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咱們也進去。”理查德站不住了,趁著人多,拽著學生康納斯往小廳裏鑽。
能吸引上百人現場去聽的報告,一次會議也不會有幾場出現。許多被分配了大會議廳的知名學生,到了演講的時候,卻也不一定能吸引到上百人。
上百人,在這樣的場合,可不是一個小數字。
別看就是一個幾百人的國際會議,它的覆蓋麵比字麵上的人數大百倍千倍都不止,而且,那些最引人矚目的報告,往往會出現意料之外的轟動。
科學界說大不大,說小不小,就生物領域來說,全球專注於此的科研人員超過百萬,光是各大製藥公司,各級高校以及非盈利的政府間研究機構,就能填上這個數字,若是再算上生物專業的博士生等等,這個數字還能翻倍。
但是,真正稱得上科研專家,又在一線做科研的專業人士,其實是不多的。
而這些人,才是決定科研界走向的一群人。
比如製藥公司,世界排名前幾十位的製藥公司都有數量過千的專職研究員,但要是細細深究的話,工廠裏管技術質量的專職研究員在做科研嗎?狹義上講,其實沒有。辦公室裏負責科技情報的博士生算是科研人員嗎?其實已經脫離一線,不再有產出了。
甚至在實驗室裏,研究員和研究員也是不一樣的,有的研究員的工作,就是研究別的公司的藥品,有的研究員的工作,是比較本公司的藥品,還有的研究員的工作,是聽從某些研究員的命令打下手……最終,真正意義上在做研究的研究員,一個公司可能就幾個團隊,百人左右的規模,再把不算人頭的實驗狗去掉,也就是三五十人。
這三五十人中間,做決定的通常就是幾個人,而這幾個人,往往就是最終決定了一家百億級製藥公司的研發走向的人。
同樣的,一所幾百人的生物研究所,把管檔案的,負責後勤的,坐辦公室的,脫產搞管理的,走關係混日子的人去掉,能稱得上專業人士的,也就是100人左右。而這些人裏麵,再把精力不濟的,經驗不夠的人去掉,能剩下三五十人都算是好的。再細分一下,把那些沒能力申請經費的,有能力申請經費但因為種種原因申請不到的人去掉,一個上百人的科研所,當年認真做研究的,也就是二三十人。
要想研究出一點的東西的生物研究所,不管願意不願意,就得靠這二三十人。
當然,他們要是不想研究東西,隻是下絆子的話,倒是不用剩下的幾百人齊齊出馬,派出幾個人也就夠了。
中國的科研機構臃腫不堪,歐美的科研機構也不會有多麽的精簡。
實在是因為科研的淘汰率實在太高了。
大多數人不是不想做,而是做不下去了。
現實的嚴苛要求使得真正能夠從事科研的人,必須達到天時地利人和的程度。首先你得願意做科研,其次你有做科研的智力水平,第三,你得有做科研的知識儲備。
當然,大部分的職業亦是類似的,隻是科研工作的要求更高,更難達到。
小時候願意做科學家的孩子很多,事實證明,如果這些孩子有相應的智力水平,繼續夢想的幾率其實是很大的。所謂的科學家,身家豐厚受人尊重,工作自由,成就感爆棚……但很可惜,隻有每一個階段都證明了自己是智商優勝者的孩子,才能繼續這條路。
大部分的孩子小學期間就做不到數學90分,中學期間做不到物理90分,大學期間做不到學有餘力,這和科研其實就沒什麽關係了。
實際上,考得上名牌大學的本科生,想做科研的,十之*也是不能如願的。
因為在名牌大學後麵,還有名牌碩士,名牌博士,名牌科研狗的路子要走。
隻堅持到名牌本科的研究員,能進入相關領域的大公司,做一些應用方麵的工作就算不錯了;堅持到名牌博士的研究員,大概能進入相關領域的研究機構,做一些應用工作。但最終,往往隻有那些經過名牌實驗室熏陶的實驗狗,在蛻變成人以後,才具有在科技前沿做創新的基礎。
這個過程聽起來漫長,對普通人來說,或許確實如此,可實際上,大部分的科研精英的人生道路其實是很順暢的。比如80年代的神級生物學家沃森,1947年從芝加哥大學畢業,時年19歲,3年後就拿到了博士學位,比正常人快了一倍都不止,而他1953年就與克裏克完成了dna雙螺旋結構的學說,並且發表在了《自然》上。
換言之,沃森同學19歲就已經大學畢業了,而在別的同學大學畢業的年紀,沃森同學已經博士畢業,去做實驗狗了。而在25歲,也就是一般人碩士畢業的年紀,沃森同學已經將論文發表在了《自然》雜誌上,隻等著頒發諾貝爾獎了。
可以想見,當同齡人為高考sat***的時候,沃森同學肯定是不慌不忙的,當大學同學為讀研還是工作躊躇不定時,沃森同學都不用考慮這種事,而當同事在實驗室裏拚命工作的時候,沃森同學實際上是戰勝了倫敦國王學院的威爾金斯實驗室,富蘭克林實驗室,以及加州理工學院的鮑林實驗室,才最終摘取了諾貝爾獎桂冠。更準確的說,沃森同學其實也沒有真正成神,因為他並未完全戰勝威爾金斯,而是與威爾金斯,以及自己的合作夥伴克裏克共享了諾貝爾獎。
在諾貝爾獎以下的普通科研世界裏,理查德的科研之路也是蠻順利的。大學以前的經曆自不必說,他甚至沒有遇到過競爭者,進入大學以後,理查德依舊是校園中的佼佼者,最終進入全球排名前10的加州大學任教,證明了理查德是生物科學界最頂尖的一撮人。
但是,在教授的位置上,理查德遇到了強烈的挑戰。
作為實驗室的負責人,理查德的對手不再是同齡人,也不再是同學同事,更不會僅僅是一個實驗室內的幾條實驗狗。理查德的對手,是全球各大高校,各大公司,各個研究機構的實驗室。
而這些實驗室,是不會滿足於一篇小論文,一點小創新,一些個小機靈的。
就像是50年代的卡文迪什實驗室,威爾金斯實驗室,富蘭克林實驗室和鮑林實驗室同時將目標瞄準dna結構一樣。每個時代的一流實驗室,乃至頂級實驗室,都盯著那些科技前沿的重量級熱點。
然而,有深度,有價值,有影響力的重量級熱點,永遠就隻有那麽些,它們就那樣擺在桌子上,等著研究者去破譯。
坐鎮世界一流實驗室的結果,就是永遠的競爭,競爭和競爭。
理查德還不敢和頂級實驗室競爭,可即使如此,理查德還是經常麵對失敗。
在一些競爭中,理查德是勝利者,但在另一些競爭中,理查德卻是失敗者。
理查德不是不能忍受失敗,隻是敗給楊銳,一名第三世界大學的大一學生,理查德實在是難以承受。
不僅是他不能承受,加州大學和投資人也不能承受。
“我們站後麵一點。”理查德躲在陰影處,大腦飛快的轉動著,手裏的鉛筆,似乎隨時準備記錄下楊銳演講中的紕漏。
楊銳的論文也許是嚴謹而自洽的,但在接下來的問答環節,理查德不相信楊銳還能如此的嚴謹而自洽。
論文是可以寫了再改,斟酌再三的,問答階段的回答,就要全靠個人積累了。
別的不說,光是楊銳的年紀,就足夠理查德鄙視了。
台上的楊銳也確實有一些緊張。
報告會從來都是風險與機遇並存的。
所謂的機遇,就是一次成名的機會,尤其是這種有上百人參加的報告會,很容易讓一名地區性的專家,變成世界性的專家,而在業內,這就意味著來自哈佛劍橋之類的名校的邀約,或者是各種國際組織中的職位,若是專業相關的話,一些聯合國乃至洲際組織的臨時聘用,更會讓一名研究員獲得豐富而廣泛的研究資金。
然而,讚揚的背後,也可能是批評與冷漠。
不是每次的報告會都有好的結果,如果被同行詰問的無法回答,一名專業的研究員就可能變成專門的笑話,進而失去科研資金的來源,甚至丟掉已經獲得的職位也是很有可能的。
某些時候,正確但太過超前的言論,依然會得到毫不留情的嘲笑,而這些,正是楊銳最擔心的。
當然,最多的結果還是冷漠。世界每天都在進步,而能影響世界的科學技術,卻不是想有就有的,有時候出現了,也不一定會被發現。
全球每天都有各種各樣的國際會議在舉行,最終能引起話題性和轟動性的,也就是那麽幾個而已。
像是今天的“國際醫學與生物大會”,同時有四五個報告會在舉行,平均兩小時一波,一天就要舉行二十場以上,能被人記住的少之又少。
大部分坐不滿人的報告會,也就是隨便刷刷臉罷了,根本談不上讚揚或者批評。
楊銳的開局不錯,但是,望著下麵攢動的人頭,楊銳還是不由自主的緊張了。
這些可都是真正的業內人士,少說也是唐集中教授的水平,黃茂這種未來的大牛,在牛角沒有長出來之前,都要用“來訪”的名義進門,楊銳以前的底子並不十分出色,如今腦袋似乎好用了一些,他又有先知先覺的優勢,按說是不遜色於同齡人的,但也不敢藐視天下人。
在觀眾眼中,楊銳的表情是再正常不過了。
剛才幫了忙的查加夫就笑嗬嗬的道:“不用著急,也別當是報告會,就像是朋友聊天好了。再者說,時間還沒到,說不定還有關心你的研究的學者正在過來,我們等一下好了。”
楊銳有點不好意思的點點頭,道:“抱歉,讓大家在這麽擁擠的環境中等待……”
“這不怪你,要怪就怪組委會,你的論文都已經交上去了,結果有這麽多人感興趣,組委會卻隻給安排了50人的小廳,這是他們的判斷力太差,水平不夠。”查加夫惡狠狠的評價。
也是因為查加夫的原因,多名組委會成員都來到了這裏,當麵聽著查加夫的評價,一個個的表情都不好看。
其他研究員被挑起了不爽,一個接一個的罵起了組委會。
組委會的委員臉色又青又白的,卻是一句話都不敢多說。他們隻是“國際醫學與生物大會”選出來的常委,凡是注冊會員,都是決定了他們去留的票倉,沒有哪個委員敢得罪會員們的。
畢竟,學者們可以參加國際醫學與生物大會,也可以參加化學與生物大會,而組委會的委員職務,卻不是那麽好得到的。
作為導火索的那名美國人就倒了黴,眼看著一邊倒的評論傾向越來越不好,組委會的主席匆匆趕來,首先第一件事,就是將之開掉,卻是連之前的等待雲雲都不說了。
緊接著,主席又宣布道:“我們已經把主會場給騰了出來,請大家移步主會場聽報告,那裏有200多個位置,足夠使用了。”
這下子,主席終於得到了掌聲。
楊銳也在道謝以後,跟著出了小會議廳,前往主會場。
這裏是一間階梯似的會議廳,原本隻安排了主題演講和少數幾位知名教授的重要報告,分給楊銳,完全是意料之外的。
黃茂立刻跑去借了照相機,給楊銳前前後後拍了多張照片。
在主會議廳演講,可是國際會議中最高端的刷臉方案了。
在信息單一的中國,這就相當於歌唱家在維也納金色大廳獻唱,明星在戛納走紅毯一樣。
隻要別人不知道你在蹭,格調蹭蹭的就上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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