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國內外對創造性生物的研究，主要是圍繞著創造性的認知神經科學，這個領域非常重要，應該繼續深入研究，但是還須擴大研究範圍。在此我們提出三點展望，以求教國內外的同人。
一、繼續深入開展創造性神經基礎的研究
進入21世紀以來，世界各國相繼製訂了本國的腦科學計劃，中國腦計劃製訂為15年計劃（2016—2030年）。科技部、教育部、中國科學院、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聯合印發的《“十三五”國家基礎研究專項規劃》將“腦科學與類腦研究”放在“十三五”期間我國將組織實施的重大科技項目的首位；而且，腦科學與類腦研究重大科技項目將圍繞腦與認知、腦機智能和腦的健康3個核心問題展開。因此，創造性神經基礎的研究正處於曆史最好的科研環境下。
目前，雖然關於“高創造性者到底有著怎麽樣的腦結構和功能特征，具備什麽樣的腦結構功能特征的個體具有高創造性”這個雙向性問題，學術界迄今還沒有得到明確、清晰、一致的結論。但無論是對愛因斯坦的個案研究還是大量對正常成人的研究，也確實發現高創造性個體或是個體進行高創造性思維時，其腦結構或功能特征不同於低創造性個體或是個體進行低創造性思維時。綜合文獻和我們的研究，能得到的比較籠統的結論是“創造性思維與前額執行控製係統和默認網絡有關”；但事實上，我們可以看到，即使是默認網絡，不同的研究得到的與創造性相關的腦區也不盡相同，如有的研究發現與內側前額葉相關（如Ellamil，Dobson，& Beeman，et al.，2012[121]；Liu，Erkkinen，& Healey，et al.，2015[122]；Takeuchi，Taki，& Nouch，et al.，2017[123]），有的研究發現與楔前葉相關（如Takeuchi，Taki，& Hashizume，et al.，2011[124]；Jauk，Neubauer，& Dunst，et al.，2015[125]；Zhu，Chen，& Xia，et al.，2017[126]）。創造性思維似乎不嚴重地依賴於任何一個單一心理過程或是腦區，也不是特定地如單個研究發現的那樣與右半球、散焦的注意、低喚醒度或是alpha同步有關。這有可能與數據積累相對較少且各研究間太大的異質性有關。近幾年來，雖然創造性神經基礎的研究有了極大的進展，但研究內容太分散。在研究理念上，有把創造性作為一個整體來考慮的，也有把創造性相關的認知成分分離出來考慮的。在反映創造性或是創造性思維的內容選擇上，有反映領域一般性創造性的，如經典的TTCT測試；也有反映領域特殊性創造性的，如音樂創作等。而代表神經特征的指標的多樣性也是實驗結果難以凝練的重要原因之一。例如，有的研究考察腦功能連接的差異性，有的研究考察灰質或是白質結構的差異性等。整體上，可以認為創造性神經基礎的研究還處於數據積累期，還需要更多的實證研究。特別是當前積累的數據絕大多數源於成人大學生，而30歲以後或是18歲以前個體的數據幾乎是空白，今後的研究要特別注意這些年齡段數據的積累。
另一個層麵，基礎研究不是為研究而研究，認識腦是為了更好地開發腦和保護腦。探索創造性和腦之間的關係也是如此。雖然這一領域的數據量還是非常有限，還不能得到頂層結論，但有限的研究結果依然為我們在實踐中提升個體的創造性提供了極好的啟示。如前所述，各類幹預或是訓練方法誘發的個體創造性的提升均伴隨著腦活動和功能甚至結構上的變化，這提示個體創造性的可塑性不僅僅外顯地反映於行為指標上，還可以發生在其生物學基礎的腦結構層麵；為外因誘發的創造性行為改變的可持續性提供了物質基礎。研究發現諸如即時的情節細節誘導（Madore，Addis，& Schacter，2015[127]；Madore，Jing，& Schactet，2016[128]）、原型啟發等（如朱丹，羅俊龍，朱海雪，等，2011）[129]均可提升學生的創造性。而扮演遊戲（Russ，2016）[130]、體育活動（Ben-Soussan，Glicksohn，& Goldstein，et al.，2013[131]；Oppezzo & Schwartz，2014[132]；Simon & Bock，2016[133]）等不僅可以提升個體創造性思維還能促進身體健康，更值得在中小學階段提倡推廣。有的研究還發現操縱課堂教學環境也能有效提升學生創造性思維。他們發現，相比於無綠植無外景的課室，多綠植且可以透過大窗口看見自然風光的課室能有效提高學生視覺空間創造性，但對言語創造性的影響無差異（Studentea，Seppala，& Sadowska，2016）[134]。國內胡衛平團隊（Jia，Hu，& Cai，et al.，2017）[135]的研究則直接為我們提供了提升學生創造性的教學模式，他們發現“講授+探究式”教學方式更利於創造性問題的解決。現在的問題是研究成果如何及時地轉化為教學實踐。
最後，如貝爾（J.Baer，2016）[136]認為的那樣，我們有必要指出，走向創造性思維和創造性行為的技能、知識、態度、動機和人格特質並不是憑空存在和發展的。它們與內容、領域緊密聯係，特別是隨著領域的變化而變化。我們對創造性了解得越多，越發現創造性是領域特異性的。我們不能離開內容來談創造性的培養和教育。不同的領域要求不同的創造性相關技能、知識、態度、動機和人格，不同領域的創造性其提升方法也不相同。貝蒂等（R.E.Beaty，2014）[137]曾考察了解決經典頓悟問題和真實世界創造性成就間的相關關係，結論是：沒有證據表明頓悟問題解決和創造性行為與成就間有相關關係。他們認為：如果我們想讓學生學習微積分、世界史和生物學，我們假設沒有某些通用的學習有助於學生學習這三門課程。我們明白這是三個不同的領域，各自需要不同的領域特異性的指導和學習，幾乎沒有理由期望它們之間有很多的遷移。許多的創造性訓練被發現是浪費時間。因此，在現實的教育教學中融入創造性培養方案時，我們必須注意領域特異性。目前，這部分的基礎研究還相當貧乏，需要更多的數據積累。
二、從認知神經科學走向情緒神經科學展開多維度的研究
情緒影響創造性認知過程的神經機製，也是未來應加強加深研究的一個方麵。
情緒與創造性之間的關係是創造性領域的熱點研究問題，胡衛平教授所領導的陝西師範大學“現代教學技術”教育部重點實驗室（下邊簡稱為實驗室）采用行為與認知神經科學技術相結合的方法，分別從個體的創造性行為表現、情緒與創造性認知活動特有的生理機製、情緒效價以及情緒動機對創造性活動的影響作用等多個方麵展開了研究，並取得了豐富的研究成果。
（一）情緒對創造性活動影響的行為學研究
情緒對個體創造性活動的影響作用首先體現在個體的創造性行為上，因此，實驗室首先從行為層麵展開了相關研究。研究選用較為成熟的創造性科學問題提出能力測驗作為創造性任務，並對不同情緒狀態下個體的績效水平進行了評估。研究結果顯示：積極情緒相比負性、中性情緒顯著提升了個體在創造性問題的流暢性、靈活性維度上的表現。而在消極情緒下，恐懼（而非憤怒）會阻礙開放性問題的提出。這一發現提示，在青少年的創造性培養中，教師應注重孩子的情緒、情感狀態，避免消極情緒的發生（Chen，Hu，& Plucker，2016）[138]。
（二）情緒加工的生理機製
實驗室對“高焦慮者引導性認知重評異常的時程動態機製”這一課題進行了研究，采用腦電技術，證實了高焦慮者認知重評的異常可能導致其體驗到普遍較高水平的負性情緒。不僅如此，研究團隊進一步比較認知重評的兩種子成分在情緒調節的不同階段的時程動態特征。結果表明，分離重評與積極重評在效價、喚醒度及神經反應上具有不同的調節效應，並強調了這兩種重評策略在情緒調節不同加工過程上的分離。這為後期探究高焦慮者的認知重評異常到底反映在分離重評還是積極重評上奠定了基礎（Qi，Li，& Tang，et al.，2017）[139]。
（三）創造性認知加工活動的生理機製
研究團隊首次提出借助認知神經科學技術，以創造性認知加工的初級過程和次級過程為線索，采用新穎性判斷、遠距離聯想、頓悟字謎任務等改進的實驗範式，通過時空二維腦機製參數，重點測查創造性相關腦區激活的時間進程與空間模式，揭示情緒影響創造性認知活動的大腦動態加工過程。現有研究結果表明：人腦對創造性新穎信息的加工過程更為複雜，圖像新穎性屬性的識別並未與早期知覺活動同時展開，其主要發生在涉及圖像特征融合、圖像記憶編碼等多項認知活動參與的晚期加工階段；個體對新穎性圖像的加工存在半球右側化效應（Wang，Duan，& Qi，et al.，2017）[140]；文字創造性新穎性信息的加工則會引發出明顯的N400效應，並涉及個體對衝突信息的二次語義整合以及對文字材料的理解與評價活動的參加。
（四）情緒效價對創造性認知加工活動的影響作用
來自行為與事件相關電位的研究結果共同表明，情緒對個體的創造性新穎信息加工活動發揮著顯著的影響作用。具體表現為，消極情緒不利於個體對創造性新穎信息的加工，其作用方式體現在新穎信息加工過程的各個階段（王博韜，2017）[141]。為進一步確定消極情緒狀態與個體創造性活動之間的關係，實驗室進一步對個體的消極情緒狀態進行了區分，並采用fNIRS技術探究其認知神經機製。來自憤怒與創造性認知活動的關係研究結果表明：憤怒情緒對創造性認知過程的影響在不同階段存在差異，具體表現為憤怒情緒在整個創造性認知過程中均降低了適宜性，但是對新穎性的影響卻因階段的不同而存在差異。具體表現為，憤怒情緒在觀點產生階段提高了新穎性，但在觀點評價階段，憤怒情緒與平靜情緒下的新穎性無顯著性差異（石婷婷，2017）[142]。同時，來自焦慮與創造性認知過程的研究結果表明：狀態焦慮對創造性認知過程的影響在行為結果上都表現為促進新穎性，抑製適宜性。但新穎性更多地與產生階段有關，而適宜性更多地與評價階段有關，因此，研究結果表明，狀態焦慮能夠部分地促進創造性觀點的產生，但對創造性評價卻發揮著抑製作用（劉冰潔，2017）[143]。
（五）情緒動機對創造性認知活動的影響作用
實驗室還在區分情緒效價的基礎上，從情緒的動機維度入手，按照高動機趨近情緒、低動機趨近情緒、高動機回避情緒和低動機回避情緒四種情緒條件，對不同動機水平的情緒狀態與個體創造性活動之間的關係進行了考察。采用遠距離聯想測驗的研究結果發現：低動機情緒可以促進遠距離聯想問題的解決，與高動機情緒相比，低動機情緒能夠拓展個體在語義網絡中的注意廣度，使遠距離聯想問題更容易被解決（許施陽，2016）[144]。 同時，采用創造性頓悟任務的研究表明：高動機強度的情緒阻礙了頓悟問題解決，減緩了緊組塊破解的反應速度且降低了其正確率；低動機強度的情緒促進了頓悟問題解決，加快了緊組塊破解的反應速度且提高了其正確率；高、低動機強度情緒狀態對鬆組塊破解任務並無顯著影響（韓蒙，2016）[145]。
從胡衛平教授領導的實驗室較長期積累的研究結果可以看出，情緒與個體的創造性活動之間存在著複雜而密切的關係，情緒對創造性認知活動的影響作用受到多種變量的中介與調節。未來研究將對現有研究結果進行進一步的梳理與整合，力爭早日構建出情緒與創造性之間的作用關係模型，為我國創造性人才的培養提供可靠的依據。
三、開展創造性的遺傳基礎——基因研究
在創造性生物學基礎的研究中，近十年來，創造性的遺傳基礎——基因研究進入了創造性心理學的視線，我們團隊從事基因研究的專家朱皕教授為我提供了與創造性相關的基因研究材料，以饗讀者，也作為我們對創造性的生物學基礎研究的一個展望。
（一）創造性基因研究的國外最新進展綜述
最早的創造性遺傳研究多為家族譜係研究（例如，高爾頓1869年出版的專著《遺傳天才》）或雙生子研究[例如，采用同卵和異卵雙生子考察創造性是否存在遺傳因素（Bouchard，Lykken，& Tellegen，et al.，1993[146]；Reznikofftff，Domino，& Bridges，et al.，1973[147]]。隨著基因分析技術的快速發展，近幾十年來國內外研究者采用候選基因分析（根據以往生理或藥物研究基礎，挑選一個或幾個基因的位點）或采用全基因組關聯分析（采用人類基因組中數百萬個基因位點為分子遺傳標記），考察具體哪些基因與創造性具有關聯。
1.創造性思維相關的基因
近十年來，許多研究者采用候選基因的方式考察了多巴胺和五羥色胺基因與創造性思維的關係。2006年，德國研究者羅伊特（Reuter）等人，率先采用候選基因分析方法，在92名歐洲健康個體中，考察多巴胺基因和五羥色胺基因與圖片創造性、言語創造性、數字創造性的關聯（Reuter，Roth，& Holve，et al.，2006）[148]。該研究發現，多巴胺DRD2基因和五羥色胺TPH1基因與總體創造性具有關聯，這些基因可以解釋9%的創造性個體差異，而且該結果不受個體智力的影響。2011年，雅典研究者羅科（Runco）和美國研究者諾貝爾（Noble）等人重複並擴展了該項研究（Runco，Noble，& Reiter-Palmon，et al.，2011）[149]。他們采用147名美國白人大學生為被試，發現言語思維流暢性與多巴胺DAT、DRD4、COMT、DRD2基因有關，而圖片思維流暢性與多巴胺COMT、DRD4基因和五羥色胺TPH1基因有關；言語發散性思維與多巴胺DAT、DRD4基因、DRD2基因有關，而圖片發散性思維與多巴胺DAT、DRD4基因有關，但是在控製個體的思維流暢性水平之後，發散性思維與基因之間的關聯消失；思維靈活性隻與多巴胺DAT基因有關。由於該研究隻發現了與思維流暢性相關基因，而沒有找到與思維原創性相關的基因，所以研究者們認為未來研究需要進一步探索創造性的遺傳基礎。墨菲（Murphy）等人對這篇2011年的研究數據進行了重新分析，發現多巴胺基因之間的交互作用對創造性的影響（Murphy，Runco，& Acar，et al.，2013）[150]。許多研究者采用托蘭斯創造性測驗考察了基因與創造性思維的關係。例如，俄羅斯研究者在2009年，利用62個白種人大學生樣本，發現了五羥色胺5HTTLPR基因與圖片和言語創造性的關聯（Volf，Kulikov，& Bort sov，2009）[151]；以色列研究者2013年利用185個健康白種人樣本，發現多巴胺DRD4基因與發散性思維有關（Mayseless，Uzefovsky，& Shalev，et al.，2013）[152]；2016年，美國研究者利用100名健康白種人樣本，發現多巴胺COMT和DAT基因及其交互作用與創造性思維的關聯（Zabelina，Colzato，& Beeman，et al.，2016）[153]。
2.創造性人格相關的基因
以往與創造性相關的人格研究表明，創造性與三維人格量表測查的尋求新穎維度以及與大五人格量表的開放性維度有關（Li，Li，& Huang，et al.，2015[154]；Mayseless，Uzefovsky，& Shalev，et al.，2013[155]）。近二十年來，很多研究表明多巴胺DRD4基因與三維人格量表測查的尋求新穎水平有關，研究者也對其進行了元分析（Schinka，Letsch，& Crawford，2002）[156]。最近幾年，隨著大規模全基因組與人格關聯研究的增長，全球五十多個研究單位的研究者綜合多個基因數據庫，采用元分析方法考察大五人格量表所測得的人格維度與全基因的關聯結果（Trampush，Yang，& Yu，et al.，2017）[157]。該研究采用3萬多名健康歐洲後裔人群為樣本，以全基因關聯數據庫，發現開放性人格特質與認知能力之間有共同點基因遺傳關聯。
3.音樂、美術等特殊創造性天才的基因研究
研究者采用雙生子和分子遺傳分析方法考察了音樂、美術等特殊創造性天才的遺傳力和相關基因。首先，荷蘭研究者采用1 600多對青少年雙生子的研究表明，音樂、美術等特殊天才的遺傳力在0.50到0.93之間（Vinkhuyzen，Van der Sluis，& Posthuma，et al.，2009）[158]。其次，芬蘭研究者對200多個家庭成員的全基因連鎖分析發現，音樂才能與四號染色體基因有關。在候選基因研究中，以色列研究者發現**PR1A基因和SLC6A4基因與創造性舞蹈能力有關（Bachner-Melman，Dina，& Zohar，et al.，2005）[159]；芬蘭研究者利用300名家庭成員為樣本，發現**PR1A基因與音樂能力有關（Ukkola-Vuoti，Oikkonen，& Onkamo，et al.，2011[160]；Ukkola，Onkamo，& Raijas，et al.，2009[161]）。近期，芬蘭研究者還采用全基因組拷貝數變異分析方法利用有親緣關係和無親緣關係個體為樣本，考察了與音樂能力和創造性相關的基因和拷貝數變異（Ukkola-Vuoti，Kanduri，& Oikkonen，et al.，2013）[162]。
4.全基因關聯研究表明：創造性與精神疾病有共同的遺傳基礎
曆史上許多高創造性人才（例如，畫家梵·高、數學家納什、作家海明威等人）都患有精神疾病，但是以往研究無法說明高創造性與精神疾病的關聯是源於先天遺傳還是後天環境（Keller & Visscher，2015）[163]。鮑爾（R.A.Power，2015）等人利用全基因關聯分析方法，在歐洲上萬人群的樣本中發現：如果一個人患神經分裂症或雙向情感障礙的風險越高，那麽這個人從事藝術工作的可能性越大，該研究於2015年在《自然神經科學》（Nature Neuroscience）期刊上發表（Power，Steinberg，& Bjornsdottir，et al.，2015）[164]。
（二）我國有關創造性基因研究的進展
近年來，我國學者，包括我們團隊的張景煥教授等人也積極投入有關創造性基因研究，並有所進展。
1.中國人群創造性思維相關的基因
我國研究者近年來采用候選基因分析的方式考察了創造性思維相關多的基因。2010年，中科院心理所研究者以108名6～14歲中國兒童為樣本，采用托蘭斯創造性測驗，考察了COMT基因與創造性的關聯，但發現該基因隻與想象力有關，與其他創造性思維指標無關（Lu & Shi，2010）[165]。2015年，北京大學研究者以753名14～19歲健康中國高中學生為樣本，也發現了COMT基因與頓悟問題解決的關聯（Jiang，Shang，& Su，2015）[166]。
2014年至今，山東師範大學的研究者以500多名漢族大學生為樣本，考察了多巴胺DRD2和COMT基因及其交互作用、五羥色胺TPH基因與言語和圖片創造性思維、頓悟問題解決、創造潛力的關聯（Zhang & Zhang，2016[167]，2017[168]）。例如，該研究團隊采用圖片和言語發散性思維測驗，發現了創造潛力與DRD2基因的關聯（Zhang，Zhang，& Zhang，2014）[169]，與COMT基因及其與DRD2基因之間交互作用的關聯（Zhang，Zhang & Zhang，2014）[170]，與TPH基因的關聯；采用經典頓悟問題解決任務（Zhang & Zhang，2017）[171]，發現了空間頓悟問題解決與DRD2基因的關聯。
2.中國人群創造性人格相關的基因
我國研究者采用問卷量表的方式考察了創造性人格特質與基因關係。例如，河南科技大學研究者采用威廉姆斯創造性傾向量表，以800多名中國大學生為樣本，發現腦源性神經營養因子BDNF基因與大學生創造性人格特質（好奇性）有關（李舍，曹國昌，張培哲，等，2012）[172]。該研究團隊還以700多名中國大學生為樣本，發現了X染色體上的單胺氧化酶A基因（MAOA）與大學生想象力的關聯（韓海軍，李舍，杜坤朋，等，2015）[173]。
3.中國人群基因環境交互作用對創造性的影響
近期，山東師範大學的研究者開始探討多巴胺和五羥色胺基因與家庭環境交互作用對創造性的影響（張景煥，張木子，張舜，等，2015）[174]。研究者提出從以下三個方麵探討創造性的遺傳與觀景因素。第一，創造性相關的基因和神經遞質相關基因對創造性個體差異的解釋力。第二，家庭環境與基因型交互作用對創造性的影響。第三，創造性思維與人格遺傳環境因素的異同。例如，山東師範大學的研究者以兩百多名中國漢族大學生為樣本，發現多巴胺DRD2基因與創造性問題提出能力的獨創性和靈活性有關，並且DRD2基因與父母教養方式的交互作用對創造性問題提出有顯著影響（原鵬莉，2016）[175]。
4.中國人群創造性“基因—腦—環境—創造性行為”研究展望
隨著神經影像遺傳學研究方法和技術的快速發展，研究者可以基於以往認知神經科學和遺傳學的發現，從腦結構、（靜息態和任務下的）腦功能、大腦兩個半球的偏側化模式角度，利用不同類型人群（兒童、一般成人、特殊被試），考察與創造性相關的基因與環境因素，研究其交互作用，並從個體差異角度研究基因、環境、大腦與創造性思維和人格的關係。近期，我國研究者呼籲在“基因—腦—環境—行為”框架下，開展有關創造性與精神疾病關係的大數據交叉整合研究以及發展性研究，探索遺傳與環境對我國不同年齡個體的創造性行為及其腦機製的影響（李亞丹，黃暉，楊文靜，等，2016）[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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