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17章 人生拐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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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研究,王國慶認為,凡是由綠變紅、由紅到紫、由紫而黃(敗)的風雲人物,必有一個大同小異的人生拐點。
在劉俊卿案發後,不論是從外地調任的新幹部,還是渦陽本地工作多年的幹部,都說:劉俊卿是個罕見的經濟能人。
多年前,高爐酒廠就如同遍地開花的小酒廠一樣,賣點小酒,掙點小錢,溫飽無憂,發財無望,既不會讓縣財政欣喜若狂,也不會讓職工無錢養家。然而,劉俊卿很快就讓縣財政欣喜若狂了。1993年6月底,劉俊卿從縣印刷廠調任高爐酒廠任廠長。一位渦陽縣老幹部向記者回憶說:當年,酒廠上交財政從200萬元一舉躍升至1700多萬元;第二年3500多萬元;第三年7000萬元;第四年便突破億元……
連續多年,酒廠是渦陽縣無可爭議的第一利稅大戶,並占據縣財政的70%。有人說,在酒廠鼎盛時期,每10個渦陽縣城人,就有3個人直接或間接為酒廠工作;每10個幹部的工資,有7個人要靠酒廠的效益。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小作坊式酒廠,一下變成當時安徽省排名第二,中國白酒業排名第八的企業。各種個人榮譽接踵而至:“全國優秀企業家”、“全國五一勞動獎章”……領導大會小會表揚個不停,全縣經濟工作會差不多快成酒廠經驗總結會。報紙、電視台鋪天蓋地大談劉俊卿的先進事跡。
知情人講,劉俊卿與當地官員來往密切,“從縣裏到市裏,再到省裏,一步步打通。”
據說,劉俊卿與王懷忠的關係也不一般,“好到深夜可以喝茶”。在王懷忠任阜陽市委書記時,劉王相逢,愛開玩笑的王懷忠戲言:“俊卿,你的名字很有詩意。我的名字就很難聽,人家都叫我‘壞種’。”
知情人透露,近四五年內,檢舉劉俊卿的信像雪花般投遞到各級紀檢機關,但劉俊卿仍安若磐石。而在王懷忠落馬後,據說也曾查到劉。紀檢部門隻是把劉叫去核實情況,仍沒有動劉。
經此一役,劉俊卿變得更為氣壯。知情人透露,2003年,在一次會上,劉放言:“你們扛著大旗,都不能擺平我。中紀委也是人,他要吃飯,要花錢,我就能把他擺平。”但是,劉俊卿最終還是失算了。
劉俊卿在任職的後期,終日借酒消愁,有時甚至從中午一直喝到次日淩晨。企業效益逐年下滑,並出現虧損,昔日的王牌企業,落到了連職工工資都發不出的地步。職工的養老保險也無法湊齊,職工上訪不斷。
安徽省當地的一位白酒界老總惋惜地說,從酒界巨匠到階下囚,劉俊卿的墮落著實讓人心痛。
王國慶注意到,劉俊卿的墮落由他的心理失衡開始。
前幾年,盡管劉俊卿把高爐酒廠治理得井井有條,但“他得到的並不多,一個月也就是一兩千塊錢的收入”。
在幾年前的一次縣政府召開的“全縣企業家表彰大會”後,劉俊卿“再次貪杯了”,在飯桌上醉意朦朧地大談自己的“創業心得”。
說者無意,聽者有心。一個民營企業老板趁劉俊卿談興正濃的時候突然發問:“請問劉總年收入能達到多少?”劉俊卿頓時“酒意全醒”,“滿麵通紅”,甩袖而去。
該知情人士慨歎,“這讓劉俊卿時常難以舒懷,心靈上的天平開始傾斜。”
麵對企業蒸蒸日上,劉俊卿卻心理失衡了。劉俊卿認為,沒有他,就沒有雙輪集團的今天,也就沒有那些供貨商、經銷商的巨額效益,收點錢、拿點禮,就像禮尚往來一般,一切都在情理之中。最後到底收了多少錢,收了哪些人的錢,存在哪家銀行,劉俊卿本人都說不清楚。他大肆收受工程承包商、材料供應商、產品經銷商所送的錢物,同時長期包養*。
下麵是王國慶看到的一份記者在獄中對劉俊卿的采訪片斷。
《廉政周刊》:個人待遇怎麽樣?有獎金嗎?
劉:我的工資一年不到1萬元,但政府每年都會給一定獎勵,我這10年的獎勵加起來大概有200萬元左右。
《廉政周刊》:這個收入是高了還是低了?
劉:這個收入應當說是很不錯的,政府給我的待遇也是非常優厚的。在當時的曆史條件下,這樣的待遇比其他工人、幹部,甚至比廳級幹部、部級幹部的待遇都要高。政府和黨委是對得起我的。
《廉政周刊》:你認為這些收入和你的貢獻成比例嗎?
劉:不成比例。但是從我們國家國有企業現狀看,這個標準是不低的。
《廉政周刊》:和與你打交道的一些私營企業老板比呢?
劉:這些私營企業老板原來都是窮光蛋,他們都靠我發了財,也靠雙輪集團發了財,最後都變成了幾千萬元的富翁。酒廠的發展也帶動了他們的發展,酒廠的生產規模越大,他們的生意就越大,收入也就越高。從這個現象來講,我在心理上確實有些不平衡。他們的能力不如我,這是肯定的。
《廉政周刊》:但是靠著你,他們都很快成了千萬富翁。
劉:對,有好多個千萬富翁。
《廉政周刊》:所以要給你送錢作為回報?
劉:這些原料供應商都是個體的,他們看到酒廠未來的發展趨勢能夠給自己帶來利益,當然要想辦法打通關係了。不過,他們要都是國有企業的老板,也許不會給我送錢,或者送的金額也很少。
《廉政周刊》:原料供應商什麽時候開始送錢的?
劉:1994年春節,有個別客戶到我辦公室,給我送了錢。隨著企業的發展,客戶的業務也在發展,於是他們就利用每年的春節和中秋節兩大節日,以這個名義來給我送錢。
《廉政周刊》:第一次收了多少錢?當時心裏什麽感覺?
劉:收了10萬元錢。起初也是比較有顧慮的,怕以後有事,但又僥幸認為能避免。那時的確存在僥幸心理。
《廉政周刊》:這些人為什麽向你行賄?
劉:一個是要發展業務,另外一個希望資金周轉得快一些。
《廉政周刊》:從來不拒絕嗎?
劉:一般不會拒絕。他送了哪能不收呢?!
《廉政周刊》:這是一種什麽樣的心態?
劉:你讓他賺那些錢幹啥?他已經賺得夠多了!
《廉政周刊》:有索賄的情況嗎?什麽情況下會索賄?
劉:索賄現象也有,都是在一起辦事,覺得關係不錯,就提出來了。
《廉政周刊》:不會是因為缺錢吧?
劉:缺錢是不缺錢,但我不管錢,一般都交給我妻子張兆俠,再去跟她要有些不方便。比如說我在南京買了一套房子,我去和張兆俠要錢能方便嗎?不方便。
《廉政周刊》:跟這些有業務往來的人提出要錢不怕被拒絕?
劉:他們不會拒絕,因為都是長期客戶,他們要依靠我,有求於我。
《廉政周刊》:既然不缺錢,為什麽還頻頻收錢,甚至索要?
劉:價值觀發生了扭曲,認為錢多了將來是一種榮耀,是一種地位。總以為財富是地位的象征,所以想積累點資金將來退休以後幹自己的企業,這是第一。第二,我沒能戰勝自己,也就是說沒能戰勝自我膨脹的私欲。
《廉政周刊》:你收的這些錢都怎麽處理了?
劉:錢我一般都交給家屬,有的存起來,有的投資。個人投資也是考慮自己的長遠利益,為自己退休以後做打算。
《廉政周刊》:總的有多少錢?
劉:我也沒認真跟家裏算過賬,不知道有多少錢。
《廉政周刊》:這麽多錢給你帶來了什麽?
劉:給我帶來了罪惡。我本身在廠裏什麽都可以報銷,哪裏用得到錢。
《廉政周刊》:那等於你受賄的這些錢也沒有什麽用?
劉:在我受賄這段時間內,家庭和我個人都沒用上這些錢。因為用不著,所以我也花不著它。
《廉政周刊》:在你受賄過程中,你妻子起到了什麽作用?
劉:收的錢交給她存起來,她起到收錢的作用。她單獨收的情況也有,那是因為我不在家,但我知道都是奔我來的。我犯罪對不起我的妻子、我的兄弟姐妹,還有我的父母,我給他們帶來了災難。
《廉政周刊》:你受賄對企業有什麽影響?
劉:咋不產生影響呢?本來我是可以壓低對方的價格的。如果不收這些錢,可以讓下屬部門壓低他的原材料價格,收了錢價格就壓不下去了。價格壓低了至少可以縮小客戶的利潤空間,比如一個酒的包裝盒子賺5角錢,我可以讓他賺三四角,這裏麵有彈性。如果是我個人的企業,我肯定會想,你給我送這些錢幹啥,實際上還不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後來辦案的同誌告訴我,我的行為給企業帶來了災難,企業中層以上幹部平均受賄50萬元,包括保管員也收錢,凡是關口的都會收錢。
《廉政周刊》:企業中層以上幹部大部分都存在受賄行為,那企業還能很好地發展嗎?
劉:是我的責任,是我的行為對企業產生惡劣影響的結果。我對不起酒廠幹部職工和地方黨委政府對我的信任和重托,對不起他們。
《廉政周刊》:你覺得他們是受你影響?
劉:上梁不正下梁歪,由於我身上有“毛病”,我就沒有認真地去管理這些人,至少是放縱了。我也明白,客戶肯定會給下麵的人送,送多少不知道,但肯定不可避免。
《廉政周刊》:你能管得住他們不收錢?
劉:肯定能管住。這個廠是在我的領導下一步步發展起來的,他們全部是見證人,這個威信還是有的。
當時在幹部會上我不止一次地講過,衡量我的標準有三條:第一,企業是倒退了還是發展了;第二,對國家的貢獻是大了還是小了;第三,職工的生活是改善了還是倒退了。
《廉政周刊》:如果用這三條標準來衡量,你的確曾經為國家作出了一定貢獻,但現在卻被查處了,有沒有想不通的?
劉:沒有什麽想不通的。查我,對我個人來說,在某些方麵是挽救了我。如果再過三到五年查我,我的罪行將更大。如果企業的銷售額達到10億元以上,這些客戶送的錢不更多嘛!
《廉政周刊》:被查處以後這麽長時間,想沒想過自己怎麽會走到今天這一步的?
劉:隨著企業發展,各種榮譽和光環都接踵而至,個人的地位發生了變化,於是思想上輕浮了,也陷入了飄飄然。另外,社會環境、市場經濟的一些消極因素比如拜金主義也在影響著我。看人家發財,自己不能發財,就有想法。所以當時思想放鬆了,世界觀的改造放鬆了,人生觀的價值取向發生了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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