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1956年，我國的政治、經濟發生重大變革，各領域選擇向蘇聯學習，教育學界也開始學習蘇聯。這一時期，包括對舊教育學的改造和全麵學習蘇聯教育學兩個階段，教育學呈現出新的氣象。基於特定的社會背景，蘇聯教育學在中國的引進主體、引進目的、引進途徑等方麵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征，並帶來了重要影響。
3一、中國教育學學科建設的國內外背景
這一階段蘇聯教育學在中國的引進，脫離不開當時的國際背景和中國社會發展的曆史背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采取了向蘇聯“一邊倒”的外交政策，為蘇聯教育學在中國的引進和傳播提供了曆史條件。
(一)國際背景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際，世界處於兩極分化狀態。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國家和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國家兩大陣營對立，形成“冷戰”態勢。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加入了社會主義陣營，這使得中國被資本主義國家孤立封鎖，中國麵臨嚴峻的國際形勢。以美國為首的多數資本主義國家排斥中國，在政治、經濟和軍事上采取各種方法和策略對中國施加壓力。特別是美國，發動朝鮮戰爭，並且在軍事上挑釁中國。在各項社會事業百廢待興的情況下，中國毅然選擇了抗美援朝。
在既缺乏社會主義建設經驗，又缺乏建設物資的背景下，為了衝破資本主義國家的孤立封鎖，中國選擇了向蘇聯學習，采取向蘇聯學習的政策。蘇聯對於中國也表示支持和歡迎。兩國由於意識形態相似而建立起友好合作的外交關係。1949年10月5日在北京舉行的“中蘇友好協會”總會成立大會上，總會會長劉少奇指出：“蘇聯有許多世界上所沒有的完全新的科學知識，我們隻有從蘇聯才能學到這些科學知識。例如：經濟學、銀行學、財政學、商業學、教育學等。”①在外交上的“一邊倒”方針和“全麵學習蘇聯”係列方針路線為引進蘇聯教育學提供了可能。
(二)國內背景
早在1945年，毛澤東在《論聯合政府》中就提出：“中國國民文化和國民教育的宗旨，應當是新民主主義的；就是說，中國應當建立自己的民族的、科學的、人民大眾的新文化和新教育。”①新中國的教育學學科是在清算過去的大批判中開始的。民國時期中國教育學的探索和積累被否定，隨著全國範圍內民主革命任務的完成以及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全麵展開，新發展、新形勢皆對社會主義教育事業提出了新的要求，亟須適應新的政治和曆史形勢的教育學教材。國內的教育學學科，“一是當時所編寫的一些教育學教材缺乏係統性，難以用做高等師範院校的教材；二是即使以較係統形式編寫出的教育學類書籍，但因編者缺乏馬克思主義理論素養或其他原因，難以為教育理論工作者普遍接受，或難以用做教育學教材”②。在這種情況下，學習蘇聯成為必然選擇。蘇聯教育學被認為“是建築在馬克思列寧主義哲學基礎之上的，並且總結了蘇聯三十多年來的先進經驗和科學成果，已經成為內容豐富、體係嚴密，且富有戰鬥性的真正科學”③,
二、以模仿為目標引進蘇聯教育學的過程
1949—1956年，中國是以模仿為目標引進蘇聯教育學的。④早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前，東北地區的一些教育刊物，如《東北教育》等就開始譯介蘇聯教育的經驗和理論。《人民日報》在1949年11月刊登了凱洛夫主編的《教育學》中的一章，蘇聯的教育學著作和教材被相繼譯為中文。此外，我國還邀請蘇聯專家講授教育學，國內學者積極做輔導性或普及性的報告，引進蘇聯教育學研究的最新成果。
(一)蘇聯教育學著作引進1949—1956年，引進的蘇聯教育學著作共有107本。
這一階段引進的蘇聯教育學著作數量總體上呈現上升趨勢。1953年作為一個關鍵時期，引進的數量增大。這一現象的出現的原因是：中蘇兩國關係發展良好，從1953年開始，蘇聯全麵援助中國，承諾援建中國304項工業項目，並派遣大批專家和顧問，發展經濟、軍工、文化和教育事業。同時，中國全麵學習蘇聯。①中蘇兩國關係的這種階段性變化，使得教育學界自1953年起，引進蘇聯教育學的力度更大、速度更快。
這一階段共引進了107本蘇聯教育學著作和教材，啟動了13個學科。教育學專門學科引進了7門，教育學元學科引進了2門，教育學交叉學科引進了4門。單從數量來看，教育學元學科隻引進了2門學科、2本著作，但和整個20世紀下半葉蘇聯教育學元學科的引進相比，占到了學科門類的2/3,數量的40%。因此，這一階段是以教育學專門學科和教育學元學科的引進為主的。蘇聯教育學與其他學科一樣，具有逐步分化的特點，這一階段引進的正是蘇聯已經形成的教育學學科體係。這一階段引進數量最大的是各科教學法，這一現象除了說明蘇聯教學法學科自身發展的程度較高之外，還說明了它的引進適應了當時的需要。教學法作為一門操作性較強的學科，對實踐的指導最為直接，效果也最為明顯，因而引進數量較大。
這一階段教育類的雜誌上雖然也不乏翻譯介紹蘇聯教育學的文章，但大都是對某個章節的介紹或是對一本著作的評價。蘇聯教育學的引進主要還是通過出版社的正式出版進入研究者的視野的。作為一種外來的教育學，蘇聯教育學在中國的引進，並不是建立在對其充分研究的基礎之上的。引進蘇聯教育學最主要的目的之一是滿足當時教學的需要。在徹底批判西方資產階級教育學的背景下，資產階級教育學不能再進入課堂，即使進入，主要目的也是對其進行批判。在這樣的背景下，急切地需要社會主義性質的教育學進入中國的課堂，為教學服務，因此，蘇聯教育學作為社會主義性質的教育學被引進了。從這一階段引進的學科來看，教學法的引進數量最大，也可以體現出引進是為教學服務的特征。
(二)凱洛夫主編的《教育學》的引進
在引進的蘇聯著作中，凱洛夫主編的《教育學》是最具代表性的。1949—1956年，我國掀起了學習凱洛夫主編的《教育學》的熱潮，不少高師院校以之為教材或主要教學參考書，一些教育行政幹部和中學教師也以之為業務進修讀物。這本《教育學》基本上成為當時衡量與評價我國教育理論和教育實踐的主要依據。在我國，凱洛夫主編的《教育學》,1948年版共印刷10次，印刷數量為291516冊；1958年版共印刷8次，印刷數量為193897冊。①
1949年11月14日，《人民日報》刊登了節譯的凱洛夫主編的《教育學》(1948年俄文版)第21章《國民教育製度》②,這是我國對凱洛夫主編的《教育學》的最早介紹。1950年1月號和2月號的《中華教育界》刊載了德厚譯自該書的第1、2章。③1950年3月28日，《人民日報》刊登了節譯的第12章《勞動教育》④。1950年4月3日，《人民日報》譯載了第1章《教育學的對象和方法》的第5節《作為社會科學的教育學》⑤。
1952年11月，《人民教育》的社論《進一步學習蘇聯的先進教育經驗》指出：“必須徹底地係統地學習蘇聯的先進教育經驗：過去我們在這方麵做得還不夠徹底，也不夠係統……蘇聯的教材、教法以及教育理論、教育製度，不隻是社會性方麵和我們最接近，並且在科學性方麵也是最進步的。”⑥1953年5月號的《人民教育》刊載的《我們是如何學習教育學的》指出：“學期開始時，我們學習《教育學》的方法是，‘要搞什麽工作了，就找凱洛夫’。”⑦可見對凱洛夫主編的《教育學》學習的範圍之廣、內容之深。
有研究者認為凱洛夫主編的《教育學》在中國主要有三副麵孔：教育學教材的模板、資產階級教育學、一本蘇聯的教育學教材。①凱洛夫主編的《教育學》在中國的引進既有積極影響，又有一定的消極影響。其中，積極影響主要表現在：確立了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在我國教育學發展中的指導地位，促進了我國教育學體係科學化的探索與構建；消極影響主要表現在：造成了對蘇聯教育學的過度依賴，影響了我國教育學的建設。②還有研究者將凱洛夫《教育學》對中國思想政治教育產生的作用也總結為積極和消極兩個方麵。積極作用表現為：確立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思想政治教育學理論發展中的指導地位，促進了中國思想政治教育學體係科學化的探索與構建；同時帶來了一定的消極作用：引進造成了中國過於依附凱洛夫《教育學》,影響了中國思想政治教育學的建設。③
(三)邀請蘇聯教育專家開設講座
除翻譯蘇聯的教育學著作之外，當時還邀請了不少蘇聯專家來我國講授教育學。如中國人民大學、北京師範大學、華東師範大學等先後邀請蘇聯教育學專家講學。召集師範院校老中青教育學教師辦進修班請專家開班講座，或辦教育學研究班，直接聽專家的講授。
蘇聯教育學專家作為蘇聯教育學的直接來源，在中國的各種教育活動可以看作蘇聯教育學的活化。1950年9月，最早來到中國的蘇聯教育學專家卡爾波娃和蘇聯學前教育專家戈林娜應邀在北京做了一係列關於小學教育的專題報告，報告的內容涉及蘇聯人民教育製度、初等學校教學大綱及教學計劃、初等學校教育工作方法、初等學校教育製度和管理製度、學校行政管理學和行政領導等。①北京師範大學的檔案記錄中有一些關於蘇聯教育學專家的記載：蘇聯教育學專家普希金於1952年3月中旬來到北京師範大學，於1953年9月回國。他到北京師範大學後，為教育係專修班和本科四年級學生講授教育學。同時，他還為本科生、大學教師進修班、教育係全體教師、教育專修班等教師講課。與此同時，他每月到天津為天津市中小學教師作兩次教育學的報告。蘇聯教育學專家的講稿大多數已出版，這進一步推動了蘇聯教育學在中國的引進。在蘇聯教育學專家開設教育學講座報告的同時，中國的學者也開設了大量學習蘇聯教育學的輔導課程和講座。
(四)赴蘇聯考察訪問或留學
根據中蘇友好協會的統計，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的5年中，我國派出了教育、文化考察團13個，共計700多人次到蘇聯進行學習訪問。1955年5月，中國人民大學校長胡錫奎和北京大學教務長周培源一同參加了莫斯科大學建校200周年的大會。①同年10月9日到11月18日，教育部副部長陳曾固作為團長率領中小學教師代表團重點就蘇聯的綜合技術教育、教學工作和師資教育進行了學習和訪問。①在派出訪蘇教育代表團的同時，我國還不斷以政府的名義派遣留學生到蘇聯學習，這些留學生學成歸國後，為新中國教育學的建設和發展做出了很大的貢獻。
這一階段，中國的教育學研究者、留學蘇聯的學生等在蘇聯教育學的引進中都做出了重要的貢獻。但是，引進蘇聯教育學是在濃厚的政治背景和強烈的行政幹預下展開的。強大的政治權威和計劃經濟體製使得蘇聯教育學的推廣成為一種政府行為。這種自上而下進行推廣貫徹的特點是這一時期引進數量之大、速度之快的重要原因。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引進蘇聯教育學的熱情很高，學界態度嚴謹。個別學者，如高晶齋翻譯的申比廖夫等著的《教育學》,翻譯粗糙，訛誤較多，被陳俠、馬驥雄等對照原版指了出來，為此高晶齋本人作了自我檢討。
除了蘇聯教育學教材和著作，教育學界也介紹了蘇聯教育學最新的一些信息，例如，《人民教育》1952年5月號及時介紹了蘇聯1952年圍繞10個教育和教育學問題的討論。但是這種引進的程度還是較為初級的，主要以直接翻譯、介紹蘇聯教育學著作、教材、論文為主，此時的中國教育學研究較少涉及本國現實的教育學問題，尚未直接研究教育理論問題。因此，這一時期的引進呈現出了“簡單而初級、急切而熱烈”②的狀況。
三、蘇聯教育學對中國教育學的影響
1949年到1956年，中國教育學界掀起學蘇的熱潮，表現為翻譯蘇聯教育學著作和教材，邀請蘇聯教育專家做講座，中國教育學研究者研讀蘇聯教育學著作和教材並做輔導報告，介紹蘇聯教育學研究的最新信息，出版蘇聯教育學者的講義和報告。這一時期蘇聯教育學對中國教育學界產生了重要影響。
第一，將馬列主義作為指導教育學研究的基本原則。引進蘇聯教育學，最根本的原因就在於蘇聯是世界上第一個以馬列主義為指導的社會主義國家，蘇聯教育學也是在馬列主義的指導下建設發展的。蘇聯教育學的引進進一步確立了馬列主義在中國教育學中的指導地位。正如曹孚先生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教育和教育學》一文中指出的那樣：“需要發展的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教育學。所以，在發展
教育學途程上的第一步就是學習蘇維埃教育學……馬克思列寧主義教育學在短促的幾年中，在中國教育學界奠定了自己的統治地位，這是與教育學方麵學習蘇聯分不開的。”①馬列主義在中國教育學中指導地位的確立，為中國教育學的發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哲學基礎。
第二，豐富了中國教育學的學科體係。這一階段，多本蘇聯教育學著作和教材被引進中國，有多個學科被引進：教育原理、教育史、教學論、家庭教育、學校管理學、教育學史、教學法、教育心理學、職業教育、學校衛生學、特殊教育、元教育學等。其中教育學專門學科引進7門，教育學元學科引進2門，教育學交叉學科引進4門，豐富了中國教育學的學科體係。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中國首先對舊教育學進行改造，全麵學習蘇聯教育學學科體係的任務也提上了日程。從1952年開始，按照蘇聯經驗，我國對舊的學科體係進行了全麵、徹底的改造，從根本上廢除了西方教育學影響下的舊中國教育學學科及體係，在教育學學科體係的建構上，是以引進和學習蘇聯的教育學學科體係為起點和基礎的，甚至可以說是在全盤照搬蘇聯教育學的基礎上建設和發展起來的。引進蘇聯教育學，使教育學各學科完成了從“西式”向“蘇式”的轉化。
第三，提供了教育學教材編寫的參考模板。在學習蘇聯教育學的基礎上，教育部於1952年印發了供中等師範學校教學參考用的《師範學校教育學教學大綱》,規定教育學教材分十七章：第一章總論；第二章教育的性質、目的和任務；第三章學校教育製度；第四章幼兒教育；第五章學齡兒童身心發展的特征；第六章教學原理；第七章小學教學的內容；第八章課堂教學；第九章教學方法；第十章德育；第十一章體育；第十二章美育；第十三章小學生的集體組織；第十四章課外活動；第十五章人民教師；第十六章學校與家庭；第十七章小學組織和領導。這一體係基本仿照蘇聯的教育學體係，尤其是葉希波夫、岡察洛夫合編的蘇聯師範學校《教育學》的體係。由教育部師範教育司邀請張淩光、丁浩川、宋智賢、陳選善等14位專家學者據上述教學大綱撰稿，潘開沛、王鐵校訂，人民教育出版社於1953年出版了“師範學校課本”《教育學》。1954年印行第3版時，由王忠祥修改，曹孚校訂。1956年印行第5版時合並為2冊，由陳元暉等修改，曹孚校訂。這部《教育學》在第5版的“出版者的話”中說：“編寫本書的目的是在學習蘇聯先進的教育理論和經驗的基礎上，試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觀點來通俗地論述教育科學問題，以供師範學校學生學習之用。”①
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教育學》對中國中師影響很大。同時，中國教育學研究者和教育者主要學習探討凱洛夫主編的《教育學》,重點集中在學習方法和教學方法問題上，各大報刊上也刊載如何學習凱洛夫主編的《教育學》的文章。中國學習凱洛夫主編的《教育學》的**出現在1953—1955年①,以凱洛夫主編的《教育學》為模板出版了多種教育學教材。
這一階段全麵學習蘇聯教育學，既有積極意義，又有一定的不足之處。“曆史地看，我國當時學習、移植蘇聯的教育學是有其積極意義的。從教育實踐的角度看，蘇聯的教育學強調製度化教育，這種教育學對穩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學校的教學秩序，提高教育質量，起了一定的推動作用。從教育學建設的角度看，蘇聯的教育學幫助國人完成了教育學理論模式的格式塔轉化，填補了當年社會主義教育理論的空白。當然蘇聯的教育學本身有許多不足，如操作性較強，理論性較差；教條性較強，辯證性較差等等。”②在我國全麵學習蘇聯教育學的同時，由於中美處於隔絕狀態，階級鬥爭擴大化，杜威的實用主義教育思想及其中國崇信者都遭到了全盤否定與嚴厲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