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4章 困長春(2)
鄭洞國為了穩定軍心，曾花大力氣采購了150萬公斤軍糧，長春市政府也買了50萬公斤大豆。所以軍隊先還有些糧食吃，後來就隻能把馬料與糧食摻和吃，最後連六十軍的軍人也不能吃飽了。外邊的接濟隻有空投。據當時美聯社的專家估計，每天要40架飛機的空投才能勉強夠得上城中的需要。可是當時國民黨政府所安排的民航班機一天最多隻能來四次，空軍的飛機也不多，一般是一天九次。可是，或是由於天氣不好不能來，或是由於我軍有高炮進行對空射擊而不敢來，再加之由於原來駐長春的空軍與新七軍發生過摩擦，空軍不願賣命，所以空投時都在高空以極不負責的態度進行，往往把糧食投到了城外解放軍陣地上。據不完全統計，單是大米我軍就得到了3000袋以上，我軍開會的臨時會場全都是用敵人的降落傘做的。到了9月份，國民黨東北“剿總”竟稱“機油兩缺”，連象征性的空投也無法維持了。據國民黨軍隊自己的統計，在整個長春圍困期間，長春守軍得到的空投糧食總數不過300噸，平均到每個軍人頭上也隻有6斤，是名副其實的杯水車薪。在這種情況下，長春城裏的糧食必然一天比一天少。在春天時，長春城內的高粱米賣幾元錢一斤，到7月時就賣到3650萬元（當時的1萬元約合今天人民幣1元）一斤。當時有人做了一個計算，每斤高粱米約有3萬粒，故而每一粒高粱米要值1200元。到了最困難時，無糧可賣，偶爾有屯糧發財者，竟然賣到一億元一斤。一捆青草也要一捆鈔票換，一個金手鐲隻換一個小饅頭。那些空投下來的一萬元一張的鈔票根本沒有任何用處。
最困苦的當然是老百姓。長春市政府在1948年4月份做了一次調查統計，認為城中的所有糧食隻能吃到7月。7月以後，不說百姓，就是軍隊也無法保證。駐在城中的六十軍和新七軍6個師的師長聯名發電報給蔣介石，認為如此死守長春不是辦法，或者撤出，或者派大軍前來援助，解決圍困局麵。蔣介石的回電仍要長春守軍堅持守，在電報中說什麽“我對你們及部下士兵如兄弟子侄一般，我沒有一刻忘記你們的艱困。但是如不準備好，赴援部隊會在途中被殲的。希望你們艱苦卓絕，支持到底”。對於糧食問題，蔣介石則出了一個十分惡毒的主意，就是叫鄭洞國“殺民養兵”。其具體辦法就是讓長春市政府出麵，強行將所有老百姓家中的糧食全部收歸公有，不許市場上有任何糧食交易，然後由政府進行計口授糧，按人分配。很明顯，這一辦法就是把老百姓的糧食全部搜刮起來供軍用。
鄭洞國把這一難題交給了長春市長尚傳道。尚傳道一看蔣介石發來的電報，表示堅決不能幹這事。尚說：“在目前情況下，我不能保證市屬人員不貪汙和勒索。辦的結果，一定騷擾不堪。”更重要的是，“所謂盡收物資糧食，計口授糧，不管收不收，橫豎隻能吃到七月底，八月以後，就無糧可授了啊”！怎麽辦？蔣介石的方案總得有一個辦法來執行。想來想去，最後由第一兵團司令部和吉林省政府共同製定和發布了一個《戰時長春糧食管製暫行辦法草案》，其要點是：所有人家的糧食隻能留自家所吃糧食到9月底，多餘的必須一半賣作軍糧，一半在市場上出售；由街道各保組織糧食管製委員會對上述情況進行檢查實施；所有買賣糧食均必須按照政府所議定的價格，不準抬價；若有違反者從嚴懲治，直至處以極刑。上述辦法事實上並未有多少效果，剛開始還有一點糧食出售，沒有不賣高價的；當沒有糧食出售時，上述辦法更是等於零。到了7月，城中根本就已無糧可售了。
這裏還有一個一般人所難以想到的問題，在當時城內已無什麽商業流通可言，“買賣”這一概念嚴格來說已經變形或者說事實上已經不可能存在。因為當時所謂買賣實際上就隻是想方設法買糧，在糧價已由幾元一斤變為一億元一斤的時候，原來的紙幣已經失去了任何作用。鄭洞國無奈，就在城中由國民黨中央銀行長春分行發行一種“本票”，票額從起初的幾十萬一張一直漲到幾百億一張，最高時的糧價是本票三億元。誰能有這種本票呢？老百姓當然沒有，隻有發行本票的軍隊和政府才有。所以這段時間在長春城內實際上是軍隊和政府用他們自己印刷發行的一張紙去掠奪老百姓，而一些手握實權者甚至在這時大發橫財。據長春市長尚傳道的回憶：
由於濫發大額本票，長春的物價比關內的國民黨統治區高十、百倍以至千倍。長春的國民黨軍政頭目紛紛向北平、上海、長沙、昆明等地成百億、成千億地匯出款項。這百億、千億的錢在長春隻值幾斤或幾十斤高粱米，而匯到內地就可換成幾十兩、幾百兩黃金。因此，他們利用長春人民的血和淚大發橫財。據我所知，新七軍三個師囤存的糧食，可以維持過冬。
六十軍則比較困難，十月間已瀕臨最後關頭，但也沒有聽說有餓死士兵的事。至於文官簡任以上、武官團長以上的官員，在白骨累累之上，每天還是過著大米白麵、魚肉葷腥、飽食終日的糜爛生活。
當無法買糧時，首先是軍隊開始搶糧。凡是見到普通百姓人家家中有糧就搶，甚至於見到家中冒煙就去搶，弄得窮苦人家有一點糧也不敢舉炊。這時，國民黨空軍對城中的投糧一天最多也隻有9架次，城中各軍隊之間為搶到空投糧食而相互鬥毆的情況天天發生，有的部隊是每天都用大鍋把水燒開，一搶到空投糧食就倒進鍋裏，以防別的軍隊來搶走。沒糧食吃的老百姓就開始吃各種代用品，最先是吃酒坊中的酒糟，然後吃草根、樹皮、樹葉，以至見到地上的樹葉也會發生爭搶。在長春城中，一捆鈔票隻能換到一捆青草，一個大餅可以換來一個大姑娘。除了無糧，還有一個大問題是沒有燃料，先是拆房、挖棺材，以後把柏油馬路上的瀝青都挖來做燃料。在這種情況下，因饑餓而死者逐漸出現，逐漸增多，乃至出現了賣人肉的事件發生。
當長春城中的饑餓日益嚴重時的7月下旬，鄭洞國接到蔣介石的命令，仍然要他堅守長春，同時要他從8月1日開始疏散人口，也就是驅民出城，用僅有的糧食來供應軍隊。在分明知道我東野大軍早已把長春團團圍住、不能自由出入的情況下，這種辦法就是隻要長春不要長春人，就是把饑民往我軍的槍口之下趕。這是蔣介石在進一步“殺民養兵”。
為了執行蔣介石的命令，緩和城中生活的困難，鄭洞國命令部下采取各種辦法將居民驅逐出城。為了達到這一目的，國民黨軍政人員采取了種種手段。第一是用武力驅趕。凡是家無存糧者、無職業者、所謂違法亂紀者、獄中囚犯、乞丐、傷殘、無身份者，都用武力趕出。甚至還訂有指標，一個警察要趕走8人，一個保長要趕走3家，連原來國民黨政府的公職人員都要以教員的身份趕出城去。第二是煽動，說“共產黨是為你們窮人的，你們快出去找共產黨吧”！第三是造謠。一會說“七一是共產黨的生日，解放軍放卡子三天，可以隨便出城”；一會又說“八一是毛澤東的生日，大赦三天”。凡是出卡的一律搜身，任何食物也得被搜走。而且，凡是出卡子的就一律不準再進。就這樣讓大量饑民擁出長春，起先我們的哨兵仍然不準他們出城，而且我軍已經在包圍圈四周設定的線上修築了鐵絲網，挖了壕溝。可是這些饑民出城時就被守城的國民黨軍隊將身份證予以沒收，而且是以武力堅決阻止再回城中。
這樣一來，就在兩軍之間的“真空地帶”滯留了大量出不來進不去的長春饑民。在8月份，我圍城部隊曾經放出一些，三天之中就有兩萬多饑民出了封鎖線。但是數量愈來愈多，到9月間已高達數萬。
四、圍城部隊救饑民
我軍采取的“久困長圍”辦法，在不長的時間中已經取得了不小的成效，使長春守軍處於十分困難的境地，糧食不繼、人心動搖、矛盾加劇，再加上我軍強大的政治攻勢，據不完全統計，從6月25日至9月底，就有1.35萬人出城投誠，其中新七軍3700人、六十軍3800人、土雜部隊6200人，在投誠者中有的是一個班一個班地集體投誠。在長春的國民黨軍隊中流行著一些順口溜，當兵的說：“豆餅麵子是好飯，提心吊膽把崗站，心一橫來牙一咬，去投八路見晴天。”當官的說：“中央軍官有三怕：一怕光發本票不發糧，二怕戰場遭黑槍，三怕當兵的不打仗，成隊成幫去投降。”
但是，長春守軍驅趕饑民出城的這一招，我圍城部隊事先是未曾預料到的。當發現了這一嚴重問題時，圍城部隊立即上報了東北局，東北局也立即責成軍民聯合鬥爭委員會采取緊急措施，既要保證圍城的成功，又要救助饑民。8月14日，軍民聯合鬥爭委員會發出了《關於處理長春外圍難民的決定》，並成立了以一兵團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唐天際為主任的“難民處理委員會”，長春附近的九台、伊通、雙陽等縣的縣長全都參加。由這個委員會負責組織了興隆、淨月、長南等三個辦事處，進行饑民的收容救治工作。正如前述，在8月份時就已收容了兩萬多人。不過這時我圍城部隊並未放開哨卡，隻是少量收容，饑民還不能自由出城。
9月間，出城的人數大增，“真空地帶”滯留的饑民愈來愈多，而且有一些人死亡。我軍在長春城外負責對敵工作的楊濱發現了這一問題的嚴重性後，立即給圍城指揮所寫了報告，報告很快轉到了東野總部領導手中。東野總部一方麵將這一情況向中央報告，一方麵迅速采取措施，在中央指示還未下達之時，東野總部領導於9月11日電令圍城指揮所：
從即日起，阻於市內市外之長春難民，即應開始放行，凡願出來者，一律準其通過。因長春民食早已用盡，如不放出，將使市民大批餓死。望你們依此作出計劃，分批地但又是盡早地開放，做到於十天內放完。對出城之難民，應發動地方黨及軍隊力量，盡一切可能組織救濟，宣傳慰問，對老弱走路無力者幫助人力及馬車的輸送。第一步應就附近各縣分批疏散安置，發動群眾救濟，使其出城後不再死去，或者少死，借以挽回影響，取得民心。混在難民中的特務，應予以清查扣留；敵方官兵一律收容，送吉林解放團訓練。中學二年以上學生、技術人員、專家等應努力爭取來我區服務。以上開放難民出城，不是對長春敵人解圍，圍困敵人的工作，仍需繼續，不得鬆懈。關於防止敵人利用秋收出城搶糧，應組織軍民及時搶割搶收等，即照兵團指揮部的計劃加緊進行，將執行情況望隨時電告。
這是我軍發揚人道主義精神，為了進一步瓦解敵人而采取的一項重要行動。長春前線的圍城指揮所立即遵照東總的指示采取了一係列措施，將饑民全部放出並給予安置。為了保證放出城的饑民都能得到安置，這種放行未敢無限製地敞開，而是每個哨卡一天放出2000人左右，將其安置在臨時趕建的幾十個收容所中。為了防止饑民在饑餓衰弱的情況下一下子吃得太多而使腸胃出毛病，收容所頭兩天先給饑民吃稀飯以後逐漸改吃正常食物。這項工作是以流水作業的方法進行的，收容所中的饑民送到可以生活的農村去之後，又接納下一批饑民，一直到長春解放為止。當時隻是在收容所中就發放了4000噸糧食、250公斤鹽，方才把從“真空地帶”放出的饑民從死亡的邊緣拉了回來。在一個多月中，總共安置長春的出城饑民20萬人左右。
在長春城中，由於蔣介石命令鄭洞國必須死守，鄭洞國明知守不下去卻也不得已而為之。在“殺民養兵”的指導思想之下，在“隻要長春城，不要長春人”的殘酷驅趕下，10萬軍隊活下來了（為了對付我軍的進攻，鄭洞國直到長春城破時都還控製了一大批軍糧，以備在最後關頭時讓軍隊作戰。所以，城中的軍人有不少餓得發病、水腫，但沒有餓死的。在所有當時守城的國民黨軍政人員的有關記述中，一致承認當時沒餓死過一個軍人），大批的老百姓卻餓死了。當時的長春市長尚傳道在他的回憶錄中有一節的標題是《殺民養兵政策的結果》，文中說：當時所見是“餓殍載道，白骨累累”，“屍橫遍野，呻吟之聲不絕，儼似人間地獄”，“到10月19日長春解放為止，根據人民政府進城後確實統計，由於國民黨’殺民‘政策餓病而死的長春市民共達12萬人。人民政府進城以後，在卡哨內外地區掩埋屍體約8萬具（按：尚傳道回憶的上述兩個數字可能不很準確，我軍在長春解放以後的一份報告中說是1.3萬多具）。卡哨以內居民，幾乎每家都有親人死亡，這是亙古少有的對人民的浩劫。”鄭洞國在晚年回憶一生時說：當時長春的“悲慘情景，目不忍睹，長春市變成了陰森森的世界”。正因為如此，“多少年來，每每追憶起長春圍城時的慘狀，我都不免心驚肉跳，尤其對長春人民當時所遭受的巨大災難和犧牲，更感到萬分痛苦和歉疚，此生此世我都將愧對長春的父老百姓”。
五、突圍的夢不再想
在長春這座“死城”之中，困著的是10萬血氣方剛的軍人。雖然他們自知前途渺茫，但不能不為可能尋找到的出路而做最後的努力。這其中，有還寄希望於蔣軍可能到來的救援，有打算拚死突圍的，有聽天安命而隨大流的，也有若幹開始考慮與蔣家王朝分手而棄暗投明的。10萬大軍在我圍城數月的軍事壓力和政治攻勢之下，必然會出現矛盾，出現分裂。這種情況發展的最終結果，是六十軍軍長曾澤生率領全軍起義。
蔣介石和衛立煌對長春這10萬守軍，原來還有過派軍隊援救的打算。當北寧線打響之後，連頭等重要的錦州都保不了，也就完全無法顧及長春，雖然表麵上仍然在不斷地給長春的高級將領稱兄道弟的來電來信，表示“大軍即將前赴解圍”之類，但事實上是根本無力解圍，隻得多次命令長春守軍冒險突圍，自尋生路。蔣介石並不是不知道突圍已沒有成功的可能，但是一旦突圍失敗可以把責任歸集為突圍者指揮不當、作戰不力，讓當事者承擔罪名。鄭洞國心中當然也明白這一點。但是為了逃生，舍突圍別無他路，他也就打算拚死突圍。10月初，他知道我北滿主力已經南下北寧線作戰，於是就命令新七軍做了一次試探性進攻，目標是大房身機場，想先奪回機場，恢複對外的空中交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