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小戥從人群中走出來，身上鑲著閃爍的日光，是如此的年輕。一直隱藏的少年老成突然初露鋒芒，站在這群老朽之間如此的與眾不同。他的話語之間，更是綽綽逼人。
湯化龍和蔡輔卿等人非常有默契的傳遞眼色，個個都閉緊了嘴巴。
宋教仁早知道漢口革命黨人激進，正麵碰上，還是忍不住要驚訝。“誰不想打倒帝國主義？可這事情隻能暗地裏策劃，有誰像你們漢口革命黨人這樣大張旗鼓叫囂，唯恐天下人不知的。政治沒有永遠的敵人，帝國主義列強也有同情革命的派係。”
人民日報發表了許多民族主義宣言式的文章，引起洋人強烈的反感和恐慌。列強政府正對海外同盟會的機構施加壓力，中部同盟會總部在上海同樣受到洋人的壓力。同盟會雖然也痛恨帝國主義，但也相信帝國主義也有同情革命的存在。所以他們希望著，希望能與列強和平相處。
孫中山先生等同盟會黨人皆對洋人抱有幻想，武昌起義之後孫中山先生遲遲沒有歸國，便是為尋求西方列強的支持，他曾回憶自己當時的想法。“乃以此時吾當盡力於革命事業者，不在疆場之上，所得效力為更大也。故決意先從外交方麵致力，俟此問題解決而後回國。按當時各國情形：美國政府對於中國則取門戶開放、機會均等、領土保全，而對於革命則尚無成見，而美國輿論則大表同情於我。法國則政府、民間之對於革命皆有好意。英國則0民間多表同情，而政府之對中國政策，
則惟日本之馬首是瞻。德、俄兩國當時之趨勢，則多傾向於清政府；而吾黨之與彼政府民間皆向少交際，故其政策無法轉移。惟日本則與中國最親切，而其民間誌士不獨表同情於我，且尚有舍身出力以助革命者。惟其政府之方針實在不可測，按之往事，彼曾一次逐予出境，一次拒我之登陸，則其對於中國之革命事業可知；但以庚子條約之後，彼一國不能在中國單獨自由行動。要而言之，列強之與中國最有關係者有六焉：美、法二國，則當表同情革命者也；德、俄二國，
則當反對革命者也；日本則0民間表同情；而其政府反對者也；英國則0民間同情，而其政府未定者也。是故吾之外交關鍵，可以舉足輕重為我成敗存亡所係者，厥為英國；倘英國右我，則日本不能為患矣。予於是乃啟程赴紐約，覓船渡英。”
可是辛亥革命的複雜程度，遠超西方資產民族革命，一百年過去了，也沒有個定論。孫中山先生以純粹的西方式思維思考辛亥革命，才做出了這個注定徒勞無功的選擇。
“幻想著洋人的同情，是一個沒有自信的革命者，無能的癡心妄想。共和，民主不是靠洋人的同情得來，是同誌們的鮮血鑄就。”馮小戥與宋教仁怒目而視，這些年輕的革命黨人卻沒有這麽多的顧慮，他們銳意進取。在李想的影響下，早對洋人失去幻想。他憤怒的繼續說道：“南京條約，馬關條約，辛醜條約……還不足以使你們認清帝國主義的真麵目？”
宋教仁亦憤怒不已，也不顧當眾街上而反唇相機，“你們漢口革命黨人連對抗北洋軍的實力都沒有，又挑起與洋人的戰爭，是不智，是把中國革命推相絕路。太平天國時期出了一個戈登，今天帝國主義便可以製造第二個戈登。”
宋教仁此言完全是出於愛國心的恐懼，即擔心漢口的混亂會招來外國的幹涉，甚至已經招來外國的幹涉。李想收回漢口租界和關稅，外國以此為借口，參與征收中國其餘幾個港口的關稅的程度大大增加。
宋教仁想起昨天午夜收到上海中部同盟會總部的電報，又道：“上海租界英法兩國的特派員一夜之間，不僅成為估稅員、會計師，而且成了實際上的收稅員。不僅如此，按照革命時期定下來的安排，同盟會的收入要存入外國銀行，支出時才提取。因為漢口的事情，使同盟會在資金運轉上，都被洋人銀行為難。”
宋教仁說道後來已是和顏悅色，隻想讓馮小戥明白洋人的可怕，洋人的槍口不是用信仰和勇氣便可以堵住。李鴻章在病榻上上奏朝廷：臣等伏查近數十年內，每有一次構釁，必多一次吃虧。上年事變之來尤為倉促，創深痛劇，薄海驚心。深知洋人厲害的宋教仁，知道李鴻章的遺奏沒有一點的誇張。
馮小戥瞪著通紅的雙眼，一點也沒有聽進宋教仁苦口婆心的勸戒，張口便要反駁。
賣報紙回來的黃興，看他們兩人堵著滿春茶園的門口爭論，湯化龍，蔡輔卿也都冷眼旁觀。黃興過來便打斷欲開口反駁的馮小戥，低喝道：“堵在茶園門口獻寶啊？都給我進去在說。”
黃興身為同盟會的二把手，此刻也隻有他訓斥著兩人。一行人走進滿春茶園，登上三樓臨江的雅間。滿春茶園三樓的雅間，和洋人高級會所，沙龍一樣，在漢口都是有名有姓的大人物才能去的地方。
飛簷下掛著精致的銅鈴輕響著的聲音依舊悅耳，漢水的江麵已經恢複戰後的平靜，一艘艘風帆不時劃過。隻在對岸漢陽才能看到當日慘烈的戰況，斷為半截的古樹被燒得漆黑，岸邊還留下許多被重炮炸出的深坑。
宋教仁坐在窗邊中間的位置，馮小戥也跟了過去，他今天非要論個明白。他坐下便說道：“宋先生，你擔心的無非便是洋人的軍事力量。你現在完全不用擔心，洋人布置在漢口的軍艦，全部沉在漢水。洋人失去軍事力量的支持，他們擁有的特權甚至對虛弱的中國也不能維持下去。”
軍事力量使洋人在華開創的事業成為現實，它在中國國土、河流和沿海水域的不斷部署，象征性地，有時實際上，構成了作為形式上正當的外交措施後麵的有力支持，這些措施不斷地被運用，以維護外國人的條約權利和確保他們人身和財產的安全。炮艦在內河和條約港口以及更大的海軍船隻在中國沿海的存在，是根據1858年天津條約第52款的一種很帶隨意性的解釋，這一款說：“英國師船，別無他意，或因捕盜駛入中國，無論何口……”
宋教仁一聲輕笑，笑馮小戥的傲慢和自大。漢口一場小小的勝利，並沒有傷到洋人在華的實力。對於這些年輕的革命者，他願意給予細心的指導，幫他分析洋人在華的軍事實力。
1896年，停泊在中國的英國海軍的總噸數達59000噸，
俄國的噸數接近此數，法國28000噸，德國23000噸，美國18000噸。
1908年，“英國皇家分遣艦隊”的總噸數達到70000噸；有艦隻33艘，其中裝甲巡洋艦4艘，二級巡洋艦2艘，其他27艘較小的艦隻包括內河的炮艦。
使用或至少是威脅要使用外國炮艦的行動，在19世紀後半期時有發生的“教案”中，是常見的現象。1900年英國的炮艦首次駛至重慶。在20世紀的第一個十年初期，法國人的海軍艦隻對長江上遊進行開拓性的勘察，以尋求從他們在雲南的鐵路擴大貿易的路線。德國人在鄱陽湖周圍活動，這引起了認為長江流域是其專有禁區的英國人的很大不安。在19世紀末，作為租借地割讓的海軍戰略基地——青島、旅順、廣州灣、威海衛——使外國巡洋艦和戰列艦能夠定期到中國水域。
在1903年，美國與英國不同，沒有保持一支定期駐於長江關鍵地點的炮艦艦隊。也許是每年一次，亞洲艦隊偶爾派出的艦隻在航道上來回行駛。美國的長江巡邏隊——從1908年至1919年，正式為太平洋艦隊第三中隊的第二分隊——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有舊式炮艦6至8艘，而當時英國人駕駛著15艘新式炮艦。民國早期的巡邏大部分是例行性的，水兵們最渴望的就是上岸。但是艦隻停泊在那裏是“為了維持江河的治安”，而且無疑地是出於締約列強保持它們利益的願望。
外國士兵和警察衛隊，在20世紀初期比在19世紀最後幾十年更惹人注目。在幾個租界內，城市警察力量和國際民團（“商團”）發展起來了。上海的商團是最大的一支，在1910年有59名軍官（主要是英國人）和約1000名士兵（一半為英國人，其餘的分屬15個國籍的連隊）。1898年從中國奪得的租借地以及後來1901年列強強加的辛醜和約，形成了永久性的和更大的軍事存在。
根據這一和約，列強可以在北京保持武裝分隊（“使館區衛隊”），占有從北京至海的鐵路沿線的關鍵地點，並在天津駐軍，而把中國軍隊排除在這個城市之外。駐於威海衛和廣州灣的英、法部隊為數甚少，但德國在青島的分隊和海軍分遣隊的總人數有2300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