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約十年前（20世紀80年代末），我曾對五四時期的科學思潮作過簡略的考察，《科學的泛化及其曆史意蘊》一文便是這一研究的初步結果[1]。此後，雖幾度擬對近代的科學主義思潮作進一步的研究，但都因其他研究計劃的插入而作罷。1996年，我完成了《心學之思——王陽明哲學的闡釋》一書。此後，我開始逐漸將研究重心轉向中國近代的科學主義。
這些年，我一直認為，哲學之思應當關注形上之域，但形上的沉思不能疏離形下之域；形上與形下之間的溝通和互動，是避免流於玄學思辨的必要前提。正是基於這一看法，在20世紀90年代初結束了儒家價值體係的研究以後，我便轉而考察近代的實證主義思潮：相對於傳統儒學的價值體係，實證主義顯然更接近形而下之域；也是根據同樣的考慮，在對思辨的心學做了“形而上”的沉思之後，我的注重之點開始轉向科學主義思潮：盡管科學的“主義化”往往伴隨著形上化的過程，但較之心學，科學主義思潮與現實的經驗世界無疑有更切近的聯係。
近代以來，科學世界與人文世界如何定位的問題，似乎一再為思想家們所關注。科學的本質體現於世界的構造過程，正是在化自在之物為為我之物的過程中，科學展示為人的存在方式。然而，人的存在並非僅僅隻有一個向度，人敞開及構造世界的過程也並非僅僅指向科學的認知；科學主義將科學的世界圖景視為唯一真實的存在形態，顯然是片麵的。人化世界作為廣義的意義世界，既可以表現為科學的圖景，也可以取得人文的形式。從寬泛的意義上看，人化世界無非是進入了人的知行之域的存在，人對世界的把握並不僅僅限於科學認知，意義的追問和探求總是有其多重向度。以解釋、評價、規定等為形式的人文研究和探索，同樣作用於人化世界的構造：正如科學以事實認知等方式融入了化自在之物為為我之物的過程一樣，人文的探索以意義的闡釋等方式參與了化本然界為人化世界的過程。當人們追問宇宙的第一因時，形上之域就開始進入意義世界；當自然成為審美對象時，天地之“美”就不再是莊子意義上的不言之美，而是被賦予某種人文的規定；如此等等。以人化世界的形成、解釋、評價以及規定為內容，人文探索從不同於科學的另一側麵，展示了人的存在方式。
作為人的不同存在方式，科學之域與人文之域無疑各有其合法性。無論是以科學世界消解人文世界，抑或以人文世界消解科學世界，均與存在的多重向度相悖。近代以來科學與人文的相分曾引向了二重知識、二重文化、二重領域的疏離和對峙，這種疏離和對峙不僅導致了文化的衝突，而且也引發了存在的分裂。在經曆了漫長的分離和緊張之後，如何重建統一已成為無法回避的時代問題。科學與人文從分離走向統一的過程，既指向廣義的文化整合，又意味著揚棄存在的分裂，恢複存在的多重相關向度；質言之，回歸具體的存在。
本書所作的工作，主要是對中國近代科學主義的曆史起源及其多重理論向度作一粗線條的梳理。盡管力圖由此揭示其中的內在脈絡，但由於各種原因，這種曆史考察還遠不能盡如人意。也許是缺乏專注於一域的沉潛之心，本書的內容未及精磨細琢，我的注意力又開始轉向另一些領域——首先是倫理學的問題。雖然現在還很難預見這方麵的工作將達到何種結果，但繼“科學”的沉思之後，我確乎又有一種回歸道德“形上學”的意向，這或許也可以看作是真與善、形上與形下之間的某種互動。
楊國榮
1998年6月
[1] 該文先刊於《哲學研究》1989年第5期，後收入我的文集（參見楊國榮：《理性與價值》，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