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與玄學的論戰雖然發端並首先展開於人生觀，但它所涉及的問題卻並不限於人生之域。正如論戰的主題（科學與玄學或科學與人生觀）所表明的那樣，人生觀的論爭，始終伴隨著對科學的不同看法，而在關於科學價值的不同評價之後，則蘊含著對現代性的不同態度與立場。
從20世紀中國曆史的演進看，科玄論戰並不是一種偶然的文化現象。論戰發生於後五四時期，五四以來的文化論爭，為論戰提供了直接的思想背景，而走向現代的過程，則構成了其更廣的曆史前提。作為一個曆史過程，現代化的走向似乎包含著一種內在悖論。一方麵，從前現代到現代的轉換，意味著人類在科學、經濟、社會各個領域都躍進至一個新的階段，其中無疑蘊含著曆史的進步；但另一方麵，在近代西方的模式下，現代化又往往有其負麵的效應，它在高奏征服自然凱歌的同時，也常常導致了天與人之間的失衡；在突出工具理性權能的同時，亦使社會麵臨著技術的專製，並使人自身的內在價值受到了衝擊；而與之相聯係的功利原則、個體原則等，則使主體間關係的緊張成為難以避免的問題。就中國近代而言，現代化的進程固然帶來了希望與新的發展方向，但這一進程同時又在某種意義上伴隨著曆史的苦難：西方列強正是裹挾著現代化過程中所形成的優勢，將中國推入了血與火的近代。
現代化過程本身的悖論以及它對近代中國所蘊含的二重意義，在曆史與邏輯上導致了近代中國的知識分子對現代化過程的不同態度。具有文化保守主義傾向的思想家，對現代化過程更多地表現出疑懼、批評的立場。被強製逼入現代化進程的曆史事實，往往很容易激發對現代化的抗拒心態，後者與依歸傳統的情結相融合，便常常導致對現代化的認同障礙。同時，現代化過程所產生的種種弊端（這種弊端在20世紀初的西方已開始逐漸顯露出來），亦自然地引發了對現代化的某種反感與疑懼。前者（傳統情結下對現代化的認同障礙）帶有前現代意識的特點，後者（由現代化的負麵效應而產生的疑懼）則似乎近於後現代意識（帶有超前或早熟形式的後現代意識）。這兩種意識與觀念往往交織在一起，呈現撲朔複雜的形態。早在五四時期，梁漱溟已對現代社會提出了批評：“現在一概都是大機械的，殆非人用機械而成了機械用人。”“而況如此的經濟其戕賊人性——仁——是人所不能堪的。無論是工人或其餘地位較好的人乃至資本家都被他把生機斫喪殆盡；其生活之不自然、機械、枯窘乏味都是一樣。”[34]在熊十力、梁啟超，以及《學衡》派等具有文化保守主義傾向的思想家中，同樣可以看到類似的批評。與批評機械的現代世界相應的，是對中世紀閑適生活的讚美：“中國人以其與自然融洽遊樂的態度，有一點就享受一點，而西洋人風馳電掣的向前追求，以致精神淪喪苦悶，所得雖多，實在未曾從容享受。”[35]這裏既表現了對現代化曆史進程的難以認同，又流露出對前現代化的緬懷。
前現代觀念與早熟的後現代意識相互交融，往往邏輯地引向對現代性的消解。從《學衡》派的核心人物吳宓對新文化的設計中，我們多少可以窺見這種趨向：
中國之文化，以孔教為中樞，以佛教為輔翼；西洋之文化，以希臘羅馬之文章哲理與耶教融合孕育而成。今欲造成新文化，則當先通知舊有之文化。蓋以文化乃源遠流長，逐漸醞釀，孳乳煦育而成，非無因而遽至者，亦非搖旗呐喊，揠苗助長而可致者也。今既須通知舊有之文化矣，則當於以上所言四者：孔教、佛教、希臘羅馬之文章哲學及耶教之真義，首當著重研究，方為正道。[36]
吳宓這裏所討論的，是新文化的建構問題，而其原則亦為中西文化的融合。從形式上看，它與五四以來啟蒙主義的論點似乎並無太多的分歧。然而，二者對中西文化內涵的理解卻相去甚遠。在吳宓那裏，所謂中西文化首先限定於前現代之域：中國文化中的孔佛二教，西方的希臘羅馬文化與耶教，都屬於逝去的傳統。這樣，對《學衡》派的吳宓來說，新文化的建構，主要亦相應地展開為一個向傳統回歸的過程，而在麵向傳統的曆史走向中，現代性無疑將失去其合理性。
現代性（modernity）與現代化（modernization）的內涵既相互聯係，又有所區別。現代化側重於廣義的社會變革，包括以工業化為基礎的科學技術、經濟結構、社會組織、政治運作等一係列領域的深刻轉換；現代性則更多地涉及文化觀念或文化精神，包括思維方式、價值原則、人生取向等，而這種文化精神和文化觀念又常常與近代以來的啟蒙主義和理性主義聯係在一起。[37]現代性既以觀念的形態折射了現代化進程中的社會變革，又對現代化過程具有內在範導意義；相應地，對現代化的疑懼，往往表現為對現代性及與之相關聯的啟蒙主義的批評。在20世紀的後半葉，西方的文化保守主義和所謂後現代主義曾從不同的角度對現代性提出責難，這種批評固然展示了不同的立場，如後現代主義較多地表現出懸置理性主義傳統的傾向，而A.麥金泰爾等則在批評啟蒙運動以來的倫理觀念的同時，又提出了回到傳統（亞裏士多德）的要求，但二者在質疑現代性這一點上又相互趨近。
中國近代文化保守主義的文化批評，往往內在地蘊含著對現代性的否定態度：在讚美傳統並要求回歸傳統的背後，常常是對現代的價值體係、思維模式、人生取向等的疏離和責難。吳宓的新文化建構原則，已明顯地表現了這種趨向，它雖然有別於後現代主義的消解理性，但在認同傳統等方麵，卻頗近於西方文化保守主義的某些主張。當然，前現代觀念與後現代意識的交織，使中國近代的文化保守主義更多地將現代性的批評與科學觀念的質疑聯係起來，並往往把現代化過程中出現的問題歸咎於科學。梁漱溟的如下議論在這方麵具有相當的代表性：
機械實在是近世惡魔；但他所以發現的，則為西方人持那種人生態度之故。從西方那種人生態度下定會發生這個東西：他一麵要求物質幸福，想利用自然征服自然，一麵從他那理智剖析的頭腦又產生科學，兩下裏湊合起，於是機械就發明出來。[38]
征服自然以求物質幸福，體現的是現代的價值取向；理智剖析所產生的，則是科學的觀念，在梁漱溟看來，作為現代性具體形式的價值體係，正是通過科學的觀念而產生了機械世界。這樣，現代性的批評，往往引向並被歸結於科學及科學觀念的批判。
由科學的批判而非難現代性，似乎成為五四前後的文化保守主義一種普遍的運思模式，梁啟超的“科學破產論”則進一步將這種批判思潮推向了一個新的**。在著名的《歐遊心影錄》中，梁啟超寫道：“無奈當科學全盛時代，那主要的思潮，卻是偏在這方麵。當時謳歌科學萬能的人，滿望著科學成功，黃金世界便指日出現。如今功總算成了，一百年物質的進步，比從前三千年所得還加幾倍，我們人類不惟沒有得著幸福，倒反帶來許多災難，好象沙漠中失路的旅人，遠遠望見個大黑影，拚命往前趕，以為可以靠他向導，那知趕上幾程，影子卻不見了，因此無限淒惶失望。影子是誰？就是這位‘科學先生’。歐洲人做了一場科學萬能的大夢，到如今卻叫起科學破產來。”[39]盡管梁啟超後來聲明他並不菲薄科學，但科學的批判卻是其基本的立場。從邏輯上看，走向現代既以科學為其基礎，則科學期望的幻滅，便表明了現代化理想的失敗；質言之，科學的批判意味著告別現代性。事實上，在文化保守主義那裏，科學的批判與回歸傳統常常表現為同一問題的兩麵，從梁漱溟、《學衡》派到梁啟超，都未能超越這一思路，熊十力更明白地點出了此意：“今日人類，漸入自毀之途，此為科學文明一意向外追逐，不知反本求己，不知自適天性，所必有之結果，吾意欲救人類，非昌明東方學術不可。”[40]
不難注意到，五四前後的文化論爭，始終關聯著對現代性的不同態度與立場，而對現代性的消解，則往往取得了科學批判的形式。現代性本身所內含的文化—價值層麵的意蘊，決定了對現代性的不同態度，總是指向不同的價值體係，事實上，在文化守主義那裏，消解現代性往往邏輯地引向了對傳統價值體係的認同。文化討論形式下的現代性之爭，在曆史與邏輯雙重意義上構成了科玄論戰的前提。正如其主題（科學與玄學或科學與人生觀）所表明的那樣，論戰一開始便涉及科學的限度與價值。張君勱強調科學與人生觀之分，要求將科學從人生觀之域剔除出去，在某種意義可以看作是對文化保守主義的一種呼應；而從人生觀的角度對科學的質疑，則同時意味著拒斥科學所象征的現代性（包括現代價值體係）。
從這一背景上看，科學派對玄學派的批評，便具有了另一重意義。與玄學派對科學的質難相對，科學派一開始便以科學辯護者的姿態出現。科學派的重要人物胡適在論戰中明確表明了這一立場：“我們當這個時候，正苦科學的提倡不夠，正苦科學的教育不發達，正苦科學的勢力還不能掃除那迷漫全國的烏煙瘴氣，——不料還有名流學者出來高唱‘歐洲科學破產’的喊聲，出來把歐洲文化破產的罪名歸到科學身上，出來菲薄科學，曆數科學家人生觀的罪狀，不要科學在人生觀上發生影響！信仰科學的人看了這種現狀，能不發愁嗎？能不大聲疾呼出來替科學辯護嗎？”[41]對胡適來說，為科學辯護，“這便是這一次‘科學與人生觀’的大論戰所以發生的動機”[42]。值得注意的是，胡適在此以信仰科學表示對科學的認同，這就使其對科學的辯護具有了某種文化—價值觀的意蘊：信仰不同於具體的接受某種觀念，而是展開為從思維模式到價值取向的整個文化立場。胡適從維護科學信仰的角度解釋科學與人生觀論戰的根源，亦表現了對論戰之內在主題的自覺。
對科學派來說，如何建構合理的文化—價值體係，是科玄論戰內含的更根本的問題。丁文江在論戰之後依然在對此加以反省：“中國今日社會的崩潰，完全由於大家喪失了舊的信仰，而沒有新的信仰來替代的原故。”[43]隨著舊有的價值體係的失落，向傳統的複歸已無根據，出路何在？科玄論戰中，科學派在肯定科學的普遍意義的同時，總是滲入了追求與建構新的文化—價值體係的意向，而這種新的文化—價值體係的建構，又始終與現代性相聯係：以科學為核心的價值體係，所體現的實質上同時是文化的現代性（cultural modernity）。
這樣，我們便看到，在肯定科學具有“無上尊嚴”的背後，乃是對現代性的維護，正是在這裏，呈現出科學派提升並泛化科學的更為深沉的意義。現代性，特別是現代西方文化—價值形態下的現代性，當然亦有其自身的問題，它所包含的技術理性過強等偏向，常常亦引發了負麵的曆史後果，然而，對正在由前現代走向後現代轉換的近代中國而言，現代性無疑又體現了某種新的曆史發展趨向。從後一方麵看，較之近代文化保守主義（包括玄學派）由責難科學而消解現代性，科學派對現代性的維護，似乎又更多地展示了合乎曆史演進方向的時代意識。
[1] 丁文江：《玄學與科學——評張君勱的〈人生觀〉》，載《努力周報》，第49期，1923-04-22。
[2] 唐鉞：《心理現象與因果律》，見《科學與人生觀》，211頁，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97。
[3] 丁文江：《玄學與科學——評論張君勱的〈人生觀〉》，載《努力周報》，第49期，1923-04-22。
[4] 丁文江：《玄學與科學——評論張君勱的〈人生觀〉》，載《努力周報》，第49期，1923-04-22。
[5] 梁啟超：《人生觀與科學》，載《學燈》，1923-06-02。
[6] 唐鉞：《一個癡人的說夢》，載《努力周報》，第57期，1923-06-17。
[7] 吳稚輝：《一個新信仰的宇宙觀及人生觀（續4卷3號）》，載《太平洋》，第4卷，第5號，1924。
[8] 王星拱：《科學與人生觀》，載《晨報副刊》，第177號，1923。
[9] 王星拱：《科學的起源和效果》，載《新青年》，第7卷，第1號，1919。
[10] 唐鉞：《讀了〈評所謂科學與玄學之爭〉以後》，見《科學與人生觀》，327頁，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97。
[11] 王星拱：《科學與倫理》，見《科學概論》，276—277頁，上海，商務印書館，1930。
[12] 王星拱：《環境改造之哲學觀》，載《哲學》，第2期，1921。
[13] 王星拱：《科學方法論·引說》，北京，北京大學出版部，1920。
[14] 張君勱：《人生觀》，見《科學與人生觀》，33頁，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97。
[15] 胡適：《非個人主義的新生活》，載《新潮》，第2卷，第3號，1920。
[16] 王星拱：《物和我》，載《新潮》，第3卷，第1號，1921。
[17] 王星拱：《環境改造之根據》，載《學燈》，1922-06-27。
[18] 王星拱：《環境改造之根據》，載《學燈》，1922-06-27。
[19] 胡適：《科學與人生觀序》，見《胡適文存》2集卷2，28頁，上海，亞東圖書館，1931。
[20] 王星拱：《科學與人生觀》，載《晨報副刊》，第177號，1923-07-09。
[21] 唐鉞：《心理現象與因果律》，見《科學與人生觀》，211頁，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97。
[22] 擘黃（唐鉞）：《機械與人生》，載《太平洋》，第4卷，第8號，1924。
[23] 吳稚輝：《一個新信仰的宇宙觀及人生觀》，載《太平洋》，第4卷，第1號，1923。
[24] 丁文江：《玄學與科學——評張君勱的〈人生觀〉》，載《努力周報》，第49期，1923-04-22。
[25] 王星拱：《科學的起源與效果》，載《新青年》，第7卷，第1號，1919。
[26] 王星拱：《科學的起源與效果》，載《新青年》，第7卷，第1號，1919。
[27] 丁文江：《玄學與科學——評張君勱的〈人生觀〉》，載《努力周報》，第49期，1923-04-22。
[28] 胡適：《科學與人生觀序》，見《胡適文存》2集卷2，26頁，上海，亞東圖書館，1931。
[29] 吳稚輝：《一個新信仰的宇宙觀及人生觀（續4卷1號）》，載《太平洋》，第4卷，第3號，1923。
[30] 吳稚輝：《一個新信仰的宇宙觀及人生觀（續4卷1號）》，載《太平洋》，第4卷，第3號，1923。
[31] 胡適：《科學與人生觀序》，見《胡適文存》2集卷2，27頁，上海，亞東圖書館，1931。
[32] 錢穆：《旁觀者言》，見《科學與人生觀》，292頁，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97。
[33] 胡適：《老殘遊記序》，見《胡適文存》3集卷6，813頁，上海，亞東圖書館，1931。
[34] 梁漱溟：《東西文化及其哲學》，見《梁漱溟全集》第1卷，492頁，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89。
[35] 梁漱溟：《東西文化及其哲學》，見《梁漱溟全集》第1卷，478頁。
[36] 吳宓：《論新文化運動》，載《學衡》，第4期，1922。
[37] 哈貝馬斯在Modernity versus Postmodernity中對文化的現代性（cultural modernity）與社會的現代化（social modernization）作了區分，似已有見於二者的不同。參見 Habermas，Modernity versus Postmodernity，New German Critique，22（Winter，1981）。
[38] 梁漱溟：《東西文化及其哲學》，見《梁漱溟全集》第1卷，489頁，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89。
[39] 梁啟超：《歐遊心影錄·科學萬能之夢》，見《梁啟超全集》第10卷，2974頁，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40] 熊十力：《十力語要》卷2。
[41] 胡適：《科學與人生觀序》，見《胡適文存》2集卷2，8頁，上海，亞東圖書館，1931。
[42] 胡適：《科學與人生觀序》，見《胡適文存》2集卷2，8頁，上海，亞東圖書館，1931。
[43] 丁文江：《中國政治的出路》，載《獨立評論》，第11號，19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