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我們團隊孫漢銀教授的分析，20世紀七八十年代以來，隨著研究的深入，以托蘭斯、阿瑪貝爾（T.M.Amabile）、斯騰伯格、奇克森特米哈伊（M.Csikszenmihalyi）、加德納（H.Gardner）等人為代表，研究者們對創造性的態度越來越開放、觀點更加多元，研究的視野開始從僅僅關注個體（認知和人格）或社會環境轉向同時關注個體及其所處的社會環境，注重對創造性進行多學科、多視野的研究。

一、托蘭斯對創造性思維的測驗和教學研究

托蘭斯是吉爾福特的學生，也是科學創造性研究的奠基人之一，他以普通人為研究對象，運用心理測量學的方法對創造性的個體差異進行了持續幾十年的研究。他既重視創造性的描述研究，也開展了創造性的幹預研究；既進行橫斷研究，也開展了多項追蹤研究；既重視創造性的認知因素，也強調非認知因素對於創造性的貢獻；既強調人類的理性對於創造性的作用，也重視非理性因素對於創造性的價值。他認為，創造性主要是發散思維的功能，形成於、表現於問題解決過程之中。

托蘭斯在吉爾福特的基礎上，將創造性思維測驗進行標準化，編製了影響深遠的托蘭斯創造性思維測驗（Torrance tests of creative thinking，TTCT），並成為當今世界上使用最為廣泛的創造性測驗之一。這一標準化工具的廣泛使用，不僅使創造性的研究具有可重複性和可比較性，而且加深了人們對創造性的認識，以至於在廣大中小學教師心目中，甚至在心理和教育學的研究領域，很多人都將發散思維測驗等同於創造性思維測驗。

教育是托蘭斯的研究背景，更是他的研究目的。他主張，既要加強發散思維能力的培養，也要加強批判性思維能力的培養；既要加強校內的創造性培養，也要加強校外教育。他在“教學孵化模型”（the incubation model of learning and teaching）（Torrance，1979）（Torrance & Safter，1990）[43]中主張，課堂中要讓學生深度卷入真實問題的解決過程中，將學科內容與創造性思維技能的教學融為一體，並給予學生深入思考問題和交流想法的時間。他於1974年發起並創立“未來問題解決國際項目”（future problem solving program international，FPSPI），旨在培養全球青少年的批判性和創造性思維能力，至今已有25 000多名各國學生參與過這個項目。

二、阿瑪貝爾對創造性成分的研究

阿瑪貝爾以普通人為研究對象，側重於組織環境對創造性的影響，通過實驗室研究和實證調查對創造性進行了幾十年的研究。她認為，創造性是在特定的社會環境下，通過創造性相關技能、領域相關技能、內部動機的交互作用而產生的，能令人信服地被評估為創造性結果的過程。這一觀點，被稱為創造性成分理論（the componential theory of creativity）（Amabile，1983）[44]，並認為個體的創造性水平取決於創造性相關技能、領域相關技能、內部動機和社會環境4個基本成分的發展水平及其動態相互作用。

阿瑪貝爾認為，創造性相關技能是在一切活動領域中都會起作用的認知風格和啟發式思維方法等，領域相關技能是在特定領域內發揮作用的基礎知識和基本技能，內部動機則是僅在某種特定工作中發揮作用的個體態度或興趣等。因此，創造性具有可塑性和領域特異性、可幹預性的特征。當然，創造性不僅取決於個體相應的能力，還需要有社會環境的強力支持，而社會環境則是通過動機間接對創造性產生影響。內部動機有助於創造性，外部壓力中的信息性因素與內在動機一樣對創造性具有促進作用，而控製性因素則有損創造性，會限製個體的創造性發揮和發展。她所倡導的“同感評估技術”“內部動機對於創造性的影響”等都是今天創造性研究的熱點。

三、奇克森特米哈伊對創造性係統的研究

奇克森特米哈伊以傑出人物為研究對象，側重於社會大環境對創造性的影響，通過訪談法和實驗法對創造性進行了幾十年連續不斷的研究。他認為，創造性發生於個體、領域及學門的交互作用過程中，並提出了創造性係統理論（a system per-spective of creativity）（csikszentmihalyi，1988）[45]。正所謂“千裏馬常有，伯樂不常有”，社會環境提供的刺激與對創造性產品的選擇壓力，是個體創造性產品的產生、選擇與保留最重要的因素。高創造性者往往具有“複合性人格”（complexity），善於根據實際情況而在人格特質的兩極之間進行適時轉換，以滿足當下情境的需求。當個體處於心流（flow）狀態時，具有極大的滿足感和幸福感，最容易超越極限、獲得創造性，並且樂此不疲。由此，他將創造性、主觀幸福感、心流等聯係在一起，成為當代積極心理學和創造性研究領域中最重要的概念。

四、斯騰伯格對創造性投資的研究

斯騰伯格以普通人為研究對象，在智力研究的基礎上，主要運用元分析方法，重點關注個體資源的動態組合方式。他認為，創造性是個體利用其智力、知識、思維風格、人格、動機、環境等心理資源，對觀念進行“低買高賣”的投資活動。它類似於資本市場的投資行為，隻不過它是在觀念世界裏進行投資而已。這一觀點，稱為創造性投資理論（investment theory of creativity）（Sternberg & Lubart，1991）[46]。

斯騰伯格認為，不隨波逐流、敢於和願意進行“買高賣低”，是高創造者的重要品質之一。其中，綜合智力是創造性思維的關鍵，主要體現在重新定義問題和在頓悟過程中提出新的想法；實踐智力的主要作用是向社會“推銷”自己的主意、產品或處理反饋信息。動機的作用取決於它以何種方式影響個體對任務的注意，如果動機能使個體專注於任務本身，就有利於創造性的發揮；反之，若分散了個體對任務的注意力，就會對創造性產生負麵影響。他的觀點不僅為內在動機的作用提供了依據，也從認知過程的角度解釋了內在動機之所以優於外在動機的原因。

客觀地說，斯騰伯格通過使用大量隱喻，以通俗易懂的語言來解釋複雜的創造性機製，雖然鼓舞了一般公眾的創造精神，但也由此產生了種種缺憾。創造性投資理論盡管具有一定的解釋性，但也隻是對股票市場投資行為“準則”的合理概括，並沒有對優秀投資者究竟是如何操作的做出具體的解釋。盡管從理論上離析出創造性的六種成分，並指出隻有各種成分協同出現（co-occurrence）時才能產生創造性，但對於各種成分之間的匯聚方式以及相互作用的機製，他並沒有做深入、細致的探討。

五、加德納對創造性互動的研究

加德納在其多元智力理論的基礎上，對傑出人物進行小樣本的個案研究，凸顯了以個體為起點的社會互動。他認為，盡管個體可能在多個領域中表現出創造性，但創造性是針對某個具體領域而言的，因而具有領域特殊性。創造性過程是一種係統的進化過程，是個體、他人和工作三者之間互動的結果，他稱為創造性互動（interactive perspective）。加德納認為，孩童時代，影響創造性的他人主要為家庭成員及同伴；當成為一位專家之後，影響創造性的他人主要為競爭對手、評斷者和同行中的支持者。不過，他與斯騰伯格一樣，都是以研究智力而著稱，對創造性的專門研究很少，他們的許多創造性觀點僅僅是其智力觀點的自然延伸。

[1] 辭海編輯委員會：《辭海》，4365頁，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99。

[2] （美）R.J.斯騰伯格：《創造力手冊》，施建農，等譯，北京，北京理工大學出版社，2005。

[3] 王保星：《外國教育史》，13頁，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

[4] 王保星：《外國教育史》，13頁，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

[5] 恩格斯：《自然辯證法》，7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6] 達爾文：《人類的由來及選擇》，153頁，葉篤莊，楊習之譯，北京，科學出版社，1982。

[7] Galton，F.，Hereditary genius：An inquiry into its laws and consequences，London，Julian Friedman Publisher，1978，pp.48-49.

[8] Galton，F.，Hereditary genius：An inquiry into its laws and consequences，London，Julian Friedman Publisher，1978，p.83.

[9] Galton，F.，Hereditary genius：An inquiry into its laws and consequences，London，Julian Friedman Publisher，1978.

[10] Arthur，R.J.& Gopinathan，S.，Straight Talk about Mental Tests，New York，The free PR，1981，pp.74-127.

[11] Baldwin，A.L.，Theories of Child Development（2ed），New York，John Wiley & Sons Inc，1980.

[12] 杜·舒爾茨：《現代心理學史》，323～324頁，沈德燦，譯，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2。

[13] 我國的心理學工作者傾向以1913年為分界線。見高覺敷主編：《西方近代心理學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14]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論》，高覺敷，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30。

[15] 高覺敷：《西方近代心理學史》，384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16] 弗洛伊德：《圖騰與禁忌》，楊庸一，譯，北京，中國民間文藝出版社，1986。

[17] 車文博：《弗洛伊德主義原著選輯》，437頁，沈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88。

[18] 王啟康：《弗洛伊德的社會文化理論》，見車文博《弗洛伊德主義評論》，目錄3頁，長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2。

[19] 弗洛伊德：《弗洛伊德自傳》，見車文博《弗洛伊德主義原著選輯》，36頁，沈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88。

[20] 弗洛伊德：《自我與本我》，見車文博《弗洛伊德主義原著選輯》，400頁，沈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88。

[21] 弗洛伊德：《弗洛伊德論創造力與無意識》，42頁，孫愷詳，譯，北京，中國展望出版社，1987。

[22] 王啟康：《弗洛伊德的社會文化理論》，見車文博《弗洛伊德主義論評》，464頁，長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2。

[23] 弗洛伊德：《作家與白日夢》，見車文博《弗洛伊德主義原著選輯》，197～198頁，沈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88。

[24] 弗洛伊德：《自我與本我》，見車文博《弗洛伊德主義原著選輯》，199頁，沈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88。

[25] 車文博：《弗洛伊德主義原著選輯》，200頁，沈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88。

[26] 車文博：《弗洛伊德主義原著選輯》，197頁，沈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88。

[27] 波林：《實驗心理學史》，677頁，高覺敷，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1。

[28] 韋特海默：《創造性思維》，林宗基，譯，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1987。

[29] 勒溫：《形勢心理學原理》，高覺敷，譯，南京，正中書局，1944。

[30] 韋特海默：《創造性思維》，214～215頁，林宗基，譯，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1987。

[31] 韋特海默：《創造性思維》，11頁，林宗基，譯，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1987。

[32] 韋特海默：《創造性思維》，231～232頁，林宗基，譯，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1987。

[33] 韋特海默：《創造性思維》，189頁，林宗基，譯，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1987。

[34] 吉爾福特：《創造性才能——它們的性質、用途與培養》，施良方，沈劍平，唐曉傑，譯，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

[35] 吉爾福特：《創造性才能——它們的性質、用途與培養》，10頁，施良方，沈劍平，唐曉傑，譯，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

[36] 吉爾福特：《創造性才能——它們的性質、用途與培養》，11頁，施良方，沈劍平，唐曉傑，譯，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

[37] 吉爾福特：《創造性才能——它們的性質、用途與培養》，7頁，施良方，沈劍平，唐曉傑，譯，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

[38] 吉爾福特：《創造性才能——它們的性質、用途與培養》，110頁，施良方，沈劍平，唐曉傑，譯，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

[39] 吉爾福特：《創造性才能——它們的性質、用途與培養》，69頁，施良方，沈劍平，唐曉傑，譯，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

[40] 吉爾福特：《創造性才能——它們的性質、用途與培養》，125～126頁，施良方，沈劍平，唐曉傑，譯，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

[41] 吉爾福特：《創造性才能——它們的性質、用途與培養》，127頁，施良方，沈劍平，唐曉傑，譯，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

[42] 孫漢銀：《創造性心理學》，24頁，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6。

[43] Torrance，E.P.& Safter H.T.，The incubation model of teaching：Getting aha！，Buffalo，NY，Bearly Limited，1990.

[44] Amabile，T.M.，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creativity：A componential conceptualization，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1983，45（2），pp.357-376.

[45] Csikszentmihalyi，M.，“Society，culture，person：A systems view of creativity”，In R.J.Sternberg（Ed.），The nature of creativit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8.

[46] Sternberg，R.J.& Lubart T.I.，An investment theory of creativity and its development，Human Development，1991，34（1），pp.1-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