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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事既然是由某提出，自然歸某負責到底……大唐錢莊將為朝廷借貸這筆錢。”
李曜這番話說得義正言辭，諸位宰相聽了，也是精神一振，但劉崇望卻遲疑道：“右相若肯慷慨解囊，自是朝廷之福，然則朝廷從大唐錢莊借貸這些工程款項，今後如何償還，還請右相明示。”
李曜心道：“不愧是三司使，一下就問到了點子上。”當即微笑道：“在政言政，在商言商。大唐錢莊借貸給朝廷的工程款項，自然也要朝廷對此有所擔保，朝廷可按照借貸總數，以地稅、商稅或者茶稅、鹽稅之類稅金來作擔保。至於還款時限，這個大可以雙方商議，就某個人推測，即便朝廷要分期五年還款，大唐錢莊應該也是負擔得起的，而且分期五年的話，對朝廷的財政壓力也比較小，不至於影響朝廷運作。”
諸相何曾見過這種好事！聞言都是大喜，唯獨戶部尚書孫偓想起一茬，問道：“既然是借貸，想必總要支付一定的利息，不知右相這大唐錢莊借貸給朝廷的錢，利息卻是幾許？”
自李曜提出的這個計劃之前，朝廷財政從來沒有借貸之說，但民間借貸倒是有律可依。根據《唐律疏議》之《雜律》規定，大唐民間借貸的最高利率不得超過月利六分，也就是每個月利息不超過借貸總額的百分之六。雖然實際上一般民間借貸月利都超過10%，甚至還有20%的高利，但至少“理論上”是違法的。
李曜身為右相，自然不能知法犯法，所以諸相也不擔心他開價太高。然而李曜的話一出口，就嚇了諸相一大跳。不是因為高，而是因為太低！
李曜道：“既是為朝廷借貸，利息自然不能太高，隻消能維持錢莊基本收益，使錢莊不至於虧空，也就是了。我意，取兩分息錢足矣。”
諸相大吃一驚的同時，孫偓立刻問：“如方才右相所言，諸工程共需款項約莫多少？”
李曜道：“約莫一千兩百萬貫到一千四百萬貫之間。”
孫偓想了想，問劉崇望：“劉相公主財務，不知三司與戶部合計能拿出多少用於工程？”
劉崇望道：“不超過四五百萬貫。”
孫偓點點頭，道：“也就是說，朝廷至少需要借貸八百萬貫，而若以八百萬貫本金計算，月利兩分，便是十六萬貫，一年為一百九十二萬貫，以右相所言五年為限，則共計償還利息已然高達九百六十萬貫，超出本金一百六十萬貫，於律不符。”
唐朝《唐律疏議》之《雜律》規定，不論借貸多長時間，利息最多與本金相等，不得超過本金，因此孫偓有此一說。
李曜聞言便笑道：“既然如此，可將利率下降為一分六，如此一年下來，朝廷須償還的利息隻合一百五十三萬六千貫，五年償還利息七百六十八萬貫……諸公以為如何？”
孫偓見李曜談笑間又讓出近兩百萬貫巨利，心中也不禁欽服，暗道：“李正陽之度量，誠然世所罕有。他如今執掌朝政，若是強行以六分利息結算，朝廷也奈何不得，如今減了又減，降了又降，卻為朝廷節省了兩三千萬貫錢，雖也能在其中賺上一筆，卻已是大度之至了。”當下表示再無異議。
劉崇望也覺得按照這樣計算，大唐錢莊這筆生意似乎倒真是特意來為朝廷幫忙來了，也不好多說，拱手表示同意。
他二人一掌戶部，一掌三司，既然都已經同意，其餘人自然沒什麽多話可說，連崔胤也覺得李曜似乎大方得過分了些，再無二話，隻是附和。
他們卻不知道，此時的李曜心中大感滿意。也許因為自己的插手，中國古代就要出現一個“羅斯柴爾德”家族了！
在後世，如果一個從事金融行業的人，從來沒有聽說過“羅斯柴爾德”（Rothschild）這個名字，就如同一個軍人不知道拿破侖，物理係的學生不知道愛因斯坦一樣。這個名字也許對多數中國人來說還很陌生，但它對中國人民乃至世界人民的過去、當時和未來，都有著不可磨滅的影響力。所謂“大道無形”，羅斯柴爾德家族對當時世界的影響力是那般的巨大，而其知名度是如此之低，其隱身能力讓人歎為觀止。
為何？嚴密的家族控製，完全不透明的黑箱操作，像鍾表一般精確的協調，永遠早於市場的信息獲取，徹頭徹尾的冷酷理智，永無止境的金權欲望，和基於這一切之上的對金錢和財富的深刻洞察，以及天才的預見力，使得羅斯柴爾德家族在兩百多年金融、政治和戰爭的殘酷漩渦中所向披靡，建立了一個人類曆史上最為龐大的金融帝國。那時節，羅斯柴爾德家族所構成的銀行體係，是世界上第一個國際銀行集團。
1815年6月，滑鐵盧一戰使內森一舉成為英國政府最大的債權人，從而主導了英國今後的公債發行，英格蘭銀行被內森所控製。英國的公債就是未來政府稅收的憑證，英國人民向政府繳納的各種稅賦的義務變成了羅斯柴爾德銀行向全民變相征稅。英國政府財政支出是靠發行公債來籌集，換句話說，英國政府因為沒有貨幣發行權而必須向私人銀行借錢花，而且要支付8%左右的利息，所有本息都是以金幣結算。當內森手裏攥著具有壓倒優勢的英國公債數量的時候，他實際上就決定著公債的價格，左右著整個英國的貨幣供應量，英國的經濟命脈被緊緊地捏在了羅斯柴爾德家族的手中。
誌得意滿的內森毫不掩飾他征服了大英帝國的驕傲：“我不在乎什麽樣的英格蘭傀儡被放在王位上來統治這個龐大的日不落帝國。誰控製著大英帝國的貨幣供應，誰就控製了大英帝國，而我控製著大英帝國的貨幣供應！”
1694年月27日，英王威廉一世頒發了英格蘭銀行的皇家特許執照，第一個現代銀行就這樣誕生了。
英格蘭銀行的核心理念就是把國王和王室成員的私人債務轉化為國家永久債務，由全民稅收做抵押，由英格蘭銀行來發行用於債務的國家貨幣。這樣一來，國王有錢打仗或享受了，政府有錢做自己愛做的事了，銀行家放出了他們日思夜想的巨額貸款和得到了可觀的利息收入，似乎是一個皆大歡喜的局麵，隻有人民的稅收成了被抵押品。由於有了這樣強大的新的金融工具，英國政府的赤字直線上升，從1670年到1685年，英國政府財政收入是2480萬英鎊，從1685到1700年，政府收入增加了一倍多，達到了5570萬英鎊，但英國政府的從英格蘭銀行的借貸從1685到1700年暴漲了17倍多，從80萬英鎊漲到了1380萬英鎊。
更妙的是，這個設計把國家貨幣的發行和永久國債死鎖在一起。要新增貨幣就必須增加國債，而還清國債就等於摧毀了國家貨幣，市場上將沒有貨幣流通，所以政府也就永遠不可能還清債務，由於要償還利息和經濟發展的需要，必然導致需求更多的貨幣，這些錢還得向銀行借債，所以國債隻會永遠不斷增加，而這些債務的利息收入全部落入銀行家的錢袋，利息的負擔則由人民的稅收來負擔！
如此看來，為了這樣大的一筆巨款，如果有誰膽敢擋了私有化的國家銀行之路，砍掉個把國王的頭，或刺殺若幹個總統的風險，實在是值得冒一下。
有句話說：“當一個政府依賴銀行家的金錢時，他們（銀行家）而不是政府的領導人掌握著局勢，因為給錢的手始終高於拿錢的手。金錢沒有祖國，金融家不知道何為愛國和高尚，他們的唯一目的就是獲利。”
從1818年的10月開始，羅斯柴爾德家族開始以其雄厚的財力做後盾，在歐洲各大城市悄悄吃進法國債券，法國債券漸漸升值。然後，從11月5日開始，突然在歐洲各地同時放量拋售法國債券，造成了市場的極大恐慌。
當眼看著自己的債券價格像自由落體一般滑向深淵，路易十八覺得自己的王冠也要隨之而去了。此時，宮廷裏羅斯柴爾德家族的代理人向國王進言，為什麽不讓富甲天下的羅斯柴爾德銀行試試挽救局麵呢。心神不定的路易十八再也講不起皇家的身份地位了，馬上召見傑姆斯兄弟。愛麗舍宮的氛圍為之一變，被冷落許久的傑姆斯兄弟處處被笑臉和尊敬迎接著。
果然傑姆斯兄弟一出手就製止住了債券的崩潰，他們成了法國上下矚目的中心，在法國軍事戰敗之後，而他們從經濟危機中拯救了法國！讚美和鮮花令傑姆斯兄弟陶醉不已，連他們的衣服款式也成了流行時裝。他們的銀行成了人們競相求貸的地方。由此，羅斯柴爾德家族完全控製了法國金融。
1818年的亞琛會議是討論拿破侖戰爭之後歐洲未來的一次重要會議，來自英、俄、奧、普、法等國代表決定了法國的戰爭賠款和同盟國撤軍等問題。所羅門和他的弟弟卡爾都參加了這次會議。正是在這次會議上，經梅特涅的左右手金斯（Gentz)引薦，所羅門結識了梅特涅，並很快地與梅特涅成為無話不談的密友，一方麵所羅門回腸蕩氣的讚美讓梅特涅極為受用，另一方麵，梅特涅也很想借重羅斯柴爾德家族的財雄勢大，兩人湊在一起一拍既合。所羅門和金斯更是鐵得不分彼此。
在梅特涅和金斯的極力推薦下，加之羅斯柴爾德與威廉王子和丹麥王室密切的商業關係，哈布斯堡高大的圍牆終於被所羅門越過了。王室開始固定和頻繁地向所羅門的銀行貸款和融資，所羅門很快就成了“圈裏人”。1822年，哈布斯堡王室授予羅斯柴爾德四兄弟（內森除外）男爵封號。
在所羅門的大力資助之下，梅特涅開始擴張奧地利的影響力，四處派出軍隊去麻煩地區“保衛和平”，使原本國力日衰的奧地利陷入了更深的債務泥潭，從而更加依賴所羅門的銀箱。1814年到1848年的歐洲被稱為“梅特涅”的時代，而實際上控製著梅特涅的是背後的羅斯柴爾德銀行。
1822年，梅特涅、金斯、所羅門、傑姆斯和卡爾三兄弟參加了重要的維羅訥會議。在會後，羅斯柴爾德銀行得到了利益豐厚的資助，第一條中歐鐵路的項目。奧地利人越來越感受到羅斯柴爾德的影響力，人們開始說“奧地利有一個費迪南（Ferdinand)皇帝和一個所羅門國王。”1843年，所羅門收購了Vítkovice聯合礦業公司和奧地利-匈牙利冶煉公司，這兩家公司都名列當時世界10家最大的重工業公司。到1848年，所羅門已成為奧地利金融和經濟的主宰者。
自從拿破侖從德國撤軍之後，德國由過去300多個鬆散的封建小國合並成30多個較大的國家，並成立了德意誌邦聯。留守法蘭克福的老大阿姆斯洛被任命為德意誌的首屆財政部長，1822年被奧地利皇帝加封為男爵。法蘭克福的羅斯柴爾德銀行成為德國金融的中心。由於阿姆斯洛膝下無子，引為終生憾事，所以對後起之秀傾心扶持眷顧。其中一位深得阿姆斯洛喜愛的年青人就是後來聞名世界現代史的德國鐵血宰相俾斯麥。
老四卡爾是五兄弟中最平庸的一個，擔任家族的主要信使，往來歐洲各地傳遞信息和協助其他兄弟。在幫助五弟在法國1818年國債戰役取得輝煌勝利之後，被執掌家門的三哥內森派往意大利的那不勒斯建立銀行。他在意大利卻發揮了超出其他兄弟預期的水平。卡爾不僅資助了梅特涅派往意大利鎮壓革命的軍隊，而且以出色的政治手腕迫使意大利當地政府承擔了占領軍的費用。他還幫朋友麥迪其策劃並奪回了那不勒斯財政大臣的要職。卡爾逐漸地成為意大利宮廷的財政支柱，影響力遍及意大利半島。他還與梵蒂岡教廷建立了商業往來，當教皇格裏高利十六世見到他時，破例伸出手讓卡爾親吻，而不是慣常地伸出腳來。
毫無疑問，對於銀行家而言，戰爭是天大的喜訊。因為和平時期緩慢折舊的各種昂貴設施和物品會在戰爭中頃刻之間灰飛煙滅，交戰各方會不惜一切代價去取得勝利，到戰爭結束時，政府無論輸贏都將深深地陷入銀行的債務陷阱之中。在英格蘭銀行成立到拿破侖戰爭結束的121年的時間裏（1694-1815），英國有56年處於戰爭之中，剩下的一半時間在準備下一場戰爭。策動和資助戰爭符合銀行家的根本利益，羅斯柴爾德家族也不例外，從法國大革命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幾乎所有的近代戰爭的背後幾乎都閃動著他們的影子。羅斯柴爾德家族是當今主要西方發達國家最大的債權人。在老羅斯柴爾德的夫人去世之前說道：“如果我的兒子們不希望發生戰爭，那就不會有人熱愛戰爭了。”
到十九世紀中葉，英、法、德、奧、意等歐洲主要工業國的貨幣發行大權均落入了羅斯柴爾德家族控製之中，“神聖的君權被神聖的金權所取代”。此時，大西洋彼岸美麗繁榮富庶的美利堅大陸早已落入了他們的視野。
林肯總統曾說：“我有兩個主要的敵人：我麵前的南方軍隊，還有在我後麵的金融機構。在這兩者之中，後者才是最大的威脅。我看見未來的一場令我顫抖的危機正在向我們靠近，讓我對我們的國家的安危顫栗不已。金錢的力量將繼續統治並傷害著人民，直到財富最終積聚到少數人手裏，我們的共和國將會被摧毀。我現在對這個國家安危的焦慮勝過以往任何時候，甚至是在戰爭之中也是如此。”。
如果說中國的曆史是圍繞著政治權力鬥爭而展開，不理解帝王心術就無法洞察中國曆史的精髓。那麽西方曆史則是沿著金錢角逐而進化的，不明了金錢的機謀就不能把握西方曆史的脈絡。
美國是曆史上一個非常獨特的國家，她迅猛的崛起和廣泛的影響力在人類曆史上都是絕無僅有的。美國的成長曆程充滿了國際勢力的幹預和陰謀，其中，尤以國際金融勢力對美國的滲透和顛覆最令人驚心動魄，而卻最不為人所知。
民主製度的設計和建立幾乎是全神貫注地防範封建專製勢力的威脅，並在這方麵取得了可觀的成效，但是，民主製度本身對金錢權力這一新生的、致命的病毒，卻沒有可靠的免疫力。
新生的民主製度對於國際銀行家通過控製貨幣發行權，來控製整個國家這一戰略主攻方向的判斷和防禦出現了重大漏洞。“金錢超級特殊利益集團”與美國民選政府在南北戰爭前後的一百多年的時間裏，雙方在美國私有中央銀行係統的建立這一金融製高點上進行了反複的殊死搏鬥，前後共有7位美國總統因此被行刺，多位國會議員喪命。美國曆史學家指出，美國總統的傷亡率比美軍二戰期間，諾曼底登陸的一線部隊的平均傷亡率還要高!
“一個偉大的工業國家被信用係統牢牢地控製著。這個信用係統高度地集中。這個國家的發展和我們所有的（經濟）活動完全掌握在少數人手中。我們已經淪為最糟糕地統治之下，一種世界上最完全最徹底的控製。政府不再有自由的意見，不再擁有司法定罪權，不再是那個多數選民選擇的政府，而是在極少數擁有支配權的人意見和強迫之下（運作）的政府。
這個國家的很多工商業人士都畏懼著某種東西。他們知道這種看不見的權力是如此的有組織、如此的悄然無形、如此的無孔不入、如此的互鎖在一起、如此的徹底和全麵，以至於他們不敢公開去譴責這種權力。”
十九世紀末以來，國際銀行家對金錢的認識再一次實現重大飛躍。原有的英格蘭銀行模式，即以國債作為抵押來發行貨幣，通過兩者的死鎖，實現政府舉債，銀行發行貨幣。確保債務規模越來越大，從而保證了銀行家不斷增長的巨額收益，在金本位體係之下，銀行家堅決反對通貨膨脹，因為任何貨幣貶值都直接傷害了銀行家的利息實際收入。
這種思路還是比較原始的放貸吃利息的辦法，主要的缺點就是財富積累得太慢，即使是用上部分準備金製度，仍然不足以滿足銀行家們日漸膨脹的胃口。特別是黃金和白銀增加緩慢，這就等於給銀行放貸總量設了一個上限。
因為曾是大型國企的中高層管理者，李曜知道，早在二十世紀之交的歐洲，銀行家們已經摸索出一套更為高效也更為複雜的法定貨幣體製。法定貨幣徹底擺脫了黃金和白銀對貸款總量的剛性製約，讓貨幣控製更加彈性，也更加隱秘。當銀行家逐漸明白通過無限製增加貨幣供應來獲得的收益遠比通貨膨脹帶來的貸款利息損失要大得多時，他們隨即成為法定貨幣最熱烈的擁護者。通過急劇增發貨幣，銀行家們等於掠奪整個國家儲蓄者的巨額財富，而比起原來銀行強製拍賣別人財產的方式，通貨膨脹要“文明”得多，所遇到人民的抵抗也要小得多，甚至難以為人察覺。
至於李曜本人，雖然暫時並未打算用紙幣去“坑害”大唐人民，但他確實考慮過對其主要對手——譬如朱溫——進行一定程度的經濟手段打擊，因此他才堅持要拿到紙幣的發行權。也就是說，他根本沒有考慮過像大唐朝廷這樣拿飛錢的發行賺錢，這種獲利方式對他來說太低級太原始，他所知道的金融手段，比這種賺錢方法高妙一百倍、一千倍、一萬倍！
想想看後世的情形，那時候，在銀行家的資助之下，通貨膨脹的經濟學探討逐漸被引導到純數學遊戲的軌道上，由於增發紙幣所導致的通脹的概念已經在現代完全被價格上漲的通脹理論所淹沒。
這時，銀行家們手中發財致富的手段中除了原有的“部分儲備金”製度，貨幣與國債死鎖之外，又增加了一個更為強大的工具：貨幣通脹。從此，銀行家實現了從黃金的衛道士到黃金的死敵這一戲劇性的轉變。
凱恩斯就通貨膨脹的評價可謂一針見血：“用這個辦法，政府可以秘密地和難以察覺地沒收人民的財富，一百萬人中也很難有一個人能夠發現這種偷竊行為。”準確地說在美國使用這個辦法是純私有的美聯儲，而不是聯邦政府。
大唐錢莊，就是李曜心目中的另一個“美聯儲”，一個在大唐出現的、由私人完全控股、充當國家中央銀行的超級金融機構。
這其中或許會略有差異，也或者說，是李曜剛剛踏上這條路不久，一些布局也才將將起步，並未完成。因為目前的大唐錢莊，股東並不明確。按照股本來看，大唐錢莊的原始資本十分雄厚，而這雄厚的資本，並非都是李曜的個人財產，這裏頭占據大頭的，是河中軍械監與河東軍械監。
然而中國曆來是一個權力至上的社會，而不是金錢至上的社會，因此李曜作為河東四麵總攬後勤諸事調度大行台尚書左仆射，實際行使著整個大行台的控製權，兼之又是河中節度使，讓他可以輕易的調動兩大軍械監的巨額資本，作為大唐錢莊的原始資本或者說“注冊資金”。至於什麽時候讓這筆錢成為他個人名下的財產，他當然有著從不提起的遠景規劃。
至於大唐錢莊與美聯儲的組成差異，自然主要是在股份製的問題上。不論錢是怎麽來的，至少實際情況就是：大唐錢莊如今是李曜一個人說了算，而美聯儲顯然不是。
1914年5月19日向貨幣審計署報備的文件上，記錄著美聯儲股份發行總數為203053股，其中：洛克菲勒和庫恩雷波公司所控製下的紐約城市國家銀行，即花旗銀行前身，擁有最多的股份，持有30000股；JP摩根的第一國家銀行擁有15000股；當這兩家公司在1955年合並成花旗銀行後，它擁有美聯儲紐約銀行近四分之一的股份。換言之，它實際上決定著美聯儲主席的候選人，美國總統的任命隻是一枚橡皮圖章而已，而國會聽證會更像一場走過場的表演。
而另外，保羅·沃伯格的紐約國家商業銀行擁有21000股；羅斯柴爾德家族擔任董事的漢諾威銀行擁有10200股；大通銀行擁有6000股；漢華銀行擁有6000股；這六家銀行共持有40%的美聯儲紐約銀行股份，到1983年，他們總共擁有53%的股份。經過調整後，他們的持股比例是：花旗銀行15%，大通曼哈頓14%，摩根信托9%，漢諾威製造7%，漢華銀行8%。
美聯儲紐約銀行注冊資本金為一億四千三百萬美元，上述這些銀行究竟是否支付了這筆錢仍然是個謎。有些曆史學家認為他們隻付了一半現金，另一些曆史學家則認為他們根本沒出任何現金，而僅僅是用支票支付，而在他們自己所擁有的美聯儲的賬戶上隻是幾個數字的變動而已。美聯儲的運作其實就是“以紙張做抵押發行紙張”。難怪有的曆史學家譏諷聯邦儲備銀行係統既不是“聯邦”，又沒有“儲備”，也不是銀行。
眾所周知，誰能壟斷某種商品的供應，誰就能實現超級利潤。而貨幣其實本質就是一種人人都需要的商品，那麽如果誰能壟斷一國的貨幣發行，顯然誰就擁有無法限量的賺取超級利潤的手段。這就是數百年來，為什麽國際銀行家要絞盡腦汁、處心積慮、無所不用其極地謀取壟斷一國的貨幣發行權的原因。
李曜也是如此，他在取得長安——實際上也就是朝廷——的控製權之後，第一件事就是改革。其中儒學思想的改革是精神方麵，而已大唐錢莊為代表的改革則是經濟方麵。
擁有朝廷正統，李曜就可以開始推行金、銀幣，這將為“錢荒”的大唐經濟提供充足的流通貨幣。而當大唐錢莊控製了貨幣的發行，並得到朝廷稅收作為擔保，確保能夠隨時自由兌換之後，大唐錢莊便實際成為了“中央銀行”。至於如何讓接下來的金幣、銀幣甚至紙幣獲得市場認可，其實簡單之極：除銅錢外，朝廷同樣接受紙幣納稅。
由於得到中書門下諸相的一致認可，八項改革措施全部通過，而關於錢幣發行以及大唐錢莊的事宜，也將奏請皇帝禦批。
在隴西郡王李曜出任朝廷右相之後的第一次“內閣會議”，以皆大歡喜而告終。然而在許多年後，史官的記載卻是：“此聖宗變法之宗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