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資本勢力有一個極為長遠的的計劃，它旨在建立一個金融係統來控製世界，一個被少數人控製的、能夠主宰政治體製和世界經濟的（機製）。
這個係統是以封建專製的模式被中央銀行家們所控製，它們通過頻繁的會議所達成的秘密協議來進行協調。
這個係統的核心就是瑞士巴塞爾的國際清算銀行，這是一家私有的銀行，而控製它的中央銀行們本身也同樣是私有公司。
每個中央銀行都致力於通過控製財政貸款、操縱外匯交易、影響國家經濟活動水平、在商業領域對保持合作的政治家提供回報等方式來控製各自的政府。”[6.1]
喬治城大學著名曆史學家卡洛.奎格雷1966
本章導讀
在我們的生活中，
“世界政府”、
“世界貨幣”之類的詞匯出現的頻率越來越高。如果沒有相關的曆史背景，您將非常可能把這樣的提法當成普通的新聞炒作，其實，一個巨大的計劃正在啟動。令人憂慮的是，中國對此仍然知之甚少。
1944年7月，當整個歐亞大陸還被滿天的烽火所籠罩，就在英美在歐洲大陸開辟第二戰場後僅一個多月，來自世界各地的44個國家的代表來到美國新罕布什內爾州的著名度假勝地布雷頓森林，商討戰後世界經濟新秩序的藍圖。國際銀行家們開始實施他們策劃已久的計劃：控製全世界的貨幣發行!
此時的國際銀行家們已經建立起一係列核心的組織機構：英國皇家國際事務協會（Royal Instituteof International Affairs）和美國外交協會（Councilon ForeignRelations）。後來，由這兩個核心機構又衍生出兩個新的分支：經濟領域由彼爾德伯格俱樂部（Bilderberg Group）執掌大政方針，負責政治掛帥的是三邊委員會（Trilateral Committee)。
這些組織的最終的目的，就是建立一個由極少數英美精英分子所統治的世界政府和建立最終統一的世界貨幣發行體係，然後是對所有地球公民征收
“世界稅”，這就是所謂
“新世界秩序”（New World Order）！
在這樣的體係之下，所有主權國家的貨幣政策和經濟內政決策權都必須被剝奪，所有主權國家及其人民的經濟自由和政治自由必須被操縱。被套在現代人民身上的枷鎖不再是鐵鏈而是債務。為了使每一個現代
“奴隸”產生最大的效益，粗放的經營管理必須向高效的科學
“飼養”階段過渡，無現金社會、電子貨幣、國際統一的射頻卡身份證（RFIDIdentifier）、人體內植入身份證等技術將成為最終把現代人變成
“奴隸”的標誌。依靠射頻識別技術，國際銀行家最終將可以監控每一個地球人在任何時間的任何位置。當現金從社會中消失之後，隻需要輕敲幾下計算機鍵盤，每一個人都有可能被隨時剝奪取得自己財富的權力。對於一切珍惜自由權力的人來說，這是一幅超級恐怖的景象。但對於國際銀行家來說，這才是
“新世界秩序”的最高境界。
精英們認為他們的計劃不是
“陰謀”，而是
“陽謀”（Open Conspiracy)。與傳統陰謀不同的是，他們沒有明確的領導機構，隻是
“鬆散”的
“誌趣相投的社交圈子”。但是，讓普通人不安的是，這些
“誌趣相投”的重量級人士，似乎總是以犧牲普通人的利益來
“充實”他們的
“理想”。
美國外交協會的創始人，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國際聯盟的首倡者豪斯上校就是這一計劃在美國的一位重要操盤手。
6.1
“精神教父”豪斯上校
“在華盛頓，真正的統治者是看不見的，他們從幕後來行使權力。”[6.2]
費利克斯.佛蘭克特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
豪斯上校名叫愛德華.豪斯（Edward House），上校的稱號是德克薩斯州州長對他在德州地方選舉方麵所作貢獻的表彰。豪斯生在德克薩斯州的一個富裕的銀行家的家庭，豪斯的父親，托馬斯在美國內戰期間是歐洲羅斯切爾德家族的代理人。豪斯早年在英國讀書，和很多20世紀初的美國銀行家一樣，豪斯更願意視英國為祖國，並與英國的銀行圈子保持著密切關係。
1912年,豪斯發表了一本後來引起史學家強烈興趣的匿名小說《菲利浦.杜：管理者》（Philip Dru: Administrator），在小說中，他構思了一個仁慈的獨裁者掌握了美國兩黨的權力，成立了中央銀行，實施了聯邦累進收入所得稅，廢除了保護性關稅，建立了社會安全體係，組成了國際聯盟（Leagueof Nations）等。他在書中所
“預測”的未來世界與後來美國所發生的一切是如此驚人的相似，其
“預見力”直追凱恩斯。
其實，豪斯上校和凱恩斯所寫的與其說是未來的預言書，不如說是未來政策實施的計劃書來得更加準確。
豪斯上校的書一經出版就引起了美國上流社會的矚目，書中對美國未來的預測與國際銀行家所期望的高度吻合。豪斯上校很快成為精英圈子中的
“精神教父”。為1912年總統大選民主黨候選人提名問題，民主黨的大佬們專門安排豪斯上校
“麵試”候選人之一的威爾遜。當威爾遜來到豪斯在約紐的賓館，兩人詳談了一個小時，彼此深感相見恨晚，用威爾遜自己的話說就是“豪斯先生是我的第二秉性。他是我自己的另一個獨立存在。他的想法和我的難以分別。如果我在他的位置上，我會做他建議的一切事情。”[6.3]
豪斯在政治家和銀行家之間起著溝通與協調的作用，威爾遜當選之前，在華爾街銀行家舉行的宴會上，豪斯向金融大佬們保證
“民主黨這頭驢由威爾遜騎著，決不會在路上尥蹶子的…謝夫、沃伯格、洛克菲勒、摩根等人都把希望寄托在豪斯身上。”[6.4]謝夫把豪斯比作摩西，而自己和其他銀行家就是亞倫。
1912年11月的總統大選之後，當選總統的威爾遜來到百慕大度假，在此期間，他仔細閱讀了豪斯的《菲利浦.杜：管理者》。從1913年到1914年，威爾遜的政策和立法，幾乎就是在翻版豪斯的小說。
當1913年12月23日《美聯儲法案》通過後，華爾街的銀行家謝夫在寫給豪斯的信中說“我想對你在這次貨幣法案通過的過程中所做的默默而卓有成效的貢獻道一聲感謝。”[6.5]
當完成建立私有的美國中央銀行這一重任之後，豪斯開始把注意力轉向國際事務。在歐美有著廣泛人脈關係的豪斯很快成為世界舞台上的重量級人物。
“他（豪斯）和紐約的國際銀行家有著非常深厚的淵源。他的影響力遍及很多金融機構和銀行家，他們包括：保羅.沃伯格和菲利克斯.沃伯格兄弟、奧圖.坎，路易斯.馬保，亨利.麥金薩，雅各布和莫提墨.謝夫兄弟以及赫伯特.李曼。豪斯在歐洲有著同樣強大的銀行家和政治家圈子。”[6.6]
1917年威爾遜委托豪斯組織了名叫
“調查”（The Inquiry）的班子來負責未來和平協議的製定問題。1919年5月30日，愛德蒙.羅斯切爾德男爵在法國巴黎的一家賓館召集了一個會議，參加者包括
“調查”小組成員和英國圓桌會議（The Round Table）的成員，會議的中心議題是如何整合英國和美國的精英分子的力量。6月5日，這些人再次開會，最後決定還是組織形式分離，統一協調行動比較有利。6月17日，豪斯作為召集人在紐約發起成立了
“國際事務協會”（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1921年7月21日，豪斯將
“國際事務協會”改組為
“外交協會”（Councilon Foreign Affairs），
“調查”的成員、參加巴黎和會的美國代表和參與建立美聯儲的270名政界和銀行界精英加入了該協會，華爾街的銀行家慷慨解囊，一個致力於控製美國社會和世界政治的組織由此誕生了。
當羅斯福還是威爾遜手下的海軍部助理部長的時候，就拜讀了豪斯的《菲利浦.杜：管理者》，並且深受啟發。書中所描述的
“溫和的獨裁者”恰是羅斯福後來真實的寫照。當羅斯福當選總統後，豪斯立刻成為白宮不可或缺的高參。
羅斯福的女婿在他的回憶錄寫道：
“在很長一段時間裏，我一直認為是羅斯福自己想出了很多主張和辦法，來使美國受益。實際情況卻並非如此。他的大多數想法，他的政治‘彈藥’，都是外交協會和主張世界單一貨幣的組織事先為他精心炮製好的。”[6.7]
保羅.沃伯格之子，銀行家傑姆斯.沃伯格曾任羅斯福的金融顧問，也是外交協會成員，他在1950年2月17日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上說“我們應該建立一個世界政府，無論人們是否喜歡它。唯一的問題是這個世界政府究竟是經由（和平的）共識或是（武力的）征服來產生。”[6.8]
芝加哥論壇報1950年12月9日的一篇社論指出“（外交）協會的成員對社會具有著遠比普通人大得多的影響力。他們用財富、社會地位、教育背景的優勢所建立起來的高人一等的地位把這個國家引向經濟破產與軍事崩潰的道路。他們應該看看他們的雙手，那上麵沾滿著上一次戰爭已經陰幹的和最近一次戰爭仍然鮮紅的血跡。”[6.9]
1971年，路易斯安娜的眾議員約翰.羅瑞克（John Rarick）這樣評價道“外交協會致力於建立一個世界政府，得到了最大的幾家免稅基金會從財政上支持，它揮舞著權力和影響力的大棒，在金融、商業、勞工、軍事、教育和大眾傳媒界擁有巨大的影響力。每一個關心致力於保護和捍衛美國憲法和自由商業精神的好政府的公民都因該了解它（外交協會）。我們國家捍衛知情權的新聞媒體一向在揭露醜聞方麵非常有進攻性，但是在涉及外交協會及其成員活動方麵始終保持著令人疑惑的沉默。外交協會是一個精英組織。它不僅在政府的最高決策層麵上擁有著權力和影響力來保持自上而下的壓力，它還通過資助個人和機構從下麵往上施加壓力，來支持把主權的憲法共和國變成一個獨裁的世界政府的仆從。”[6.10]
外交協會對美國政治具有著絕對的影響力。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除了3人例外,幾乎所有總統候選人都是該協會會員。幾十年來，兩黨輪番執政，而政府的政策之所以能夠保持一致，是因為外交協會的成員把持了政府中幾乎所有重要職位。從1921年以來，絕大多數的財政部長都由該協會包辦了，艾森豪威爾以降的國家安全顧問基本就是由該協會內定，除此之外，外交協會還產生了１４個國務卿（１９４９年以來包辦了所有國務卿人選），１１個國防部長，和９個中央情報局局長。
從這個角度來看，外交協會就是美國精英們的
“中央黨校”。
“一旦外交協會的核心成員決定美國政府的某項特定政策後，外交協會規模龐大的研究機構就開始全速運轉，他們推出各種理性的和感性的論點，來加強新政策的說服力。從政治上和思想上，去混淆和貶低任何反對意見。”[6.11]
每當華盛頓的官場上出缺（重要位置），白宮首先播打的就是紐約外交協會的電話，基督教科學緘言報聲稱，幾乎半數的外交協會成員都曾被邀請進入政府，或擔任政府的谘詢顧問。
外交協會的成員已有３６００名之眾，成員必須是美國公民，包括具有重要影響力的銀行家，大公司的領導層，高級政府官員，媒體精英，知名的大學教授，頂尖智庫的智囊，軍隊的高級將領等。這些人組成了美國政治精英的
“堅強核心”。
在美國主流媒體
“輿論導向”方麵，１９８７年的外交協會報告中指出，有多達２６２名記者和傳媒專家是其會員，這些人不僅是
“解讀”政府的外交政策，更是在
“製定”這些政策。外交協會的成員把持了CBS、ABC、NBC、PBS等電視網絡。
在報紙方麵：外交協會成員控製了：《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華爾街日報》、《波士頓環球日報》、《巴爾的摩太陽報》、《洛杉磯時報》等大報。
在雜誌領域，外交協會成員控製著：《時代》、《財富》、《生活》、《金錢》、《人物》、《娛樂周刊》、《新聞周刊》、《商業周刊》、《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讀者文摘》、《富布斯》、《大西洋周刊》等主流雜誌。
在出版領域，外交協會成員控製著：邁克米蘭、藍德、西蒙舒斯特、哈波兄弟、麥格羅．希爾等最大的出版公司。[6.12]
美國參議員威廉.金納（William Jenner）曾說過“今天在美國通向獨裁的道路可以完全合法化，國會、總統和人民既聽不到也看不見。從表麵上看，我們有一個憲法之下的政府，但是，在我們政府和政治係統之中，還有一種權力，它代表著‘精英們’的觀點，他們認為我們的憲法已經過時了，時間在他們一邊。”
美國的內外事務的決定權已經不在民主與共和兩黨的手中，而掌握在超級精英俱樂部的小圈子裏。
6.2國際清算銀行：中央銀行家的銀行
著名的貨幣專家弗蘭茲.皮克曾經說“貨幣的命運最終也將成為國家的命運。”
同樣，世界貨幣的命運，最終也決定著世界的命運。
盡管國際清算銀行實際上是世界最早成立的國際銀行組織，但它卻刻意保持著低調，幾乎不被公眾所注意，因此學術界對它的研究工作非常不足。
除了8月和10月，每年有10次來自倫敦、華盛頓和東京的一批衣冠楚楚神秘人士來到瑞士的巴塞爾，然後悄然住進尤拉賓館（Euler Hotel）。他們來參加的是世界上最秘密、最低調，但影響重大的定期會議。這十幾個人每人都有自己的辦公室和秘密的專線電話通往各自的國家。300多人的固定團隊為他們提供從司機、廚師、警衛、信差、翻譯、速記、秘書和研究工作的全套服務，同時配備給他們的還有超級計算機，全封閉的鄉村俱樂部，網球場、遊泳池等設施。
能夠加入這個超級俱樂部的人有嚴格限製，隻有那些製定各國每日利率、信貸規模、和貨幣供應的中央銀行家才有資格加入。他們包括美聯儲、英格蘭銀行、日本銀行、瑞士國家銀行和德國中央銀行的董事們。這個機構擁有400億美元的現金，各國政府債券，和相當於世界外匯儲備總量10%的黃金，其黃金擁有量僅次於美國國庫。僅出借黃金所帶來的利潤就可以完全支付銀行的全部開銷。每月的秘密會議的目的旨在協調和控製所有工業國的貨幣活動。
國際清算銀行的總部大樓擁有能抵禦核襲擊的地下建築，完備的醫院設施，三套冗餘的防火係統，即使在發生大火的情況下，也不必動用外來的救火人員。大樓的最高層是一個豪華的餐廳，僅供這十幾個參加
“巴塞爾周末”的超級貴賓使用。站在餐廳的巨大玻璃望台上極目四望，德國、法國和瑞士三個國家的美麗景色盡收眼底。
在大樓的計算機中心，所有計算機都有專線直接連接各個國家中央銀行的網絡，國際金融市場的數據可以實時顯示在大廳的屏幕上。18個交易商不間斷地處理著歐洲貨幣市場上的短期貸款交易。另一層的黃金交易商則幾乎就是永遠在電話上交割著中央銀行間的黃金頭寸。
國際清算銀行在各種交易中間幾乎沒有任何風險，因為所有的貸款和黃金交易都有各家中央銀行的存款作為抵押，在交易中國際清算銀行收取高額的手續費。問題是，為什麽這些中央銀行願意把這些並不複雜的業務呢交給國際清算銀行來做，並任由它賺取極高的手續費呢？
答案隻有一個：秘密交易。
國際清算銀行成立於1930年，席卷世界的大蕭條正處在最嚴重的時期，而國際銀行家們已經開始構思一個美聯儲的放大版，建立一個中央銀行家的銀行。根據1930年的海牙協議，它的運作完全獨立於各國政府，無論戰爭或和平時期完全免於向各國政府繳稅。它隻接受各國中央銀行的存款，並對每一筆交易收取可觀的費用。當世界經濟嚴重衰退和動蕩的30和40年代，歐洲各國的中央銀行紛紛把自己的黃金儲備存放在國際清算銀行，相應地，各種國際支付和戰爭賠償也都經由國際清算銀行來進行結算。
整個計劃的策劃者是德國的雅爾瑪?沙赫特（Hjalmar Schacht），就是這個沙赫特曾於１９２７年與紐約美聯儲的斯特朗和英格蘭銀行的諾曼共同密謀策劃１９２９年的股市暴跌。他在1930年開始追隨納粹信仰。他所設計的國際清算銀行其目的就是提供一個可供各國中央銀行家為了一些秘密的資金調動提供難以追蹤的平台。實際上，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英國和美國的國際銀行家正是通過這個平台為納粹德國提供了大量的資金扶持，以幫助德國將戰爭盡可能拖得更長一些。
在德國對美國宣戰之後，大批美國的戰略物資打著中立國的旗號，先運往法西斯的西班牙，再轉運德國。其中的金融業務很多都是經由國際清算銀行結算的。
國際清算銀行的董事會竟然是由交戰雙方的銀行家所組成，美國的托馬斯.麥奇立克（Thomas McKittrick）與納粹德國工業托拉斯I.G.Farben的首腦人物赫曼.施密茨（Hermann Shmitz），德國銀行家馮.克特.施羅德男爵，德國帝國銀行的沃塞.方克（Walther Funk）和埃米爾.普爾（Emil Pauhl）一起擔任董事，後兩位甚至是希特勒親自提名的。
1938年3月，當德軍占領奧地利後，大肆洗劫了維也納的黃金，這些黃金與後來在捷克和被德國占領的其它歐洲國家所搶劫的黃金一起被存放在國際清算銀行的金庫之中。納粹德國的董事禁止在清算銀行的董事會上討論這一議題。其中，捷克的黃金在德國占領之前已經被轉移到英格蘭銀行，納粹占領軍迫使捷克銀行向英格蘭銀行索取這筆黃金，英格蘭銀行的諾曼立刻照辦了，這批黃金被德國用來購買了大批戰略物資。
當消息被一名英國記者披露出來，立刻引起了輿論的關注。美國財政部長亨利.麥金薩親自給英國財政部長約翰.西蒙打電話核實情況，西蒙百般推諉。後來首相張伯倫被問及此事時，張伯倫的回答是，沒有的事。原來，張伯倫乃是帝國化學工業公司（Imperial Chemical Industries）的大股東，而該公司和納粹德國的I.G.Farben是密切的商業夥伴。
美國財政部派到國際清算銀行核查情況的科克然（Cochran）是這樣描述國際清算銀行敵對國家的董事之間的關係的：
“巴塞爾的氣氛完全是友好的。大多數中央銀行家彼此熟識已經多年，大家的重聚是一件令人愉快和有很高利潤的事。他們有人提出應該放棄彼此的相互詰難，大家或許應該和羅斯福總統一起去釣釣魚，克服大家的驕傲和複雜的情緒，而進入一個良好的狀態，這樣才能使當前複雜的政治關係簡單化。”[6.13]
後來英格蘭銀行被迫承認捷克黃金被轉交德國的事實，他們的解釋是，那隻是技術上的操作，黃金實物從來就沒有離開過英國。當然，由於國際清算銀行的存在，輸送黃金給納粹德國隻需要在清算銀行的賬目上改動幾個數字就可以了。人們不得不佩服雅爾瑪?沙赫特在1930年就能設計出如此巧妙的金融平台來支持德國未來的戰爭。
1940年，美國人麥基垂克（Thomas H.McKittrick）被任命為國際清算銀行的總裁，他畢業於哈佛大學，曾任英美商會主席，精通德語、法語和意大利語，與華爾街關係密切，曾對德國進行過大量貸款業務。他上任後不久曾到柏林和德國中央銀行和蓋世太保舉行過秘密會議，討論一旦美國與德國進入戰爭狀態，銀行業務應該如何繼續進行。
1941年5月27日，美國國務卿赫爾在財政部長莫金撒的要求之下，給美國駐英國大使發電，詳細調查英國政府和納粹控製下的國際清算銀行之間的關係。調查結果讓莫金撒大為光火，英格蘭銀行的諾曼一直是國際清算銀行的董事。其實，美國、英國和法國的銀行機構與他們在戰場上的死敵德國人在清算銀行的董事會裏確是友好而親切的，這種古怪的關係一直持續到戰爭結束。
1942年2月5日，日本偷襲珍珠港之後2個月，美國已經全麵進入對德戰爭，奇怪的是德國中央銀行和意大利政府同意由美國人麥基垂克繼續擔任國際清算銀行的總裁直至戰爭結束，而美聯儲仍然與國際清算銀行保持業務來往。
英國工黨一直對英格蘭銀行與國際清算銀行的不清不白的關係持懷疑態度，多次敦促財政部有個說法，財政部解釋說“這個國家在國際清算銀行擁有多種權利和利益，這些安排都是基於各國政府之間的協議。切斷與該銀行的關係不符合我們的最佳利益。”在一個烽火連天硝煙彌漫的戰爭時代，連國家之間的互不侵犯條約都隨時可以廢棄的時代，英國財政部卻嚴守各國銀行家之間的協議，讓人不能不
“佩服”英國人對法律的
“認真態度”。問題是，在1944年人們最終發現了德國獲得了清算銀行絕大部分紅利，英國的大方又不禁讓人生疑。
1943年春天，麥基垂克
“不顧個人安危”往來於各交戰國之間。盡管他既不是意大利公民又不是美國外交官，意大利政府仍然給予他外交簽證，並由希姆萊的秘密警察全程護衛著來到交戰國首都羅馬，然後經由裏斯本搭乘瑞典船隻回到美國。4月，他來到紐約與美聯儲官員進行磋商，然後他手持美國護照前往德國首都柏林向德國中央銀行的官員傳達機密的金融情報和美國高層的態度。
1943年3月26日，加州眾議員傑瑞.沃裏斯（Jerry Voorhis）在眾議院提出調查國際清算銀行的提案，試圖搞明白
“一個美國公民擔任由軸心國設計和運作的銀行總裁的原因”，美國國會和財政部都沒有興趣進行調查。
到了1944年1月，另一個
“好事”的眾議員約翰.考斐憤怒地表示“納粹政府有8500萬瑞士金法郎存在國際清算銀行。大多數董事都是納粹官員，而我們美國的金錢卻在一直流向那裏。”[6.14]
人們一直不理解為什麽瑞士能在四麵戰火的環境下保持著
“中立”，而同樣弱小的比利時、盧森堡、挪威、丹麥即使想保持中立，也難逃納粹的鐵蹄。其實問題就在於國際清算銀行位於瑞士，它的實際功能就包括美英的銀行家向德國提供戰爭融資以便使戰爭打得更長一些。
1944年7月20日，在布雷頓森林會議上，廢除國際清算銀行的議題終於擺到了桌麵上。凱恩斯和懷特（Harry Dexter White）這兩位總設計師考慮到國際清算銀行在戰爭中的種種可疑行為，開始都曾支持廢除該銀行，但他們的態度很快久發生了變化。當凱恩斯敲開美國財政部長莫金撒的房門時，莫金撒吃驚地看著平素態度和風範都無可挑剔的凱恩斯情緒激動，滿臉漲紅，他用盡可能平和的口氣說他認為國際清算銀行應該繼續保持運作直到新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成立，凱恩斯夫人也在一邊遊說莫金撒。當覺察到莫金撒承受了要求解散國際清算銀行的巨大政治壓力時，凱恩斯退一步承認該銀行應該關閉，但是關閉的時機也很重要。莫金撒則堅持
“越快越好”。
沮喪的凱恩斯回到自己的房間，立刻召集了一個英國代表團的緊急會議，會議開到淩晨2點，凱恩斯親筆草擬了一封致莫金撒的信，要求國際清算銀行繼續運作。
第二天的會議上，莫金撒的代表團令人吃驚地通過了解散國際清算銀行的決議。當得知這一決定時，麥基垂克立即給莫金撒和英國財政大臣寫信，強調戰爭結束後國際清算銀行仍然有很大的作用，但是他同時又表示國際清算銀行的賬目不能公開。事實上它的賬目從1930年到現在的76年中從未向任何政府公開過。
盡管麥基垂克在戰爭中的種種可疑行徑，他卻備受國際銀行家們的欣賞，他後來被洛克菲勒任命為大通曼哈頓銀行的副總裁。而國際清算銀行最終也沒有被解散。
戰後，國際清算銀行的活動更加隱秘。它是由一個被稱之為
“核心俱樂部”的六七個中央銀行家組成，其中有美聯儲、瑞士國家銀行、德意誌聯邦銀行、意大利銀行、日本銀行、英格蘭銀行的董事們，法國銀行和其它國家的中央銀行被排除在核心圈子之外。
“核心俱樂部”最重要的理念就是要把各國政府堅決排除在國際貨幣決策過程之外。瑞士國家銀行本來就是私有銀行，完全不受政府控製。德意誌聯邦銀行幾乎和瑞士銀行一樣我行我素，在利率變動這樣重大的決策上也完全不和政府打招呼，它的總裁普爾甚至不願坐政府安排的飛機到巴塞爾開會，他寧願自己座他的豪華轎車到瑞士。美聯儲雖然受政府一定程序的製約，但是在貨幣問題決策上白宮和國會完全無緣致啜。意大利銀行在理論上必須接受政府控製，但它的總裁從來就是和政府不咬弦，1979年政府甚至威脅要逮捕意大利銀行總裁帕羅.巴非（Paolo Baffi），在國際銀行家們的壓力之下，政府卻沒之奈何。日本銀行的情況較為特殊，但在80年代日本房地產泡沫崩潰之後，大藏省對日本中央銀行的幹預被形容成罪魁禍首，日本銀行趁此機會掙脫了政府的鉗製。英格蘭銀行被政府看得很緊，但他的總裁都是手眼通天的大人物，所以也被算作核心成員。
法國銀行就沒有這樣幸運了，它被看成是政府的傀儡，被堅決排除在核心之外。
6.3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與世界銀行
“他們會說IMF非常傲慢。他們會說IMF從來不曾真正傾聽它所致力幫助的發展中國家的呼聲。他們會說IMF的決策是秘密的和不民主的。他們會說 IMF的經濟‘療法’經常使問題更加惡化?使（經濟發展）緩慢惡化為不景氣，從不景氣惡化為衰退。他們說的不錯。我從1996年到（2000年）9月擔任世界銀行的首席經濟學家，經曆了半個世紀以來最嚴重的世界經濟危機（亞洲金融風暴、拉美和俄羅斯金融危機）。我親眼目睹了IMF和美國財政部對這次危機的措施，我被驚呆了。”[6.15]
前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
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作為世界銀行的首席經濟學家，在世界銀行和IMF的2000年年會前一周發表了這一針對這兩個最大國際金融機構的強烈抨擊，他當即被世界銀行行長沃爾芬森
“強製退休”了。其實，開掉斯蒂格利茨的不是沃爾芬森，而是美國財政部部長薩摩斯（Lawrence Summers），而美國財政部擁有世界銀行17%的股份，擁有世界銀行行長的任免權和一票否決權，在事實上控製著世界銀行的運作。薩摩斯對斯蒂格利茨厭倦到了無法忍耐的程度，他甚至不願強製斯蒂格利茨默默地退休，而一定要動用
“趕走”(Removal)的極端形式來羞辱斯蒂格利茨。
斯蒂格利茨於2001年榮獲諾貝爾經濟學獎，斯蒂格利茨還曾擔任克林頓總統的首席經濟顧問。
問題不是出在斯蒂格利茨的經濟學水平不夠，而是出在他的
“政治立場”有問題，主要是對國際銀行家分外熱心的
“全球化”持消極態度。他對這兩家國際金融機構的評價和見解當然是建立在大量第一手資料的基礎之上，但是他完全沒有想到的是，
“製造和利用這些問題”正是這兩家金融機構的使命。
斯蒂格利茨完全不相信
“陰謀論”的觀點，同樣的，在世界銀行和IMF工作的大多數經濟學家和工作人員，其中也包括來自中國方麵的人員，也不認同他們的工作中存在任何
“陰謀”。事實上，從操作層麵（Operation Level）上看，所有的工作完全是科學和嚴謹的，每一個數據都有出處，每一種算法都有科學分析，每一個方案都有成功的案例，如果說他們的日常工作中，存在著
“陰謀”，那確實是冤枉了，換任何人用同樣的數學模型和方法都會得出大致相同的結論。
這正是高手設計的高明之處！細節和操作完全透明化科學化，幾近無懈可擊，而真正的
“陰謀”出在政策層麵（Policy Level）上。經典戰例就是，波蘭和前蘇聯的經濟轉型效果大相徑庭。
哈佛教授傑佛瑞.薩克斯(Jeffrey Sachs)，索羅斯與美聯儲前主席保羅.沃爾克、花旗銀行副總裁安諾.魯丁(Anno Ruding)，一同炮製了
“振蕩療法”。索羅斯自己是這樣總結這一療法的：
“我考慮到必須展現出政治體製變化會導致經濟改善。波蘭就是一個可以嚐試的地方。我準備了一些列廣泛的經濟改革措施，它包括3個組成部分：看緊貨幣、調整結構和債務重組。我認為三個目標同時完成要好於單獨實施。我主張一種宏觀經濟的債務與股份置換。”
結果在波蘭
“振蕩療法”實施的過程中，美國財政部和國際銀行家在金錢上給予了實質性地支持，在大筆金錢的
“輸血”下，波蘭的
“振蕩療法”大見成效。
等到
“北極熊”被經濟
“大夫”們放上手術台上，一陣開膛破肚之後，美國的援助和國際銀行家們原本答應好的金融
“輸血”，卻嘎然而止，病人的下場可想而知。難怪薩克斯教授大呼
“冤枉”，明明被波蘭案例驗證過的成功
“手術”卻出了意外，
“北極熊”病人竟然一命嗚呼了。
其實，波蘭
“振蕩療法”的成功原本就是一個套兒，這種
“政策層麵”上的陰謀，就不是薩克斯和斯蒂格利茨教授在
“操作層麵”上所能理解的了。
在布雷頓體係設計之初，這兩家金融機構的建立為的是確立美元的世界貨幣霸權地位。國際銀行家廢除金本位的理想分為三大步驟來實現，羅斯福在1933 年廢除了傳統的金本位體係後，黃金與美元的直接兌換關係（Gold Standard）被黃金間接兌換（Gold Exchange Standard）所取代，完成了廢除黃金的第一步。在國際流通市場中，外國的美元持有者仍然可以將美元兌換成黃金。而布雷頓體係更進了一步，用美元兌換（Dollar Exchange Standard）取代了黃金被黃金間接兌換，即各國貨幣與美元掛鉤，美元與黃金掛鉤，隻有外國中央銀行才能拿美元兌換黃金，黃金進一步被擠出了貨幣流通領域，自此，廢除黃金完成了第二步。
IMF和世界銀行都是由美國實際控製，IMF是歐洲人坐頭把交椅，為了防止局麵失控，美國財政部設計了在諸多重大議題上，必須達到讚成票８５％以上才能實施的條款，從而相當於賦予了美國財政部（１７％投票權）一票否決權。而在世界銀行，由於是美國財政部挑選行長，在完全掌握人事權的情況下，隻有很少的情況下才設置８５％讚成票的門檻，以便提高
“效率”。這就是玩
“政策設計”和僅局限於
“操作流程”二者之間層次的落差。
布雷頓體係的總設計師凱恩斯還構思出一個更
“精彩”的概念“特別提款權”（Special Drawing Rights）來構築未來的世界貨幣框架，
“特別提款權”就是所謂的
“紙黃金”，以彌補美國由於長期的入不敷出所造成的黃金實物短缺。這可是人類曆史上一項空前的
“發明”，人為地規定某種
“紙幣”永不
“貶值”，等同於黃金，但永遠不能兌換成黃金。這個概念在1969年美國發生嚴重的黃金支付危機時被
“隆重推出”，但是仍然沒能挽救美元與黃金兌換關係的國際承諾的崩潰。布雷頓體係解體之後，
“特別提款權”又被重新定義與
“一籃子”貨幣匯率掛鉤。至今，這一凱恩斯４０年代就構想出來的
“世界貨幣”也沒能發揮太大用場。
當1971年尼克鬆宣布中止黃金與美元關係後，IMF和世界銀行的曆史使命其實就已經終結了，不過國際銀行家很快就為它們找到了新的定位“幫助”發展中國家進行
“全球化”。
在斯蒂格利茨被解雇之前，他拿到了大量世界銀行和IMF的機密文件。這些文件顯示了IMF要求接受緊急援助的國家簽署多達111項秘密條款，其中包括出售受援國的核心資產：自來水、電力、天然氣、鐵路、電信、石油、銀行等；受援國必須采取具有極端破壞性的經濟措施；在瑞士銀行裏為受援國的政治家開設銀行賬戶，秘密支付數十億美元作為回報。如果這些受援國政治家拒絕這些條件，他們在國際金融市場將休想借到緊急貸款。
這就是為什麽國際銀行家最近對中國向第三世界國家提供無附加條件貸款憤怒異常的原因，中國為這些走投無路的國家提供了新的選擇。
斯蒂格利茨透露，所有的國家都有同一類藥方等著他們：
第一副藥：私有化。更準確地說是
“賄賂化”。受援國領導人在隻要同意賤價出讓國有資產，他們將得到10%的傭金，全部付到瑞士銀行的秘密賬戶上。用斯蒂格利茨的話說
“你會看到他們的眼睛瞪大了”，那將是數十億美元的巨款！當1995年曆史上最大的賄賂發生在俄羅斯私有化過程中時，
“美國財政部認為這好極了，因為我們需要葉利欽當選。我們不在乎這是否是一場腐敗的選舉。我們希望錢湧到葉利欽那裏。”
斯蒂格利茨並非是一名陰謀論者，他隻是一位正直的學者，當他看到由於空前的腐敗造成俄羅斯經濟產出幾乎下降一半，全國陷入嚴重衰退時，作為經濟學家，良知和正義感使他對世界銀行和美國財政部的卑劣伎倆非常不感冒。
第二副藥：資本市場自由化。從理論上講，資本自由化意味著資本自由地流入和流出。可是亞洲金融風暴和巴西金融危機的實際情況是，資本自由流入來爆炒房地產、股市和匯市。在危機來臨之際，資本隻是自由地流出，再流出，被斯蒂格利茨稱為
“熱錢”的投機資本總是最先逃跑，受災國的外匯儲備在幾天甚至幾個小時之內就被吸幹。IMF伸手救援的條件包括緊縮銀根，將利率提高到30%、50%、80%的荒謬程度，這樣高的利息隻會無情摧毀房地產價值，破壞工業生產能力，吸幹社會多年積累的財富。
第三副藥：市場定價。當半死不活的受災國被IMF拖到這步田地時，IMF又提出對食品、飲用水和天然氣等老百姓日常必須的產品大幅提價，最終的結果完全可以想象，大量的市民示威甚至暴動。1998年印尼由於IMF削減了食物和燃料的補貼，爆發了大規模暴動。玻利維亞由於水價上漲導致市民暴動。厄瓜多爾由於天然氣價格飛漲引起了社會騷亂。而這一切早就被國際銀行家們掐算好了，用他們的術語，這叫做
“社會動蕩”（Social Unrest）。而這種
“社會動蕩”有一個非常好的作用，那就是資金像受驚的鳥兒四散奔逃，而留下一片極其低廉的資產等待著早已垂涎三尺的國際銀行家的血盆大口。
當埃塞俄比亞第一位民主選舉的總統在危機中接受世界銀行和IMF的援助時，卻被迫將這些援助款項存到她在美國財政部的賬戶上，隻拿到4%微薄的利息，與此同時卻不得不向國際銀行家以12%的高利借款來救濟饑腸轆轆的人民。當新總統向斯蒂格利茨乞求動用世界銀行和IMF的援助款來救災時，斯蒂格利茨卻隻能拒絕他的要求。這是對人類良知的殘酷考驗，斯蒂格利茨顯然不能承受這樣的折磨。
第四副藥：縮減貧困策略：自由貿易。在這樣的境況之下，斯蒂格利茨將WTO的自由貿易條款比作
“鴉片戰爭”。斯蒂格利茨尤其對
“知識產權”條款感到憤慨，以這樣高的
“知識產權”
“關稅”來支付西方國家製藥廠所生產的品牌藥品，無異於
“將當地人民詛咒致死，他們(西方製藥公司)根本不在乎人民的死活”。
在斯蒂格利茨看來，IMF、世界銀行和WTO都是一個機構外的不同牌子而已。IMF對市場開放的苛刻條件甚至超過了官方的WTO。[6.16]
2004年出版的《經濟刺客的自白》（Confessions of an Economic HitMan）則從實踐者的角度為斯蒂格利茨的觀點加上了精彩的腳注。
該書的作者約翰.伯金斯（John Perkins）以自己的親身經曆，形象而細致地描繪了國際銀行家對發展中國家進行的不宣而戰的秘密金融戰爭的始末。作為當事人，作者於60年代末被美國最大的間諜機構NSA（國家安全局）所招募，在經過一些列的測試之後，作者被認為是非常合適的
“經濟刺客”的人選。為了防止暴露身份，作者被一家國際知名的工程公司作為
“首席經濟學家”派往世界各國，去進行
“經濟刺客”的工作，一旦作者計劃敗露，由於完全沒有官方背景，當事國隻能歸罪於私人公司的貪婪。作者的工作就是遊說發展中國家向世界銀行大量舉債，債務要遠遠高於實際需求，以確定債務必將出現無法償還的情況。為了讓當政者嚐到甜頭，數億美元的金錢賄賂隨時現金支付。當債務無法清償時，世界銀行和IMF代表國際銀行家去索要
“所欠的鮮血淋漓的那一磅肉”，條件就是出讓國家重要資產，供水係統、天然氣、電力、交通、通訊等產業。
如果
“經濟刺客”的工作不見效，則派出中央情報局的
“豺狗”（Jackal）去刺殺國家領導人，如果
“豺狗”也失敗了，最後就是動用軍事機器發動戰爭。
1971年，作者被派往印尼，成功地完成了
“經濟刺客”的任務，導致印尼嚴重負債。後來作者又前往沙特，親自操盤了
“石油美元回流美國” （Recycling of Petrodollar）的計劃，為基辛格後來成功遊說沙特,離間OPEC組織立下汗馬功勞。後來，作者又前往伊朗、巴拿馬、厄瓜多爾、委內瑞拉等國，屢立奇功。當2001年911事件讓作者痛楚地感覺到美國遭世人痛恨正是由於像他這樣一批
“經濟刺客”的出色工作時，作者終於決心說出真相。紐約各大出版社竟無人敢出版他的自傳，原因就是書中的內容太具有爆炸性。他寫書的事很快在
“圈子裏”傳開了，一家國際著名公司以高薪聘請他
“坐冷板凳”，條件就是不要發表該書，這算是一種
“合法”的賄賂。當2004年，作者頂著風險和壓力出版該書後，幾乎一夜之間，該書就成為美國最暢銷的小說。之所以選擇小說形式，也是出於不得已，出版社擔心如果以紀實體出現的話，難免招惹無妄之災。[6.17]
6.4統治世界的精英集團
我們最好自下而上地來建造
“世界秩序的大廈”，而不是相反。終結國家主權（的工作），可以用一點一點進行蠶食的辦法，這會比老辦法更快地達到我們的目的。[6.18]
裏查德.加納《外交事務》雜誌，１９７４年４月
1992年7月16日，當克林頓在民主黨大會上接受競選總統提名後，發表了一番並無新意的有關團結、理想、人民和國家之類的高調。但是在演講結尾，克林頓突然提到了他在喬治城大學讀書時代的恩師，美國著名曆史學家卡洛.奎格雷（Carroll Quigley）對他的影響，並將這種影響與肯尼迪總統對他的影響相提並論[6.19]。克林頓在隨後的總統生涯裏反複提到卡洛.奎格雷的名字，那麽究竟卡洛.奎格雷的什麽主張讓克林頓如此刻骨銘心呢？
原來奎格雷教授是研究英美秘密精英組織的權威，他認為這些秘密組織決定性地影響了世界上的幾乎所有重大事件，換句話說，奎格雷教授是一位
“陰謀論”大師。
奎格雷教授畢業於哈佛大學，曾在布魯金斯智庫、美國國防部、海軍部任職，並與眾多中央情報局的高官過從甚密。作為
“圈內人”的奎格雷曾大量接觸最高機密的文獻和秘密檔案，他對英美極少數統治精英對全世界命運安排的
“理想”並不反感，隻是對其中的一些具體做法持有保留態度，再加上他的研究晦澀深奧，所以並沒有遭到
“主流”學者的圍剿，另一個原因是由於他長達20多年的研究工作中接觸過大量絕密文獻，美國史學界沒有第二個人有機會重複他的研究，所以他的著作鮮有挑戰者，隻要他的學說不危及同時代的當權者，精英圈子也沒有必要動他。
在奎格雷教授看來，英國皇家國際事務協會,美國外交協會（CFR），彼爾德伯格俱樂部（Bilderberg Group），三邊委員會（Trilateral Commission）顯然是世界政治精英操縱世界局勢的核心組織。擁有3600名會員的外交協會相當於美國的
“中央黨校”，加入該協會就等於邁進美國政界的大門，成為未來世界政策的製定者。彼爾德伯格俱樂部加上了歐洲的精英分子，而擁有325名會員的三邊委員會加上了日本和其它亞洲國家的精英分子。美國外交協會的重量極成員往往也是其它組織的成員。這些組織中的精英們包括叱詫世界風雲的重量級人物：美國前國務卿亨利?基辛格、JP摩根國際委員會的戴維? 洛克菲勒、納爾遜?洛克菲勒、英國菲利普王子、在肯尼迪總統政府內任美國國防部長後來又任世界銀行總裁的麥克納馬拉、英國前首相撒切爾夫人、法國前總統（和歐洲憲法的主要製訂者）德斯坦、美國國防部長拉姆斯費爾德、美國前國家安全顧問布熱津斯基和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還有就是一代宗師凱恩斯。國際銀行家正是這些組織幕後的大老板，羅斯切爾德家族主持了很多屆彼爾德伯格會議。1962年和1973年在瑞典度假聖地薩爾特舍巴登的會議由沃伯格家族主辦。
正在讀大學的克林頓聽了恩師的指點立刻悟出要想在政界出人頭地，個人奮鬥注定會失敗，必須進入權力核心的圈子才能達到
“好風憑借力，任我上青雲”的境界。
果然，克林頓先後加入了三邊委員會和外交協會，還是
“羅德學者”（Rhodes Scholar），這是一個專門培養未來
“世界政府”重要
“幹部”的培訓班。克林頓在1989年加入外交協會，１９９１年，時任阿肯色州州長的克林頓又出現在當年在德國召開的彼爾德伯格俱樂部年會上[6.20]，要知道美國有眾多的大州州長削尖腦門兒想要參加這個
“超級精英聚會”，果然僅１年之後，名不見經傳的偏遠的阿肯色州州長克林頓竟然擊敗了英名赫赫的老布什而當選總統，難怪克林頓對恩師的教誨念念不忘。
彼爾德伯格俱樂部(Bilderberg Group)
“如果那些年我們就向公眾開放，我們就不可能為世界製定發展計劃。不過，世界越來越複雜，並準備向世界政府邁進。由知識精英和世界銀行家組成的超國家主權實體肯定好過過去數世紀實踐的國家自決。”[6.21]
戴維.洛克菲勒1991年
彼爾德伯格俱樂部的名字取自荷蘭一家旅館，由荷蘭的伯恩哈德親王（Prince Bernhard）於1954年一手創立。彼爾德伯格俱樂部是美國外交協會的
“國際版”，由美國和歐洲的銀行家、政治家、商業領袖、媒體巨擎和著名學者所組成。他們中的每一個成員都是由羅斯切爾德和洛克菲勒逐一撿選出來的，這些人很多同時又是美國外交協會、朝聖協會（Pilgrims Society）、圓桌協會（Round Table）、和三邊委員會的成員。彼爾德伯格俱樂部是包括歐盟在內的幾乎所有歐洲聯合機構的策源地，他們最終的目的就是建立一個世界政府。[6.22]
該組織最大的特點就是
“神秘”。
彼爾德伯格俱樂部總部設在荷蘭西部的萊頓市（Leiden），甚至還有電話號碼。但沒有網站。少數獨立偵探，如英國的東尼?戈斯林（Tony Gosling）或美國的詹姆斯?塔克（James Tucker）要費盡心機才能獲得有關彼爾德伯格會議位址和議程的消息,塔克跟蹤彼爾德伯格俱樂部長達30年。塔克出版了一本關於彼爾德伯格俱樂部的書。曆史學家皮埃爾?維勒馬雷斯特（Pierrede Villemarest）和記者威廉?沃爾福（William Wolf）已經聯合出版了《拒不讓公眾了解的事實和紀事》（Facts and Chronicles Denied to the Public），其中卷1和卷2講述了彼爾德伯格俱樂部的秘密發展史。比利時社會學家吉尤因斯（Geoffrey Geuens）所著的一本書有一章也是專門講述彼爾德伯格俱樂部的。
歐洲委員會（European Commission）前副主席、彼爾德伯格俱樂部成員達維格農（Etienne Davignon）堅持說
“這不是資本家操縱世界的陰謀”。法國國際關係學院院長、加入彼爾德伯格俱樂部長達近30年的蒂埃裏.蒙布利亞爾（Thierryde Montbrial）說這隻不過是個
“俱樂部”而已。例如，彼爾德伯格2002年會議的正式新聞稿說，
“俱樂部的唯一活動是舉行年會。會上不提出任何決議，也不進行投票，不發表任何政策聲明。”彼爾德伯格俱樂部隻是一個
“靈活、非正式的小型國際論壇。與會者在論壇上可以發表各種不同的觀點，增進彼此了解。”
英國經濟學家威爾?赫頓（Will Hutton）說，每屆彼爾德伯格會議達成的一致意見是
“製定世界政策的前奏”，他的這個說法相當接近事實。彼爾德伯格會議上做出的決定稍後會成為8國峰會、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的既定方針。
媒體在彼爾德伯格俱樂部麵前總是溫順得像沈默的羔羊。2005年，《金融時報》以典型的手法搶先報道，對沸沸揚揚的陰謀論淡化處理。
事實上，任何質疑這個世界上最強大的俱樂部的人都會被嘲笑成陰謀論者。英國議員或美國決策者等彼爾德伯格俱樂部成員說它
“隻不過是一個討論問題的地方”，一個人人都可以
“自由發表意見”的論壇。
恩達爾（FWilliam Engdahl）在其《百年戰爭：英美石油政治和新世界大戰》（A Century of War:Anglo Americanoil politics and the New World War）一書中詳細講述了1973年在瑞典召開的彼爾德伯格會議上發生的一段鮮為人知的辛秘。在布雷頓體係崩潰之後的最初幾年裏，美元的地位在世界範圍內陷入了空前的危機。與黃金脫鉤之後，美元的信譽和價值如斷了線的風箏一般，在世界金融風暴之中隨風而逝。當時的國際銀行家還遠未做好世界貨幣的準備工作，思想和理念也極度混亂，１９６９年
“隆重”推出的世界貨幣
“特別提款權”在國際金融市場上，根本無人問津。眼看局麵即將失控，國際銀行家們在１９７３年的彼爾德伯格會議上緊急磋商，試圖遏製當時世界金融的危局，重新挽救美元的信心。美國的金融戰略家沃特.雷維(Walter Levy)提出了一個大膽而驚人的計劃，放手讓世界石油價格暴漲４００％，並規劃如何從中牟取暴利。
大石油公司和大財團的８４名成員參加了是次會議。恩達爾得出的結論是：
這些權貴聚集在彼爾德伯格目的是使權力平衡重新向有利於美國金融利益和美元的方向發展。為了達到這一目的，他們決定利用他們最珍視的武器－全球石油供應的控製權。彼爾德伯格俱樂部的政策就是引發全球石油禁運，迫使全球油價激增。從1945年起，按照國際慣例，世界石油以美元定價，原因是美國石油公司控製著戰後石油市場。因此，全球油價突然上漲意味著世界對美元（用以購買必需的石油）的需求相應激增，從而穩定美元貨幣的價值。[6.23]
基辛格用
“源源不斷的石油美元流入”來形容油價飆升的結果。
三邊委員會
“我們的國家能夠擁有偉大的民主製度，我們也能夠創造大量的財富並使它們積聚在極少數人手中，但是我們不可能兩者同時擁有。”
路易斯.布蘭德斯，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
布熱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顯然是三邊委員會的核心人物，也是戴維.洛克菲勒的智囊。在他的建議下，洛克菲勒決心將
“將世界上最優秀的大腦整合起來解決未來的問題”。該想法在１９７２年初被首次提出，並在１９７２年的彼爾德伯格年會上，被
“集體”廣泛討論並接受下來。
布熱津斯基在１９７０年出版了著名的《兩個時代之間》（Between TwoAges），呼籲建立一個新的國際貨幣體係和世界政府，該書被認為是三邊委員會的
“聖經”。洛克菲勒基金會與福特基金會理所當然地
“慷慨解囊”，從財務上大力支持三邊委員會的運作。
委員會的主要成員均是北美、西歐和日本的一些大銀行家、大企業家和著名的政界人物，紐約、巴黎、東京分別設了三個總部，由這三個地區各出一人擔任主席。紐約總部的主席理所當然是戴維?洛克菲勒先生。布熱津斯基便成為這個總部主持日常工作的執行主任。
布熱津斯基曾向戴維?洛克菲勒力薦時任佐治亞州州長的卡特加入三邊委員會，卡特在戴維洛克菲勒親自提名下，被破格吸納進三邊委員會。這是他五年後能跨上白宮的台階所邁出的至關重要的一大步，也是他和布熱津斯基成為莫逆之交的基礎和開端。
年青時代的克林頓在恩師奎格雷的指點之下，一直努力向三邊委員會和外交協會等組織積極靠攏，最終實現了他的總統夢。
三邊委員會與彼爾德伯格俱樂部一樣都是美國外交協會的外圍機構，最機密和最重要的決策隻是在倫敦和華爾街極少數人的圈子裏敲定下來。三邊委員會和彼爾德伯格俱樂部起到的是
“統一思想”、
“協調步伐”的作用。
三邊委員會最重要的使命就是不遺餘力地宣揚
“世界政府”和
“世界貨幣”的宏偉理想，最終為一個倫敦－華兒街軸心控製之下的
“新世界秩序”鋪平道路。１９７５年三邊委員會在日本東京召開，在一份名為《重塑世界貿易與金融概要》（An Outline for Remaking World Tradeand Finance）報告中指出“緊密的三邊（美、歐、日）合作，維護和平，管理世界經濟，培育經濟發展，和減少世界貧困，將增加和平過渡到一種世界係統的機會。”
三邊委員會與彼爾德伯格俱樂部的不同之處在於，它吸納了當時的經濟後起之秀日本的諸多知名企業家和銀行家，擴充了
“世界精英”的基礎。國際銀行家們非常懂得不斷
“吸收新鮮血液”對未來的
“世界政府”
“世界貨幣”和
“世界稅收”這一
“偉大事業”的重要性。後來隨著亞洲其它國家和地區逐步發展起來，這些地區的
“精英分子”也成為國際銀行家們青睞的對象。
問題不是一個
“世界政府”到底好不好，而是誰主導這個
“世界政府”，它是否能真正實現世界範圍內的普遍富裕和社會進步。從２００多年來的社會實踐來看，普羅大眾似乎指望不上
“精英們”的許諾。
經過許許多多的戰亂和衰退，小老百姓們終於搞明白了一個道理，沒有經濟自由，政治自由隻是擺設；沒有經濟平等，民主製度也就失去了根基，成了任金錢玩弄的道具。
如果說自由的本質就是人民能夠擁有選擇的權力，那麽未來的
“世界政府”的道路隻有一條，
“世界精英”已經替世界人民選擇了好了。按照保羅.沃伯格之子，銀行家傑姆斯.沃伯格的話說“我們應該建立一個世界政府，無論人們是否喜歡它。唯一的問題是這個世界政府究竟是經由（和平的）共識或是（武力的）征服來產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