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的凱歌行進，首先表現在知識的領域。從曆史上看，中國傳統的知識、學術在相當長的時期中帶有未分化的特點。特別是自漢代以後，經學不僅成為正統的意識形態，而且逐漸構成了主要的知識與學術領域。盡管從現代學科分類的角度去考察以往學術，我們似乎亦可以劃分出不同的領域，但在其傳統的形態下，這些領域卻往往都被涵蓋在經學之中。即使到了清代，音韻學、訓詁學、校勘學、金石學、地理學等具體領域的研究有了相當的發展，在某種程度上甚至出現了梁啟超所謂“附庸蔚為大國”的格局，但就總體而言，它們仍從屬於經學而未能獲得獨立的學術品格。直到近代，隨著經學的終結和西學的東漸，具有獨立意義的學科，諸如哲學、文學、曆史學、經濟學、社會學、人類學等才開始分化出來。在20世紀初，這些學科逐漸取得了較為成熟的形態。
近代意義上諸種學科的出現，同時也可以看作是知識與學術領域的分化過程，它在某種意義上與科學的形上化（泛化）呈現為一種同步的態勢，並構成了科學在知識領域建立霸權的曆史前提。以各個知識領域的獨立和分化為背景，將科學提升為“主義”的近代思想家們，往往傾向於知識的劃界；知識的這種劃界，主要便表現為科學與非科學的分野。中國科學社的核心人物之一任鴻雋曾明確指出：“科學為正確智識之源。”[2]在科學與玄學的論戰中成為科學派主將的丁文江，後來進而對知識問題作了這樣的闡釋：
知識問題也要下幾句注解。我說以“科學知識”為向導，其實科學二字是可省的，因為我相信不用科學方法所得的結論都不是知識；在知識界內科學方法萬能。[3]
在此，知識與非知識成為壁壘分明的兩大領域，而科學則似乎構成了知識的唯一形態：唯有經過科學方法的洗禮，才有資格進入知識之域。類似的看法亦見於“五四”前後知識界的領袖人物蔡元培，盡管蔡元培對藝術等作用予以了相當的關注，但在知識問題上卻仍強調：“科學發達以後，一切知識道德問題，皆得由科學證明。”[4]質言之，科學之外無知識。
以科學為知識的合理形態，決定了不同的學科、學術領域，都應以科學化為其追求的目標。知識的這種科學化追求，首先表現為對自然科學方法的普遍仿效。在談到曆史學時，傅斯年曾作了如下解說：“近代的曆史學隻是史料學，利用自然科學供給我們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著的史料。”[5]關於曆史學與史料學關係的如上規定是否確當，可暫且不議；這裏使我們感興趣的，是以自然科學的方法，作為人文學科（曆史學）的工具。這種由自然科學所提供的工具，顯然不限於哲學層麵的一般方法論原理，而是同時涉及具體的操作環節和程序。與自然科學方法的如上引入相聯係，具體的科學形態往往成為知識的理想範型，正是基於以上看法，傅斯年提出了如下要求：“要把曆史學語言學建設得和生物學地質學等同樣。”[6]曆史語言研究所是當時權威性的學術機構，以達到生物學、地質學這樣的科學形態作為其“工作旨趣”，無疑較為典型地表現了科學在知識界的普遍滲入。
科學化的追求，當然不僅僅體現於曆史學的領域。任鴻雋在展望中國學術思想的未來時，便明確地把科學化視為其歸宿：“吾國之學術思想，偏於文學的。……其變也，必歸於科學。”[7]這裏所涉及的，已是廣義的思想文化領域。“五四”時期新潮社的重要成員毛子水從學術研究的角度進一步對此作了發揮：
因為研究學術的最正當的方法就是科學的方法，所以科學——廣義的科學——就是合法的學術。因此，我們現在要研究學術，便應當從研究現代的科學入手。[8]
此所謂現代科學，首先是指自然科學。在這裏，科學（首先是自然科學）的洗禮構成了學術取得合法形態的前提；科學對知識的入主在更廣的層麵得到了確認。
類似的看法亦見於自然科學及人文學科領域以外的思想家，這裏首先可以一提的是孫中山。在著名的《孫文學說》中，孫中山指出：“凡真知特識，必從科學而來也。舍科學而外之所謂知識者，多非真知識也。”[9]孫中山首先是從事政治實踐的革命者，但在其觀念的深層，卻同樣可以看到科學至上的時代思潮的影響。在科學之外無真知的口號下，科學成為唯一合理的知識形態；而孫中山的革命背景，則使對科學的認同進一步與政治的信念融合在一起。
值得注意的是，早期的一些馬克思主義者也在某種意義上表現出對科學普遍有效性的確信。陳獨秀在談到社會領域的知識時曾指出：“社會科學是拿研究自然科學的方法，用在一切社會人事的學問上，象社會學、倫理學、曆史學、法律學、經濟學等，凡用自然科學方法來研究、說明的都算是科學；這乃是科學最大的效用。”[10]在這裏，自然科學的方法的引入亦被理解為社會、人文知識所以可能的前提。就其把社會領域的知識視為運用自然科學方法的結果而言，陳獨秀的這種看法與傅斯年等似乎頗為一致。不同的是，陳獨秀還試圖進一步以此來解釋馬克思的理論：“歐洲近代以自然科學證實歸納法，馬克思就以自然科學的歸納法應用於社會科學。……馬克思所說的經濟學或社會學，都是以這種科學歸納法作根據，所以都可相信的，都有根據的。”[11]把馬克思的學說歸結為自然科學歸納法的應用，這種解釋模式本身的非“科學”性是顯而易見的，而在這種不科學的解釋中，卻不難看到以科學君臨整個思想知識領域的傾向。
將自然科學視為不同知識領域的理想範型，當然並不是20世紀初中國思想界獨有的現象。事實上，海耶克（F.A.Hayek）在20世紀40年代初所作的《科學主義與社會研究》一文中，已對社會科學及人文學科簡單搬用和效法自然科學家的科學語言與科學方法提出了批判，並把這種傾向稱之為“科學主義”。[12]索雷（Tom Sorell）進而把以上的科學主義傾向視為一種信仰：“科學主義是一種信仰，它認為科學，特別是自然科學，是人類知識中最有價值的部分——之所以最有價值，是因為科學最具權威性、最嚴密、最有益。”[13]海耶克的批評與索雷（Tom Sorell）的解說，顯然是針對當時思想界與知識界已存在的現象而發的，它同時亦表明，自然科學研究模式向不同知識領域的滲入，是科學成為“主義”之後的重要特征。
與各個學術思想領域普遍引入科學方法、追求科學模式相應，科學本身也被理解為一個不斷延伸的過程。吳稚暉曾樂觀地推斷，各門學科“向前愈進，即科學之區域愈大；進不已，大亦無窮。”[14]換言之，知識之域的每一進展，都意味著科學領地的擴展，科學在此似乎構成了知識發展的極限：知識的任何增長，都無法超越科學的界域。這種觀點當然並非僅見於個別人物。事實上，在吳稚暉以前，曾留學美國、後來成為中國科學社中堅人物之一的胡明複，便已具體地表述了類似的看法：
科學之範圍大矣：若質，若能，若生命，若性，若心理，若社會，若政治，若曆史，舉凡一切之事變，孰非科學應及之範圍？雖謂之盡宇宙可也。[15]
對科學範圍的如上規定，內在地涉及科學與知識領域的關係：將整個宇宙人生都視為科學的一統天下，同時亦意味著一切知識領域的科學化。
知識的科學化追求，有其多方麵的曆史意蘊。如前所述，作為知識理想形態的科學，首先是指科學方法，這種科學方法固然往往與自然科學糾纏在一起，但亦涉及一般的方法論原理，後者包括強調邏輯推論、注重事實驗證等。從曆史上看，某些傳統的學術研究與知識領域往往對形式邏輯注意不夠，與之相聯係，思想與知識的形態常常主要作為實質的係統而存在，而缺乏形式的體係。同時，經學傳統中的經典疏解，也往往使研究過程較多地導向義理的揣摩，並由此漸漸疏離實證之域而趨向於思辨化和獨斷化。就此而言，將邏輯推論、實證態度提到重要地位，無疑有助於在學術研究中達到實質的體係與形式的體係之統一，並消解由經學研究而形成的思辨化、獨斷化傳統。事實上，具有科學主義傾向的思想家，即一再地將科學與獨斷論對立起來，所謂“學科學的人最反對獨斷式的言論”[16]，便表明了這一點。邏輯的注重和實證的原則與經學傳統的如上消解相結合，構成了學術與知識領域走向近代的一個重要方麵；實事上，知識的科學化與學術的近代化，在20世紀的曆史進程中往往很難截然分隔。
然而，以科學為知識的理想形態，並把科學化作為劃分知識與非知識的唯一準則，同時內含著在知識領域中確立科學霸權的意向。在科學之外無知識的觀念之下，科學似乎成為知識合法性的主要根據。這裏所謂知識的科學化，不僅涉及一般科學方法的運用，而且亦意味著狹義上的科學（包括自然科學的研究模式）向各個知識領域的擴展；而無論是廣義的研究方法，還是狹義的科學模式，主要又被理解為兩個方麵，即邏輯的形式與實證的原則。從寬泛的意義上看，知識總是包括一般的認識成果和思維成果，而認識和思維的成果既很難僅僅以自然科學的研究方式來規定，也無法以單一的邏輯框架和實證模式去裁套。以邏輯化與實證化為知識的準則，必然導致知識領域的貧乏化。確實，在科學向各個知識領域的擴展中，對知識本身的理解往往也變得片麵化了。以人文學科而言，在科學化的追求中，人文學科作為知識的合法性似乎一再麵臨危機：因為它在很多方麵顯然難以滿足實證的要求。
科學向各個知識領域的擴展，從一個方麵表現了以科學來統一不同知識領域的趨向。事實上，在具有科學主義傾向的早期實證主義那裏，便已開始關注科學的統一。孔德提出了實證哲學的體係，而實證哲學同時又被理解為各門科學的一種綜合。在孔德看來，“實證精神擁有構成我們知性最終統一的自發能力。”[17]馬赫通過感覺的分析，提出了所謂“中立要素”論，並試圖在此基礎上實現科學的統一。作為實證主義第三代形態的邏輯經驗主義，同樣以科學統一性為追求的目標。當然，相對於馬赫的心理主義趨向，邏輯經驗主義更多地將科學的統一與科學的語言聯係起來。卡爾納普就把物理語言提到了重要的地位，以為用物理語言記錄的觀察結果，可以避免自我中心的困境，並達到主體間的一致性。由此，卡爾納普進而認為，這種超越了私人性的物理語言能夠普遍地運用於科學的各個學科，而科學語言的統一，最終又可以引向科學本身的統一。中國近代具有科學主義傾向的思想家，同樣持有類似的觀點，丁文江便從對象與方法上，強調物質科學與精神科學的統一：“我們說物質科學同精神科學沒有根本的分別，因為他們所研究的材料同為現象，研究的方法同為歸納。”[18]
科學的統一所涉及的，並不僅僅是科學內部各個學科之間的關係，作為一種理想的追求，它往往指向科學之外的領域。從科學內部看，科學統一含義之一在於使科學認識成果具有可通約性，但廣義的認識成果並不限於科學，由科學的統一進而達到一般知識領域的統一，是一種合乎邏輯的進展。換言之，科學統一的理想，總是包含著向一般知識領域擴展的要求：20世紀初中國思想界出現的知識科學化的追求，可以被視為科學的統一由內向外延伸的邏輯結果。而這種延伸與擴展所內含的曆史意向，則是在知識領域普遍地建立科學的霸權。
當然，在20世紀初的中國，科學化的追求又有其較為獨特的曆史背景。如前所述，科學向各個知識領域的擴展，是以經學的終結為前提的。經學的終結作為一種曆史現象，似乎包含二重意義：一方麵，隨著經學獨尊時代的過去，各門學科的分化與獨立逐漸成為可能；另一方麵，在學術思想的領域，向經學告別又意味著傳統的統一模式的解體。學術與知識領域的分化，邏輯地引發了不同知識領域的相互關係問題；原有統一形態的解體，則使如何重建學術、知識與思想的統一變得突出起來。20世紀初的一些中國思想家以科學的普遍滲入和擴展來溝通各個知識領域，無疑表現了重建學術與知識統一的趨向。然而，頗有曆史意味的是，作為知識統一主要形態的科學，在某種意義上似乎成為一種新的“經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