立階級活動的目的，而哲學必須提供實現這些目的的策略。由於政治介入反映了《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的意旨，意味著現實必須被改變，因而理論生產的任務是提供使現實通過階級鬥爭而被改變的理論工具。
由於阿爾都塞的“政治介入”呼籲他成為法國共產黨忠誠的黨員，又由於西方馬克思主義經由黑格爾主義保持政治中立，所以阿爾都塞反對西方馬克思主義，也反對黑格爾。阿爾都塞的“階級立場”要求他推測一種黑格爾和馬克思之間的“認識論斷裂”,以其作為拯救法國共產黨和共產主義運動的普遍路徑。
阿爾都塞的不幸在於，他將自己的哲學定義為對政治的質疑。在對西方馬克思主義的質疑中，他被導向對客觀文本根據的歪曲，即馬克思1945年之後的著作是黑格爾在場的無可辯駁的文獻證明。
(二)阿爾弗雷德·施密特
阿爾弗雷德·施密特的著作《曆史與結構》①最初於1971年在德國出版，攻擊了阿爾都塞學派的結構主義馬克思主義。施密特推進了連續性的論題。黑格爾主義方法的主要範疇是為馬克思所使用的思想，而不是提出馬克思和黑格爾之間的不連續性。施密特提出了一種試圖納入黑格爾主義方法論的“唯物主義地接納黑格爾”(materi-alist Hegel reception)②,作為與曆史唯物主義或黑格爾的唯物主義共謀的解釋性優先權。
施密特不是“唯物主義地接納黑格爾”的唯一代表。這個學派起源於西歐和蘇聯。這也不是“唯物主義地接納黑格爾”在曆史上第一次出現，兩位蘇聯學者——馬克·羅森塔爾③和愛華德·伊裏因科夫④——從這個視角寫作的重要著作應該被人們記住。黑格爾和馬克思的關係是蘇聯哲學內部的主要問題。列寧留給蘇聯共產主義的學術思想傳統是他在《哲學筆記》中所寫的，即為了理解馬克思的《資本論》,有必要讀黑格爾的《邏輯學》。①在20世紀，列寧是“唯物主義地接納黑格爾”學派的創始人，這個方法論脈絡後由艾布拉姆·德波林加以延續。②然而，斯大林和安德烈·日丹諾夫認為，黑格爾化的馬克思主義對蘇聯意識形態構成威脅。德波林學派(De-borinites)因此遭到蘇聯官方馬克思主義驅逐。日丹諾夫孤立了德波林學派。當他譴責盧卡奇的《曆史與階級意識》時，盧卡奇也遭遇了同樣的命運。因無視斯大林—日丹諾夫對莫斯科共產主義中列寧主義—黑格爾主義傳統的抑製，羅森塔爾和伊裏因科夫的著作成為列寧《哲學筆記》哲學繼承者的有力象征。
斯大林的辯證唯物主義成為政治局共產主義國家認可的哲學，列寧主義的黑格爾化馬克思主義則進入了蘇聯周邊的西歐。在西歐，黑格爾化馬克思主義是一種與官方的辯證唯物主義對立的哲學，一種反對國家意識形態支配的學術上的不同意見。在捷克斯洛伐克，對黑格爾化馬克思主義的不同意見在兩位學者——卡萊爾·科西克③和金德裏希·澤勒尼④——的著作中得到了延續。
施密特熟悉澤勒尼的著作，並且在自己的著作《曆史與結構》中提到了這位捷克哲學家的著作《馬克思和的科學邏輯》。⑤列寧—德波林—羅森塔爾—伊裏因科夫—科西克—澤勒尼這條發展線索中的人，是施密特“唯物主義地接納黑格爾”學派的哲學先驅。
施密特的《馬克思主義認識論文集》⑥是一部論文集，也是破譯馬克思方法論邏輯的早期嚐試。它描述了黑格爾化馬克思主義的獨特形式及其在西方馬克思主義中的具體定位。施密特與盧卡奇的黑格爾化馬克思主義不同，而這證明黑格爾化馬克思主義是各種立場的綜合。在後麵的段落中，我將描述施密特、阿爾都塞和盧卡奇的區別，旨在對至少三種學術立場加以區分。
在更深的層麵上，阿爾都塞和施密特之間的相互譴責，表現為民族文化的衝突。作為20世紀60年代法國文化和政治的產物，阿爾都塞深受索緒爾的語言學、列維-斯特勞斯的人類學結構主義以及法國共產黨的政治緊迫情況的影響。這使他具有一種反黑格爾主義的姿態。施密特則是日耳曼文化的產物。他深深地沉浸於自我意識的論爭，黑格爾的複興在其中作為強大的力量得到了延續。施密特
見證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馬爾庫塞、盧卡奇和恩斯特·布洛赫產生的影響。澤勒尼著作的譯本出版於東柏林，施密特是列寧—德波林—羅森塔爾—伊裏因科夫一科西克—澤勒尼話語的繼承者。某種對話實際上已經存在於其中。我們從施密特創建的術語中，也能發現他的習慣用語。
施密特是馬克思的“邏輯的一曆史的”解釋的創立者之一。他對馬克思的解讀基於的是“唯物主義地接納黑格爾”。這種解讀假定馬克思將黑格爾主義方法論範疇納入社會解釋的解釋終點(coda)。馬克思采納了黑格爾主義方法論公式，最初表現為黑格爾的唯心主義形式，並通過用這些形式去解釋社會結構的活動，展示了它們何以被唯物主義化，何以與唯物主義相結合。
邏輯的一曆史的學派是一代德國學者建立的，施密特正是這個隊伍中的一員。奧斯卡·內格特在他的著作《黑格爾哲學的活動和結果》中這樣描述這位先驅者：“那些馬克思主義學術左派的反對者都被黑格爾思想中辯證的、革命的方麵說服了。”①列出這個學派的完整名單還是有必要的。除了施密特之外，對這個學派做出重大貢獻的還有內格特、曼弗雷德·賴德爾、赫爾姆特·瑞徹特、漢斯-於爾根·克拉爾以及漢斯-喬治·巴克豪斯。這個學派的任務是發掘馬克思經濟學理論的哲學預設，而他們在黑格爾哲學中發現了這些沉思的公理。這是趨向於阿多諾左翼的一代德國創新者。
另一部對馬克思的邏輯的、曆史的關係進行研究的著作是《重建馬克思價值理論的資料》③。其作者巴克豪斯指出，馬克思的資本主義理論是經濟學和哲學的混合體。巴克豪斯認識到，馬克思的價值理論來自李嘉圖主義左派，而且注明將勞動價值論和黑格爾主義的本質與表象範疇分離開來是不可能的。據巴克豪斯所見，馬克思的資本主義理論使邏輯優先於曆史。他還批評了恩格斯對馬克思的解釋，因為恩格斯將馬克思的經濟理論當作現實運動的鏡子或副本。巴克豪斯確認了這個論題：恩格斯歪曲了馬克思。
邏輯的—曆史的黑格爾化馬克思主義學派以《邏輯學》取代《精神現象學》,使之成為馬克思主義的核心。換言之，黑格爾和馬克思之間的連接鏈條不是《精神現象學》而是《邏輯學》。因此，黑格爾和馬克思之間的連續性不是人類的預測而是社會科學的解釋。
邏輯的一曆史的黑格爾化馬克思主義對《資本論》進行了深入分析，而現象學的黑格爾化馬克思主義者盧卡奇將其考據精力投入《巴黎手稿》中。邏輯的一曆史的黑格爾化馬克思主義試圖界定馬克思分析社會的方法，現象學的黑格爾化馬克思主義則捍衛主體—客體的統一，而且他們假定主體—客體並不統一，主體與客體之間沒有連續性。
邏輯的一曆史的黑格爾化馬克思主義的核心文本是《資本論》和《大綱》①。1939年第一次出版於東德的《大綱》②在盧卡奇評價馬克思的過程中沒有起到重要作用，而這證明了黑格爾化馬克思主義兩翼的分裂：現象學這一翼關注人類的生產能力，而“唯物主義地接納黑格爾”這一翼試圖分析1867年《資本論》的結構預設，即回到《大綱》,研究馬克思早期的思路和表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