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長很快就趕來了中國,來到了桂城,他之所以來得這麽快,也是因為在日本國內,他的公司情況越來越不好了,他投資的房地產和股票價格持續下跌,看不到上漲的跡象,他的公司賺取的利潤基本上都填窟窿了。
而現在日本國內經濟不景氣,他們的訂單也在大幅減少,他們也就越來越依賴來自中國的訂單。
如果是以前他們情況好的時候,紅星機械廠的這種訂單根本算不上什麽,不需要他親自處理,可是現在,這樣的訂單對他們來說已經算是大單子了,為了這個單子,他也不得不親自趕來中國處理了。
社長還是很清楚公司現在的境地的,他知道,現在跟紅星機械廠方麵強硬對抗的話,他們占不到什麽便宜,最後鬧僵了,隻能把錢退給紅星機械廠,把設備運回日本的話,那是他們不能承受的,紅星機械廠前期付的款子已經被他們用完了,根本付不出來,更別說運回日本的運費也是一筆不小的開支了。
要是真惹惱了紅星廠方麵,他們把這次的行賄醜聞對日本媒體捅出來,那些無孔不入的記者絕對會像蒼蠅一樣圍上來,到那時候,就是他們的死期到了,這個公司是有著百年曆史的,是社長從他的父親手裏傳承下來的企業,社長不能讓它毀在自己的手裏。
於是,社長擺出低姿態,和副社長一起再次拜訪了龔景天,這一次,紅星廠方麵接待他們的還是龔景天和耿成剛兩個人。
社長首先命令副社長向龔景天道歉,因為他第一次拜訪龔景天時的無禮態度。
俗話說,伸手不打笑麵人,龔景天自然也接受了伊藤副社長的道歉,這一次的洽談也就有了一個比較良好的氛圍。
接下來,就進入正題了,社長詢問紅星廠方麵為什麽不履行合同了,龔景天自然說是張國慶因為受賄才簽下的這份合同,合同總價太過離譜,他們實在無法承受。
龔景天還向社長透露了一些信息,紅星已經是個資不抵債的企業,隨時可能破產,現在工人工資都是靠貸款來維持,急需用錢,所以希望日方把前期紅星廠支付的那筆錢還回來,再盡快把這批設備運走。
社長暗暗心驚,他問龔景天有沒有其它方法來解決這個問題。
龔景天說張國慶已經被檢察院帶走,就是因為合同的事情,因此合同繼續履行是不可能的,除非他也想被檢察院帶走,但是也不是沒有其它解決問題的方法,那就是重新商討合同,簽訂一份對雙方來說都很合理的合同,這樣,他能夠向上級交待,日本方麵也有合理的利潤,這樣誰都不虧。
龔景天的話等於是堵死了其它任何可能性,隻給出了兩條路讓日方企業走,這兩條路都不是他們願意走的。
社長說需要時間考慮一下,龔景天表示理解,社長和副社長商量良久,最終隻能決定重新商討合同細節,誰讓他們已經把設備都運到紅星廠了呢?這是把刀把子遞到別人手上了啊!
龔景天欣然同意,於是,雙方正式進入了談判階段,這一次,紅星廠的新領導班子都參加了談判。
第一天的談判進行得很不順利,日方對中方提出的價值一千五百萬人民幣的合同總價反應激烈,認為這個價格太離譜了,已經低於他們的成本價了,中方笑嘻嘻的表示,這是中國人的習慣,漫天要價,就地還錢嘛,現在談不攏就慢慢談,到談攏為止。
總之,中方一副不著急的樣子,日方這幾年跟中國企業打交道也不少,他們知道,中國國企的領導都是有行政級別的官員,企業的效益跟他們的前途沒有什麽直接的關係,哪怕企業破產,他們也可以拍拍屁股走路,去別的地方當官,因此,他們這種不急不忙的表現日方一點兒也不奇怪,談不成他們也沒損失嘛,可是對日方來說,就拖不起了。
於是,從第二天開始,日方就開始主動大幅讓步了,他們直接把原合同七千多萬人民幣的合同總價砍了一半,開價三千多萬,可是這個價格顯然也還沒到中方的心理預期,經過一天的艱苦談判,日方已經鬆口到兩千五百萬了,可是中方還是不答應。
到了第三天,中方突然提出了一個新條件,說兩千五百萬也不是不行,哪怕三千萬都可以,但是需要日方向中方轉讓一些技術,他們開出的一張清單上,都是這家日方企業比較先進的一些技術,這讓社長憤怒了,他直接拒絕了中方的要求,中方代表耿成剛笑嘻嘻的說,那就繼續慢慢談,要麽一千五百萬,要麽把設備拉走。
社長雖然身在中國,可是心係日本,他每天都關注日本國內的樓市和股市,第四天,當他看到日本的樓市和股市再次下跌的時候,他終於撐不住了,他答應了中方的要求,答應轉讓這些技術給中方,但是他要求把合同總價定在三千五百萬人民幣,而且要在合同簽訂後一周內將全部款項付給他們。
紅星廠的談判代表們對視了一眼,他們心裏都樂開了花,能夠達成這樣的協議,對中方來說絕對是賺大了,設備還在其次,那張清單上的技術才是真正的好東西,直接可以讓紅星機械廠的技術水平躍居全國前列,哪怕在國際上也有競爭力了。
當然,合同也沒有這麽容易就定下來,中方還提出了一些要求,其中一項是,日方企業員工荒木正雄在中國強暴一名中國婦女,希望日方派代表向該名中國婦女的家人道歉並給予適當賠償。
這一條要求也遭到了日方的強烈反對,他們認為強暴一事純屬子虛烏有,可是中方馬上就拿出了諸多證據,證明荒木正雄確實有強暴行為。
日方啞口無言,事實上,他們也知道荒木正雄的德性,從其他工人口中他們也早就得知了事情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