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讓·伊波利特
讓·伊波利特的著作是反對阿爾都塞所背叛的那種黑格爾化馬克思主義的極好說明。作為重新黑格爾化馬克思學派的成員，伊波利特是阿爾都塞發現存在悖謬的那種現象學—存在主義馬克思主義的表現形式。
伊波利特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那代法國青年知識分子的一員。他們受到20世紀30年代黑格爾複興的影響，也正是這個複興對盧卡奇的思想產生了影響。20世紀30年代，除了黑格爾的複興之外，愛德華·胡塞爾的現象學哲學在法國也引人注目，正如1927年出版《存在與時間》的海德格爾的存在主義哲學一樣。
法國黑格爾主義的現代曆史中的一個傳奇事件，是科耶夫1933～1939年在索邦大學講授論及黑格爾的課程。①這些課程極大地推動了法國黑格爾主義的上升。伊波利特沒有參加，但其他法國哲學未來的傑出人物都參加了，如薩特、莫裏斯·梅洛-龐蒂和伊曼紐爾·列維納斯。科耶夫的講座強調黑格爾的主人一奴隸話語，這完全來自《精神現象學》。科耶夫以一種人類學的視角接近黑格爾，認為“絕對”並不是與精神連在一起的，而是與人類勞動連在一起的。
科耶夫的著作很有趣，證明了人們對黑格爾的學術解釋在內部並不一致。那些在觀點上背離了《邏輯學》(1812年)、《哲學全書》和《法哲學原理》的人優先看重晚年黑格爾，而晚年黑格爾又被看作一個拿破侖戰爭之後的普魯士複辟保守主義的辯護者。20世紀30年代，黑格爾對普魯士複辟的解釋在法國大學中得到公認。
相反，那些在觀點上背離了《精神現象學》,或由霍夫邁斯特和拉鬆在20世紀20年代剛剛開始出版的黑格爾更早的著作的人，闡明了一個更具有人類學意蘊的黑格爾。伊波利特正是這樣做的。《精神現象學》(1807年)和新發現的耶拿時期(1802～1806年)的著作，特別是《耶拿實在哲學》第1～2卷，是早年黑格爾的作品。在這些早期著作中，黑格爾是以將主觀意識視為曆史審察的麵貌出現的。相對於意識這個更積極的觀點，黑格爾在《耶拿實在哲學》第1～2卷中顯示了對人類社會生活的興趣，更為關注人類勞動的力量及其創造性潛力。如同科耶夫那樣，伊波利特屬於那些優先看重黑格爾早期著述的人。伊波利特1936年將《精神現象學》翻譯為法文，這是該著作的第一個法文版。
此外，正如我在本章最初幾節中論述的，伊波利特在《精神現象學》和《邏輯學》之間做了一個區分。他寫道：“黑格爾主義的關鍵困難是《精神現象學》和《邏輯學》之間的關係，或者，正如我今天要說的，是人類學和本體論之間的關係。”①
如果誰將《精神現象學》作為黑格爾的核心文本，他就會羨慕人的意識的肯定力量，而如果誰將《邏輯學》作為黑格爾思想的外衣，他就會受到黑格爾的本體論體係、理念作用與現實的有機整體的深刻影響。
由伊波利特展開的重新黑格爾化馬克思主義的特征是，將早期黑格爾和早期馬克思聯係起來了。伊波利特站在現代馬克思主義獨特的關鍵時刻。他的一個觀點是，並舉馬克思的《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與其依賴的《精神現象學》是可能的，特別是在《對黑格爾的辯證法和整個哲學的批判》這篇文章中。通過比較這兩部著作，伊波利特能夠確定黑格爾哪些思想存在於馬克思的思想中，以及哪些思想已經死去了。伊波利特以自己的方式追溯盧卡奇在《青年黑格爾》中的步驟。鑒於盧卡奇想使馬克思的曆史唯物主義永存，伊波利特是以一種現象學的存在主義來呈現馬克思的。
伊波利特是現代馬克思主義曆史中一個劃時代的人物。他是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出版的受益者。這部手稿使馬克思第一次帶著人類學的光芒在場。以往未被出版的馬克思主義文本的出現，揭示了馬克思思想此前被遮蔽的方麵。伊波利特也是以往不為人知的黑格爾早期手稿出版的受益者，這些手稿也照亮了黑格爾思想被遮蔽的維度。和盧卡奇一樣，伊波利特及時站在這一點上。當
第一次並舉以往沒有出版的馬克思和黑格爾的著作成為可能時，他傾向於一種現象學的存在主義的做法。
伊波利特的重新黑格爾化馬克思主義的根基是他的著作《黑格爾精神現象學的成因和結構》。在這裏，他概述了“以意識為中介上升到精神的靈魂的巡回”①。黑格爾的《精神現象學》是對通過自我意識進化為精神的過程中形成的對象所確認的自我意識的漫長探索過程。
自我意識的旅程假定自我意識本身的曆史性質。自我意識要想發展為精神，必須有能力轉化自身。精神是對自我意識自我決定的認識。自我意識想要意識到自己的決定，就必須生產對象，並在生產出對象之後反映這些對象。黑格爾提到作為對象化的對象的生產，自我意識使自身永存。在對象化產生之後，自我意識反映並了解自身的力量。當自我意識抵達自覺的程度時，它就是精神。
精神的自我教化是在文化領域中實現的。自我意識的自我觀察是通過對文化對象化的研究形成的。《精神現象學》是自我意識的文本來源。
然而，對象化的過程也是異化的過程。當自我意識產生了對象，對象就不再是自我意識的一部分：它處於自我意識之外。主體和客體之間有一個暫時的分離，但當主體進入其包含客體的下一個發展階段，這種分離瞬間就被克服了。由於外化和揚棄持續地循環，異化就成為自我意識的一個不可避免的條件。對象化的曆史階段意味著自我意識絕不能避免自我異化。
《精神現象學》包括“苦惱的意識”這一章。黑格爾在這一章中評論了古希臘羅馬的斯多葛主義和懷疑論。據黑格爾所見，古代的斯多葛主義和懷疑論哲學誇大了個人的自給自足，而這種自我實現的努力使個體與群體分離。這種分離的一個結果是“苦惱的意識”,即一種孤立的不祥的感覺。伊波利特認為，“苦惱的意識”一章是黑格爾這部傑作的核心，是對自我意識的狀態——從其產生的文化客體中反映自己的異化狀態——極好的描述。
被這種對《精神現象學》的理解武裝起來後，伊波利特又對這種解釋與馬克思的著述(特別是《對黑格爾的辯證法和整個哲學的批判》)進行了比較。伊波利特的著作《黑格爾和馬克思研究》是這種比較發生的場所。①在《黑格爾和馬克思研究》中，伊波利特致力於將馬克思重新黑格爾化，正如下麵這段引文所清晰表明的：
黑格爾的影響是相當深遠的。如果沒有關於他的思想形成和發展的基本著作《精神現象學》《邏輯學》和《法哲學原理》的知識，我們要理解馬克思的重要著作《資本論》是不可能的。我們完全可以肯定，馬克思認真閱讀了這些著作並從中發展了自己的思想。馬克思有時受到唯心主義的鼓舞，在另一些時候則拒絕之……黑格爾的《精神現象學》對馬克思集大成之作《資本論》的基始意義，並不遜色於理論經濟學和恩格斯的經驗研究。在馬克思的《德意誌意識形態》中，他關於《精神現象學》的全部知識顯然來自論禁欲主義和“苦惱的意識”的這章。任何對《資本論》的解讀都足以證明黑格爾《邏輯學》的某種影響。人們認識到……正如列寧所觀察到的……人們必須掌握《邏輯學》,以跟隨馬克思的闡述和論證。①
伊波利特不僅強調黑格爾和馬克思之間的連續性，而且意識到馬克思超越了黑格爾。這正是他的《黑格爾和馬克思研究》的主題。伊波利特也意識到，黑格爾預先為馬克思做了思想準備。
黑格爾在耶拿時期的早期著述，特別是《倫理學體係》和《耶拿實在哲學》第1～2卷對伊波利特非常有用。在1802～1806年的這些筆記中，黑格爾閱讀了斯密的《國富論》,評論了新的政治經濟學。黑格爾評論了自由經濟體製、私有財產、人們勞動的需要以及勞動分工。斯密的新文明說對他極為重要，他還看到了個人的資產階級崇拜以及競爭對共同體的破壞性。黑格爾嚴厲批評了資產階級秩序的矛盾。伊波利特認為，黑格爾預先為馬克思做了思想準備。如果在黑格爾生活的時代，資本主義力量的發展已經成熟的話，“毫無疑問，黑格爾會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②。
馬克思在社會理論領域的最大成就是，完善了黑格爾僅僅暗示的東西，即將黑格爾主義運用於政治經濟學。馬克思吸收了黑格爾思想的某些核心方麵，並將其用作反對資本主義體係的批判武器。馬克思以德國唯心主義標準來衡量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的獨特性也就此產生了。
黑格爾主義對資產階級秩序的攻擊不僅僅局限於政治經濟學，據伊波利特所見，這種攻擊還拓展到國家問題。黑格爾認識到市民社會和國家的對立：市民社會是孤立個體的王國，而國家是共同體的領域，類似於古希臘的城邦。對黑格爾來說，政治問題是如何揚棄資本主義市民社會的個人主義破壞性，使之成為政治共同體或國家。盡管黑格爾捍衛私有財產的權利，但他深信，隻有在團結的共同體中，自私和對抗才能被合作和互利取代。因為生活在法國大革命、拿破侖耶拿戰爭以及神聖同盟這樣的曆史時期，所以黑格爾選擇了君主專製製度。
伊波利特斷言，黑格爾對資產階級市民社會和有機政治秩序之間兩極化的看法，是預先為馬克思做的另一個思想準備。馬克思寫於1842年的《黑格爾法哲學批判》譴責了黑格爾的君主主義。在這方麵，馬克思和黑格爾的立場是不同的。但馬克思和黑格爾一致超越了資產階級市民社會的性質(撇開私有財產問題),正如他們都將其看作霍布斯主義的戰爭，並且都以某種方式思考對個人主義弊病的克服。馬克思和黑格爾對惡性病症做出了類似的診斷，但采取了不同的補救措施。①
在解讀《資本論》的時候，伊波利特意識到《邏輯學》和《精神現象學》在這部著作中都是在場的，並為它添加了不同的特質。《邏輯學》傳遞給《資本論》的是結構主義的維度。《精神現象學》在另一方麵對《資本論》產生了主要影響，異化和外化概念由此被轉化到馬克思的巨著中。伊波利特解讀《資本論》的中心不在於經濟學的有效性或社會構成分析的有效性，而在於存在主義的主旨。正如《精神現象學》的核心主題是異化，《資本論》的主旋律是人在資本主義體係內部的外化一樣。
盡管馬克思借用了黑格爾的異化概念，但在思考外化的後果時，他們都移入了不同的向度。他們都同意診斷，但卻有不同的預測。黑格爾認為，異化是人類不可避免的命運。黑格爾對人類存在抱持一種悲觀的願景，認為人類存在注定是“苦惱的意識”。馬克思認為，異化能被超越，並且相信自己找到了這種超越的手段。在《導言》中，馬克思將無產階級確定為解放的原動力。在馬克思看來，曆史不是悲劇，而是革命。
(二)赫伯特·馬爾庫塞
伊波利特對黑格爾—馬克思關係的研究不同於馬爾庫塞。盡管伊波利特和馬爾庫塞都認為，黑格爾主義在馬克思的思想中是在場的，但這個法國人關注異化和外化問題，那個德國人分析馬克思和黑格爾批判理論的性質。這個法國人直接關注《精神現象學》,關注黑格爾對西方文化的研究，斷定黑格爾對人類存在持有悲觀的願景：人注定是一種“苦惱的意識”,對異化的解放是不可能的；那個德國人更多地直接關注(盡管確實評論了《精神現象學》的一章)黑格爾的經濟學、社會學和政治學著述。馬爾庫塞致力於解剖《法哲學原理》和《耶拿實在哲學》,特別是1802～1803年的《倫理學體係》以及1803～1804年的《精神哲學》。據馬爾庫塞所見，盡管黑格爾體係的主題是合理性思想，但這並不意味著，黑格爾試圖證明君主製國家是正當的。毋寧說，黑格爾想要使合理性思想成為批判現存的標準。從這個角度來看，馬爾庫塞重視黑格爾思想的進步方麵和解放方麵。曆史是對自由的說明，正因如此，人並非注定是“苦惱的意識”,而是能通過實踐逐漸成為解放的主體。
施密特將《理性與革命》①從英文翻譯為德文，但趨向於認為黑格爾與馬爾庫塞有著巨大的差異。施密特主要關注馬克思的認識論，並為此探索馬克思何以從《邏輯學》中借用黑格爾的邏輯範疇並將其轉化為《資本論》的解釋性方法論。馬爾庫塞主要關注的不是認識論，而是批判的方法論。他關注這種思想如何作為現實被衡量的標準，又如何作為改變現實的一種手段。
盧卡奇和馬爾庫塞在他們趨向於對馬克思重新黑格爾化方麵有很多相似之處，但政治最終將這種相似性撕成碎片。盧卡奇逃往蘇聯以逃避希特勒主義的威脅，馬爾庫塞則來到了美國。盧卡奇總是將自己看作共產黨員，馬爾庫塞從來都是學術地將自己的生活界定為對資本主義社會的德國唯心主義式應用。馬爾庫塞是法蘭克福社會研究所的主要創立者之一，盧卡奇則在匈牙利革命和第三國際的創建中表現活躍。
馬爾庫塞了解盧卡奇1923年的《曆史與階級意識》,它被列在了1941年版《理性與革命》的參考文獻中。馬爾庫塞同意盧卡奇重新聯係黑格爾和馬克思的早期嚐試。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盧卡奇的著作中，與《理性與革命》最密切相關的是《青年黑格爾》,但該書在1941年(馬爾庫塞出版《理性與革命》美國版)的時候還沒有出版。盧卡奇1938年就完成了《青年黑格爾》,因蘇聯的壓製長期未能出版。1948年，《青年黑格爾》才在瑞士
出版第一版。1954年，它在東德出第二版。
《青年黑格爾》和《理性與革命》密切對應，都進一步討論了黑格爾的《耶拿實在哲學》第1～2卷。盧卡奇和馬爾庫塞都研究了黑格爾1802～1803年在耶拿時期的社會經濟學思想。這樣做出於兩個原因：揭示黑格爾和馬克思具有同樣的洞察力以及對私有財產——產生了貧困和社會不平等——的分析批判；揭示黑格爾從來都不是一個君主主義者或帝國主義者，而是一個致力於政治革命的代言者。他們都試圖消解對黑格爾的法西斯主義或極權主義的解釋。
政治將《青年黑格爾》和《理性與革命》區分開來，因為盧卡奇將黑格爾塑造為德國人道主義傳統的成員，並最終進入革命的布爾什維主義。盧卡奇追隨恩格斯，主張德國人道主義傳統為無產階級革命提供了意識形態的基礎——這使黑格爾成為對庶民革命有貢獻的代言者。
即使盧卡奇不是一個斯大林主義者，他也處在斯大林主義的體係內，因而為斯大林主義體製提供信譽保證。即使盧卡奇是斯大林主義世界中的一個居民，但在1968年蘇聯鎮壓捷克斯洛伐克革命之後，他將政治局的世界定義為“對馬克思主義的貶低”。馬爾庫塞是一個在美國的德國流亡者。他在1958年出版了《蘇聯馬克思主義》,並將蘇聯的意識形態譴責為一種馬克思的實證形式。在後麵的段落中，我將展示《蘇聯馬克思主義》是《理性與革命》的一個直接產物。20世紀40年代早期，在盧卡奇逃往莫斯科以逃避德國進攻的時候，馬爾庫塞已經認識到馬克思主義和蘇聯共產主義不一致。
《理性與革命》對馬克斯·霍克海默和社會研究所有所貢獻，對馬爾庫塞實現自己的探索目的也有所幫助。馬爾庫塞的意圖是將黑格爾描繪為20世紀批判理論的先驅。馬爾庫塞通過分離理念和客體之間的辯證關係，確信自己關於黑格爾作為批判理論創建者之一的主張是正確的。對黑格爾來說，理念是概念的自我決定，是自我認識進化的最後階段。
《理性與革命》是馬爾庫塞對批判理論發展的貢獻。他的形式與阿多諾和於爾根·哈貝馬斯不同，基於的是如下信念：存在必須受到理性的審查。理性不是存在；它站在存在之外，並以其不完備的無情揭露來攻擊事物。①
據馬爾庫塞所見，這個事業首先是在黑格爾的《耶拿實在哲學》
第1～2卷和《法哲學原理》中進行的。馬爾庫塞對黑格爾的表述是：他不是一個民主主義者，他在羅伯斯庇爾恐怖統治的驚駭中退卻了，然而他是一個改革者。①黑格爾相信，事物能符合理念，並在此基礎上持有一種曆史的發展觀念。作為啟蒙精神的延續，黑格爾相信，曆史是通往自由的持續的進程。②
馬爾庫塞還側重關注與《耶拿實在哲學》第1～2卷同時期的《倫理學體係》和《精神哲學》,以及這些文本處理社會經濟基礎的部分。黑格爾熟悉亞當·斯密的《國富論》以及斯圖亞特的《政治經濟學原理研究》。在黑格爾看來，資產階級統治下的市民社會充斥著貪婪和奢侈的競賽。黑格爾認識到，市民社會的資本主義統治加重了不平等、階級分層、財富的不平等分配、勞動剝削以及貧困。他也意識到，在資本主義統治下，市民社會完全沉浸在商業中，以交換關係界定人們之間的社會交往，並將私人利益和自我專注淩駕於共同體和主體間性之上.
馬克思不知道《耶拿實在哲學》第1～2卷。作為黑格爾文本的一部分，它們在20世紀才被使用，因此，以馬克思對這些文本的解釋來反對其他評論者的評價是不可能的。然而，馬爾庫塞不僅重新黑格爾化馬克思主義，而且使黑格爾變成一個馬克思主義者。馬爾庫塞的黑格爾以馬克思主義術語解釋資產階級市民社會，將其看作利潤的鬥爭，認為資產階級市民社會是社會貧困的主要成因。
黑格爾的《倫理學體係》和《精神哲學》是將德國唯心主義運用到社會政治領域的範例。黑格爾是第一個以唯心主義哲學視角解釋經濟生活的德國哲學家。馬爾庫塞將此看作使現實符合理想的良機。通過揭露資產階級市民社會的主人一奴隸關係，通過將共同體概念用於揭露資產階級市民社會造成異化的批判工具，黑格爾為理性創造了契機，並通過實踐進行加強，以構建符合理想的現實。
馬克思不了解《倫理學體係》和《精神哲學》,但他確實知道《法哲學原理》。1842年，他撰寫了對這個文本的長篇評論《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在1842年的評論中，馬克思主要關注黑格爾對國家的闡述。然而，馬克思在他的評論中留下了一個驚人的空場——他避免提及黑爾格在這個文本中處理市民社會問題的那些段落。黑格爾將《法哲學原理》寫成了對個人權利和共同體或社會倫理基礎之間相關性的論述，而馬克思將其讀作一種國家哲學。
馬爾庫塞對《法哲學原理》中關注市民社會的那些段落做了大量評論。在《理性與革命》中，他全文引用了黑格爾描述工人貧困化的
第243段和第244段。①馬爾庫塞將焦點聚集在黑格爾對工人貧困的認識以及他們被強迫進行的機械勞動上。這種機械勞動使工人扭曲並成為一個“階級”,使有價值的個體變成了“民眾”②。馬爾庫塞展示了一個對資產階級市民社會做出曆史唯物主義闡述的黑格爾，而馬克思關注的是黑格爾對君主立憲製的捍衛。
無視馬克思和他對黑格爾大量作品解讀的部分不同，馬爾庫塞覺得，這裏的中心點是馬克思延續了黑格爾的哲學方法。以同樣的方式，黑格爾將辯證理論用作資產階級市民社會批判。這啟發了馬克思將哲學用於對經濟狀況的批判，甚至對黑格爾自身的批判。馬克思使用了從衡量現實的主體意識中產生的概念——政治經濟學。馬克思大部分早期著述都是批判，特別是他的《對黑格爾的辯證法和整個哲學的批判》。他的政治經濟學著述也多表現為批判，尤其是1859年的《政治經濟學批判》以及1867年的《資本論》。馬爾庫塞認為，馬克思是批判理論的倡導者。
當馬克思使用哲學分析市民社會和經濟狀況的時候，他開啟了一個新的研究領域。黑格爾是社會結構的哲學理論的起點，而馬克思是這個方法的執行者。①運用哲學來理解社會，不僅旨在使哲學成為一種分析工具，而且旨在使其成為人類能夠控製社會運動的手段。黑格爾相信人的自我決定。當馬克思認為這是在把握創造符合人們真實本性的社會的時候，他也證明了自己對黑格爾人類自我決定概念的信奉。
馬克思也延續了黑格爾運用有機體解釋的策略。例如，在《精神現象學》的導言中，黑格爾闡述了他將通過隨著時間推移的意識，研究思想產生的形式。他對“苦惱的意識”的分析，是對被界定為斯多葛主義的思想形式的研究。
他對啟蒙的分析詳閱了以18世紀的歐洲為特征的思想形式。黑格爾全部著作的核心是有機體主義的解釋方法，即將一個具體的事件置於一種有機體係中的解釋邏輯。同樣，馬克思通過總體進行解釋，以有機體主義的概念進行思考。即使馬克思使這個領域中的黑格爾遺產永存，但是，我們要記住，馬克思和黑格爾對有機整體的實質有不同的理解。對黑格爾來說，總體是本體論的，它是對理念的表述；對馬克思來說，總體是由階級結構組成的。盡管存在這些不同，但他們都同意形式優先、總體是賦予特殊性意義的形式。②
據馬爾庫塞所見，馬克思延續了黑格爾的辯證法，但沒有以正題一反題一合題的術語來規定辯證法。這種正題一反題—合題的辯證法解釋，最初是由恩格斯在《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中闡明的，但被馬爾庫塞歸類為實證主義。
馬克思和黑格爾的辯證法基於一個主體和其他主體之間的關係。特定的主體不再孤立地存在，總是居中地或見之於與其他主體的關聯中。主體A和主體B的關係有助於規定主體A和主體B,而主體A或主體B的這種狀況又否定了彼此。這並不意味著主體A或B彼此消解，而是說一個主體有助於決定其他主體。黑格爾和馬克思的這種辯證法形式基於相互衝突或相互抵消的過程。這種辯證法與恩格斯正題一反題—合題的版本具有不同的規律。恩格斯將辯證法轉換為唯物主義的形而上學。它經由自然和曆史的發展而成為自然法則。黑格爾—馬克思的形式不能描述自然和曆史的運動，它不是一種關乎自然和曆史的內在闡述。當然，黑格爾—馬克思的形式試圖告訴我們關於結構和總體的東西。當黑格爾和馬克思在描述解釋邏輯的時候，恩格斯正在描述實證主義。或者說，恩格斯提供了對存在或社會現實為什麽表現為是其所是的解釋。①
馬克思和黑格爾都相信發展，但不相信使這種發展成為必要的自然法則。對馬克思和黑格爾來說，發展是通過意識的設計，通過意識的目的，而不是通過唯物主義的形而上學實現的。在相信經由意識選擇的發展的時候，馬克思和黑格爾都是啟蒙時代的孩子。他們對發展理念的共同信念也使他們統一了起來。或者說，他們發出了關於人類有意識地改善人的條件的能力的同一種聲音，而這種關於全世界人類憲法的寓意是全部西方經驗的核心。因此，人們對馬克思和黑格爾的解讀是將自身向理性的發展敞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