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的前麵部分是從拚音文字的角度來討論視覺—正字法加工的。第一個主題包括文字的粗略神經調製、其發展以及其在閱讀障礙中的損傷。第二個主題包括文字的精細神經調製（更為精細細致的不同類型字母串之間的差異）及詞匯熟悉性效應。在這一部分中，我們將在中文的背景下討論這些主題，以此來強調中文對於拚音文字來說的共同點及差異。
fMRI研究已經為揭示閱讀中文及拚音文字表現出的共同點及差異提供了很多證據。兩項功能磁共振研究的元分析文章揭示出中文與拚音文字在整體上相同的閱讀網絡，包括枕顳區下部、顳頂區以及額區（Bolger et al.，2005；Tan et al.，2005）。盡管這些元分析沒有在文字係統之間進行直接的統計比較，但各種文字係統內部的分化模式預示著一些不同：閱讀中文看上去很少激活左半球顳葉區的上部，但會更多激活左側額中區以及右側枕顳區。在本章所關注的視覺—正字法加工這一問題的背景下，與拚音文字相比，中文在枕顳區出現的差異顯得格外有趣。這就引發了一個問題：與拚音文字所誘發的典型的左側化N1相比，我們是否能發現右側化的，至少是雙側化的漢字N1反應。由於漢字的基本形狀、構成及元素數量與拚音文字不同，我們可能會預期漢字的視覺專家化與拚音文字的專家化會有所不同。
已有一些研究探查了漢字的粗略神經調製。研究發現，漢字的N1要強於控製刺激的N1（Wong et al.，2005；Xue et al.，2008；Cao et al.，2011；Lin et al.，2011；Zhao et al.，2012）。但如果用和漢字相同的、帶有一些筆畫元素和筆畫結構的韓文作為控製條件，調製效應就不是很穩定，會更容易受到實驗參數的影響，如刺激呈現時間和字符長度（Xue et al.，2008）。與功能磁共振研究的元分析結果不同，漢字的粗略調製反應也是左側化的（Wong et al.，2005；Cao et al.，2011；Lin et al.，2011；Zhao et al.，2012）。這種與神經成像研究結果的不一致是顯著的，說明fMRI研究中右半球枕顳皮層的額外激活可能反映的是發生在N1成分之後的折返性激活（Dale et al.，2000）。
對漢字的粗略調製不僅在偏側化上與拚音文字是相同的，其在兒童群體中的發展也表現出拚音文字研究所發現的倒U形的時間進程。對漢字的粗略調製效應在小學一年級的兒童身上表現非常強，隨後開始減弱（Cao et al.，2011）。
因此，這些研究結果表明，漢字粗略神經調製的出現、偏側化以及發展與拚音文字是非常相似的。但是，以往的研究中都沒有包括學習拚音文字的被試，沒有直接進行跨語言的比較。所以，不同文字係統的神經調製可能還是可以探測到細微差異的。
對文字的粗略調製被認為是書麵文字與視覺控製刺激之間的對比，對文字的精細調製代表了對書寫係統（字母、部件）組合成更大單元（單詞、漢字）的規則的調製。既然中文與拚音文字在結構上是存在差異的，那麽對漢字的精細調製就不能在與拚音文字相同的條件下進行研究。但是，還有一些條件是可以用來進行對比的。
在拚音文字的研究中，研究者使用真詞、偽詞、輔音字母串及非字符號串作為實驗材料。一項對漢字的研究采用類似的方式，使用真字、偽字、非字及筆畫隨機組合作為ERP實驗材料（Lin et al.，2011）。偽字由位置正確的部件構成，非字由位置不正確的部件構成。研究者采用淺層語言加工任務（顏色探測），發現與非字和筆畫組合的N1相比，真字與偽字的N1更強（Lin et al.，2011）。這一結果與同樣采用淺層語言加工任務，對拚音文字精細調製效應進行的研究的結果是一致的。盡管文字精細調製的任務依賴性並不總是一致的（Compton et al.，1991），但拚音文字的研究也發現了更有規則的字母串的N1反應會更強（Zhao et al.，2014），而在外顯任務中，越不規則的字母串的N1越大（Bentin et al.，1999）。
在拚音文字中，詞匯效應是通過比較真詞與偽詞（可以發音的字母串但不是詞）來研究的。在中文中，創造出等價的偽字是不可能的。由處在正確位置的聲旁和形旁構成的偽字貌似真字，但卻是不能發音的。因此，在中文中探查詞匯效應更具可比性的方法是將高頻字和低頻字進行對比。
一項中文研究在延遲命名任務中操控了漢字的頻率，發現在刺激呈現後的250 ms左右低頻字引發了更大的負波（Liu & Perfetti，2003）。但在這項研究中，中英雙語被試在加工英語時，在相同的時間窗口中表現出相反的頻率效應。這說明詞頻效應在雙語學習者身上的表現是不同的。而且，中文中的詞頻效應在中文被試中可能被限製在N1成分的晚期。一些研究者已經證明了這一點，他們的研究沒有在N1成分的早期發現詞頻效應（Hsu et al.，2011；Zhang et al.，2012）。
既然漢字的聲旁與整字的發音不是完全匹配的（Yang et al.，2009），那麽文字與發音的一致性在中文閱讀中就起著更重要的作用。如此，與發音一致性高的漢字相比，發音一致性低的漢字會引發大腦後部更強的N1負波（Lee et al.，2007）及更強的前部的正波（Lee et al.，2007；Hsu et al.，2011）。這些效應的大體方向與拚音文字中的頻率效應是相同的，但是這些效應並不總能在漢字研究中被探測到（Hsu et al.，2011）。
總之，與拚音文字類似，與文字粗略神經調製相關的效應在漢字中也是非常一致的。其他與更為精細調製有關的效應則由於受到更強的任務要求及加工目標的影響而不是很一致。因此，與拚音文字一樣，任務效應的出現使得研究者很難在漢字研究中去發現非任務依賴的效應，從而很難對正字法加工的兩個模型做出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