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5 斯威士蘭(柒)

鄧詩陽點點頭,跟著餐廳老板走進大堂旁邊,沿短短的走廊一直走到盡頭,來到一堵漆著深棕色木紋漆的厚重鐵門前。

老板掏出鑰匙打開門鎖,推開門跨前一步,伸手到門框旁點亮電燈,然後轉過身,向後招了招手。

鄧詩陽走進門,借著日光燈發出的白亮光芒,上下打量門後的空間。

那是間麵積還不到六十平方英尺的窄小辦公室。牆壁上貼的白色牆紙已經開始發黃,顯得肮髒而且陳舊,米色的礦棉吸音板天花很低矮,令人覺得這間本來就不大的辦公室更為局促。

在靠近門口的牆邊,放著兩個灰色不鏽鋼文件櫃,中央則是一張很小的深褐色辦公桌,上麵放著一台灰黑色的“聯想”筆記本電腦。日光燈照在光滑的烤漆外殼上,倒映出兩條亮白的長條形光斑。

老板鎖上門,走到正對門口的牆壁前,拉開上麵的百葉窗。然後用手指了指擺放在辦公桌前那張灰藍色的靠背椅,同時繞過桌子,在背靠牆的黑色皮轉椅上坐了下來。

百葉窗後有塊一米多寬的單麵透光玻璃,玻璃另一麵是水吧的酒櫃,前麵放著一排不同顏色的酒瓶,從間隙可以看到餐廳大堂的情況。

鄧詩陽透過玻璃,看了一動不動地趴倒在餐桌上的翻譯一眼,慢慢坐在椅子上。

老板拿起遙控器打開冷氣,然後倚在轉椅靠背上,平靜地問:“這位客人,你打算從我這裏知道些什麽呢?”

鄧詩陽不緊不慢地回答:“大家都是生意人,其實你應該明白,減多少稅,或者人工貴不貴不是我們最操心的。”然後頓了頓,進一步說明道:“最讓人放心不下的是局勢,誰也不知道這破地方會不會再搞出什麽事來,讓我們的投資都打了水漂。”

老板聽後點了點頭,發出輕微的“嗯——”一聲,然後皺起眉頭忐忑地說:“你說的我都明白,但出賣政府和軍隊情報可是要掉腦袋的……”

“所以才會有值得你冒險的報酬。”鄧詩陽立即打斷他,扭頭瞅了牆上的單麵透光玻璃一眼。

老板狡譎地笑起來,問:“那你願意付出多少讓我冒這個險?”

鄧詩陽把手伸進外套,摸出一捆對折後用橡皮筋紮著的一百元美鈔,輕輕放在辦公桌上。

“這裏有兩千美元。”

看著桌麵上的鈔票,老板的眉毛動了動,但沒作聲。

“老狐狸!”鄧詩陽腹誹道。他裝模作樣地思考了一會,才滿臉肉痛地再掏出一捆美鈔放在桌上,心不甘情不願地說:“這裏一共三千美元,是我的底價。不行的話,我隻能去找別人了。”

對方依然沒說話。

“看來還是談不攏呢。”

又過了幾分鍾,鄧詩陽一臉失望地站起來,嘟噥著伸手打算取回放在桌上的美元。

“我接受你的條件。”就在這時,老板出聲製止了他,同時迅速抓起兩捆美元塞進抽屜。

這天中午,鄧詩陽認識了許昭雄——“華利”中餐廳的老板。

許昭雄五十多歲,祖籍福建周寧,出生於台灣高雄,是個土生土長的台灣人。一九七七年,受到“中礪事件”影響,他加入了民主團體“夏潮”。三十年前,台灣爆發“美麗島事件”,由於曾帶領示威群眾衝擊防暴警察,他倉惶出逃,之後輾轉到了南非。在德班一家中餐廳,他花了六年時間,從洗碗的學徒做起,一步步升上大廚的位置。

一九八七年,蔣經國總統宣布解除實施了三十八年的戒嚴令。他辭職返回台灣,但還不到一年,他發覺自己無法適應已經物是人非的故鄉,於是另覓去處。一九八八年底,他經南非到斯威士蘭,用積蓄在墨巴本開了這家中餐廳。

他花了十年時間在餐廳經營上,終於贏得良好的口碑和不菲的收入。去年年底前,他甚至計劃在曼齊尼開設第一家分店。

但政變後一切都改變了。軍政府廢止了原來流通的斯威士蘭裏蘭吉尼,開始發行一種幾乎每天都在貶值的新貨幣。這令他的畢生積蓄全部變成廢紙,但他最後還是選擇留下來,守護著自己的餐廳,他世上唯一的財產。

兩人談了大約兩個小時,鄧詩陽慢慢摸清了情況。許昭雄證實了許多飛機上遇到那位維特妮醫生介紹過的簡況,並且增加了不少他自己了解到的奇聞軼事,當中有些令人聽後毛骨悚然。

為了應付國內的物資短缺,軍政府對糧食等生活必需品實施配給製度,把國民按照忠誠度和為國奉獻能力劃分為不同等級,以獲取不定量的糧食。異見分子、政治犯及其家人、艾滋病帶菌者都被劃歸“無用人口”,他們得不到任何配給,全部被流放到隔離區任由自生自滅。

由於政府官員腐敗,大量國外援助的糧食和物資被貪汙,再運到黑市出售,招致參與援助的民間團體不滿。因為提供的幫助沒能送到援助對象手裏,“樂施會”和“維珍聯合”上個月已經宣布撤出斯威士蘭。

出於鞏固統治的需要,軍政府實行“連坐”,把犯罪者及其家人一起送進勞改營或流放到隔離區。除此以外還組建了穿便衣的秘密警察,並且鼓勵國民檢舉那些“對總統和國家不忠”的人。在斯威士蘭,人民的一言一行都受到監視,每天生活在惶恐之中。

盡管辦公室裏隻有他們兩人,但許昭雄還是壓低聲音,說話時身體不自覺地向前傾。這令鄧詩陽產生一種印象,除了那些軍政府統治下的既得利益者,這國家每個人心裏都存在著異乎尋常的恐懼感。

了解完民生和社會方麵的情況後,鄧詩陽歎了口氣,然後打聽起軍隊的消息。

聽到“軍隊”二字,許昭雄馬上流露出一臉厭惡的表情。他咬了咬牙,回答道:“那幫穿製服的兵痞是群惡根!”

斯威士蘭的武裝力量統稱為“斯威士蘭人民解放軍”,主要由三部分組成,分別是:國防軍、國家憲兵,以及總統衛隊。

政變起家的總統對叛亂有恐懼症。他掌權後解散了警察,同時對“革命指揮委員會”進行清洗,把所有可以想像為威脅的人送進監獄或刑場。為了加強對軍隊的控製,他把高級軍官全部替換成親信。任人唯親導致軍隊內部腐敗嚴重,軍餉經過層層盤剝後,士兵隻能領到微薄的薪水。

於是,囊中羞澀但手握執法權的基層官兵們開始想辦法提高待遇,而增加額外收入的對象則瞄準平民的錢袋。漸漸地,向管區的商號收取“孝敬”已經成為慣例。但很快,他們發現更便捷的生財之道——放任胸前戴著總統像章的“人民黨”黨徒四處搶掠,然後再一起分贓。

如果說國防軍招平民怨恨,頭戴紅色貝蕾帽的國家憲兵則令人感到恐懼。它是支直接聽命於“國家安全部”的部隊,專司鎮壓和肅清國內反政府勢力。他們可以隨意拘捕和拷問任何人,毋需通過法院,也不管嫌疑人的國籍。

許昭雄言之確鑿地證實,曾經有一名在曼齊尼經營製衣廠的台灣商人,被憲兵抓進監獄拷打。他的妻子帶著丈夫的親筆信回台灣募集贖金,最後向“國安部”交納了一筆數目相當可觀的賄款,才將那個被打得不成人形的倒黴鬼贖回。他的罪名是,沒在工廠內張貼總統海報和標語。

聽到這裏,鄧詩陽回想起當日在機場的遭遇,不禁為被抓的澳洲女醫生捏了把汗。

而精銳的總統衛隊是三支部隊中規模最小,也是最神秘的部隊。它的成員全部和總統來自同一部落,是絕對忠於恩多法的。他們是總統的直屬部隊,負責總統府和附近區域的防衛工作。沒有一個排以上的衛隊保護,他不會離開總統府半步。

當結束談話時,已經是下午三點三十分。鄧詩陽把睡得昏昏沉沉的翻譯叫醒,然後一起坐上等在門口的出租車返回酒店。翻譯非但沒對自己在飯桌上突然睡著起疑,反而在車上囑咐鄧詩陽保密,他不想承擔“監視失職”的責任。

對這種給自己減少麻煩的請求,鄧詩陽自然是慨然允諾。回到酒店後,他還慷慨地付給翻譯五十美元小費,作為捂口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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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中壢事件:1977年中華民國縣市長選舉,由於國民黨涉嫌在桃園縣長選舉投票過程中做票,引起中壢市民忿怒,上千名群眾包圍並放火焚燒了中壢市警察分局。

夏潮:全稱“夏潮聯合會”,成立於1976年的台灣民主團體。成員主要由以實現“民主”與“和平統一”為目標的進步人士組成。

美麗島事件:1979年12月10日在台灣高雄市發生的重大官民衝突。以美麗島雜誌社成員為核心的非國民黨人士,組織群眾進行示威遊行,訴求民主與自由。但遊行很快演變成衝突,最後以國民政府派遣軍警鎮壓收場。該次事件是台灣自“二二八事件”後規模最大的官民衝突。

樂施會(Oxfam):提供國際發展及救援的非政府組織。

維珍聯合(Virgin_Unite):維珍基金的工作名稱,維珍集團設立的慈善分支機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