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的教育哲學不是從1949年才開始的，而是從1919年開始的。1919—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的30年是我國教育哲學發展的第一個時期，這個時期出現了中國教育哲學的第一個高峰，完成了教育哲學學科初建的使命，為新中國教育哲學的發展奠定了良好基礎。
第一，完成了中國教育學科初建的使命。
我國雖然有悠長的教育思想史，但作為學科的教育哲學源於1919年杜威的來華演講。1919—1949年，30年的教育哲學大致可以分為引進、初創、繁榮、低迷四個階段。第一，1919—1922年為引進階段。這個階段主要伴隨著杜威在華的講學。根據杜威的演講，金海觀等整理了《杜威教育哲學》(商務印書館，1921)、常道直編譯了杜威的《平民主義與教育》(商務印書館，1922)。這一階段所引進和研究的多是杜威的教育哲學思想。第二，1923—1926年為教育哲學的初創階段。教育哲學作為一個學科在中國初創，其標誌是1923年範壽康的《教育哲學大綱》出版。盡管這本教育哲學著作還帶有納托普《哲學與教育學》的痕跡，但它畢竟是中國人自己寫的第一本教育哲學著作。第三，1927—1937年為教育哲學的繁榮階段。這一時期，學術環境寬鬆，教育哲學處在發展之中，出現了教育哲學難得的“黃金十年”①。這一時期出版的譯作不僅包括杜威的著作，還有魯斯克的《哲學與教育》(華嚴書局，1929),芬賴的《教育社會哲學》(中華書局，1933),亞丹士的《教育哲學史》(中華書局，1934)。國人自編的教育哲學著作不僅數量多，而且出現了一些力作。吳俊升的《教育哲學大綱》(商務印書館，1935),先將哲學問題加以討論，然後討論教育哲學。北大校長蔣夢麟在序中稱讚該書“思想的清晰，文字的暢達，傳述的忠實，實為近年來出版界不可多得之書”。新中國教育哲學奠基人黃濟評價該書體係完整、內容豐富，居所有“教育哲學”專著之冠。②第四，1937—1949年為教育哲學的低迷階段。主要原因是抗日戰爭自1931年開始，到1937年升級，抗日救亡壓倒一切。這一階段的幾本教育哲學多是在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之後出版的，內容偏向於三民主義與馬克思主義，更接近於中國社會發展的現實和需要。
1919—1949年，我國教育哲學從引進、初建到繁榮，而且湧現出吳俊升的《教育哲學大綱》這樣的扛鼎之作，還出現了教育哲學的“黃金十年”,形成了教育哲學發展的第一個**，為我國教育哲學的發展開了好頭，奠定了良好基礎。
第二，與西方教育哲學幾乎同步發展與接軌。
1894年，美國學者布萊克特把德國人羅森克蘭茨的《教育學體係》譯為《教育哲學》。1904年，霍恩的《教育哲學》出版。這本教育哲學隻有一章論述教育的哲學基礎，且重點不在哲學上。這本書無論分量，還是性質，都傾向於科學，而不是哲學。1912年出版麥克文納爾的《教育哲學教程綱要》,其中一章是教育哲學。這本書把教育哲學與教育科學所處理的材料都視為教育事實，可見這本書的模糊程度。1916年，杜威的《民主主義與教育》出版，雖然這本書的副標題是“教育哲學導論”,但這本書裏的“教育哲學”隻有一章，範壽康因此評價說：“這冊書的係統及內容都沒有要求稱為教育哲學的價值。”①可見，“美國號稱教育哲學之書多矣，而內容有名無實，類不足觀”②。範壽康認識到：“在今日的世界，無論何處，還沒有真正的教育哲學，這也不單限於美國。”③這種認識，促成了範壽康的《教育哲學大綱》的誕生。
杜威的《民主主義與教育》是西方公認的教育哲學著作，於1916年出版。隨著杜威1919年來華演講，其內容很快在中國傳播，為中國學者所接受。所以，在時間上，我們可以說中國教育哲學與西方教育哲學同步。
同步的不僅僅是時間，還有思想。現代西方各派的教育哲學被介紹到中國，包括新康德主義、實用主義、文化教育學、現象學派教育學等。國人自己編著的教育哲學，也出現了新康德主義(範壽康)、實用主義(吳俊升)、三民主義(薑琦)、馬克思主義(楊賢江、張栗原、林礪儒)、天主教教育哲學(張懷)等不同思想傾向的教育哲學，使教育哲學思想呈現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學術繁榮景象。
這一時期，中國的教育哲學之所以能夠與西方同步，還在於建設中國教育哲學的這批學者，大多數有兩個背景比較明顯：一是哲學的學科背景，他們是哲學學者從事教育哲學研究；二是國外留學的背景比較明顯。這些學術背景使得這批教育哲學家可以與西方學者直接順暢地對話，建設教育哲學。
第三，從引進、借鑒教育哲學思想發展到中國教育哲學的原創。中國的教育哲學直接引自美國。首先是杜威的教育哲學，尤其是其《民主主義與教育》,其次是霍恩的《教育哲學》、波特的《教育哲學大意》,最後從對美國教育哲學家著作的引進擴展到對德國、英國等教育哲學家的著作的引進。國人自己編寫的教育哲學，從結構安排到思想傾向都有著西方教育哲學的印記。國人借鑒西方學者的思想建構了不同思想流派的教育哲學，比較突出的是新康德主義和實用主義教育思想。也有學者對這個時期的教育哲學中提到的思想家進行了統計，發現西方思想家出現的次數遠遠多於中國思想家，範壽康的《教育哲學大綱》、吳俊升的《教育哲學大綱》采用的都是西方的思想體係，沒有提到任何一個中國思想家。①由此可見，國人編寫的教育哲學，還很難稱得上是中國教育哲學。從教育哲學所反映的流派也可以看得出，新康德主義、實用主義占主導地位，不過發展到後期，楊賢江的《新教育大綱》出現之後，馬克思主義教育哲學和三民主義教育哲學逐漸成為主導思想，這也反映了教育哲學開始接觸中國社會實際。
在當時，引進和移植西方的教育哲學思想到中國，就是進步之舉。盡管國人的教育哲學中體現的是歐美的教育哲學思想，但都不是簡單地照搬，而是體現著中國化的努力。圍繞教育哲學的中國化，20世紀30年代發生在吳俊升、薑琦、張君勱之間的那場爭論，都不否定教育哲學的中國化，而是尋找一條教育哲學中國化之路。吳俊升批評當時的中國教育過於講求“方法”和“製度”,缺少背後的“理想或目標”。因此，他呼籲中國需要教育哲學。中國需要哪一種教育哲學?薑琦提供的答案是三民主義，“三民主義教育就是中國教育哲學，兩者是一而二，二而一的”②。他的《教育哲學》反映著三民主義的教育思想。楊賢江、林礪儒、張栗原提供的答案是馬克思主義，他們各自編著了馬克思主義教育哲學。三民主義教育哲學反映了民國時期的社會需要，馬克思主義教育哲學反映了建設新中國的需要，為新中國的成立奠定了思想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