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雖然現在已經是秋天，但是因為氣候所至，溫度還是不低，令人感覺不到多少秋天應有的涼爽。
“就連濟南城這樣的國軍堅固設防的大型城市，G軍都能夠進攻得手，以後，國軍在戰場上可就不能在依托堅城據守待援了。”作戰廳蔡文治副廳長喝了一口咖啡，鬱悶地說。
“濟南失守以後，G軍已經基本控製山東，從整體戰略態勢上，擋在他們向南京進攻道路上的，就隻有徐州剿總屬下的數十萬部隊了。要是國軍在這個時候不能在徐州一線擋住G軍的前進步伐，恐怕，不用多久，我們就連這裏都要拱手相讓了。”劉建業說道。
“我就是想不明白，徐州這樣重要的地方，屬下又有幾十萬國軍精銳，為什麽總統會把劉經扶那個蠢豬一樣的家夥放在徐州剿總總司令的位置上？而把杜光亭作為他的副手？要知道徐州現在已經是南京的門戶了，徐州一旦丟失，南京門戶洞開，這樣的緊要地方就算不派去一隻老虎，怎麽著也要派去一條能看家的狗，怎麽可以派過去一頭豬呢？這不是開玩笑嗎？”蔡副廳長略帶激動地說。
“蔡兄，不管怎麽樣，對於總統的任命，我們都隻有無條件的服從。事已至此，我們也沒有什麽辦法。還有，我覺得有必要提醒老兄，在這個國防部大院裏，除了我們這些真正的軍人，可還有二廳那樣的聽命於毛局長的人在，小心隔牆有耳。”劉建業知道這位蔡副廳長性情耿直，經常對於看不慣的人和事，直截了當的批評，所以，得罪了不少的人。再說，對於職業軍人來說，與二廳那些有著國防部保密局身份的人幾乎就是格格不入。
“你老兄怕那些人，我可不怕，大不了不當這個副廳長了，也省得總是受氣。”蔡副廳長說。
“你以為我真的害怕那些人，我隻是不想多找麻煩罷了。”劉建業解釋道。
“黨國到了如今的局麵，這些人有不可推卸的責任。”蔡副廳長說道。
“現在不是追究誰的責任的時候，我們還是先想著如何應對目前的局麵吧。徐州一帶的大戰，已經是一觸即發了。此一戰對於國軍來說，實在是不容有失。”劉建業說。
“不知道郭廳長在總統府裏開會的結果怎麽樣？到底總統會如何抉擇？”蔡副廳長仰頭看著天花板說。
河北平山縣西柏坡村，一座普通的小院。
9月25日傍晚，這是濟南戰役結束的第二個黃昏，毛澤D手拿一份絕密急電與周恩L一起察看地圖。這是一封1948年9月24日華東野戰軍代司令員、代政委粟Y以自己的名義給中央軍委並華東局、中原局的絕密電報。
粟Y的報告說，攻濟戰鬥日內即可結束，如敵停止北援，“我們下步行動，擬作如下建議：為更好地改善中原戰局，暴露津浦線，並迫使敵人退守（至少要加強）江邊及津浦沿線，以減少其機動兵力，與便於我恢複江邊工作，為將來渡江創造有利條件，以及便於爾後華野全軍進入隴海路以南作戰，能得到交通運輸供應的方便，和爭取華中人力、物力對戰爭的支持，建議即進行淮海戰役。該戰役可分為兩階段：第一階段以蘇北兵團（須加強一個縱隊）攻占兩淮，並乘勝收複寶應、高郵，而以全軍主力位於宿遷至運河車站沿線兩岸，惟殲滅可能來援之敵。如敵不援或被阻，而改經浦口、長江，自揚州北援，則我於兩淮作戰結束前後，即進行戰役第二步，以三個縱隊攻占海州、連雲港，結束淮海戰役，爾後全軍轉人休整。”
頗有戰略遠見的粟Y還提出另外三個方案：其一，隻進行海州作戰，僅以占海州、新浦、連雲港等地為目的，並以主力控製於新安鎮、運河車站南北及峰棗線，以備戰姿態進行休整。此案對部隊休整有利，但亦增加今後攻占兩淮的困難（敵人可能增兵）。
其二，全力向南求援敵之一部而殲滅之，但在濟南攻克後，敵人加強警惕可能退縮，恐不易求戰；其三，全軍即進入休整。
讀完粟Y的電文，毛澤D不由得想起半年前粟Y關於推遲渡江南下的事。
1947年年底，經過反複研究，中央軍委決定組織ZG中央東南分局，準備將外線出擊到長江以南，由華東野戰軍第1、第4兩個縱隊渡過長江，把戰線進一步推向國軍的戰略大後方。
毛澤D認為，我們的戰略先是內線殲敵，然後是轉人外線作戰，而“轉人外線又有兩個方式，一為北伐軍方式，背靠後方，逐步前進；一為躍進方式的前進，超越敵人。有陣地的前進是合理想的，但依據我軍性格，應采取躍進式的。這是由於我軍依靠農村，裝備不如敵，攻堅條件不好，與有帝國主義援助的敵人作戰等條件決定的。應承認躍進是主要辦法，要避開自己短處，發揮自己長處”。
劉鄧直趨大別山的戰略壯舉，使全國解放區的形勢大大改觀，各戰場的勝利大大發展，以致扭轉了戰爭局勢，南京政府正在走向滅亡。毛**預見，1948年的渡江躍進，則預期必將促進南京政府的統治迅速走向崩潰。所以稱之為“第二次戰略躍進”，與劉鄧那一次有著同樣重要的戰略意義。
經過反複研究，決定組建東南野戰軍，下轄第一兵團和第二兵團，實施第二次戰略躍進，以陳Y為東南野戰軍司令員兼政治委員，粟Y任東南野戰軍副司令員兼副政治委員，又兼東南野戰軍第一兵團司令員、政治委員。
隨後按照中央軍委的指示，渡江戰略躍進的一切工作都在按計劃秘密進行。
就在這時，4月18日，毛澤D收到粟Y要求改變渡江躍進戰略方針的電報。電報長達3000字，提出華野第1兵團暫不渡江南下，而是留在中原，協助劉鄧再打幾個殲滅戰，把1948年的南線作戰重點，從渡江躍進完全轉為“殲敵主力於長江以北”的大膽設想。並建議：一、以劉鄧、陳謝及華野主力，依托後方（隴海路北）作戰，以便得到足夠的炮彈、炸藥、手榴彈之補給，發揮現有裝備之作用而大量殲滅敵人，並求得在雨季與夏收前在中原地區（主要戰場應在豫皖蘇及淮北路東、路西）打幾個較大殲滅仗。
二、對敵人近後方（淮河以南包括淮南和蘇中南線直到江邊），則派多路強有力的遊擊兵團輾轉廣泛遊擊，配合正麵主力作戰。
三、對敵人深遠後方（長江南蘇浙皖贛問及湘黔）則派出多路堅強的遠片遊擊隊，配成犄角之勢，采取廣大範圍輾轉遊擊。
四、以上三線武裝部隊，依據戰局的進展向前推移，如能密切配合，則可能使戰局得到較快與較大之發展。
五、如中央認為上述意見可行，則建議集中華野之大部佯攻（或真攻）濟南，以吸引五軍北援而殲滅之，爾後主力進逼徐州，與劉鄧會師，尋求第二個殲滅戰。對蘇浙皖贛閩地區，則由華野派兩旅兵力分路前往即可，同時建議劉鄧、陳謝能各抽出一個旅進入湘鄂贛和湘鄂西地區。
作為戰區指揮員，粟Y總是從戰略、從全局來看問題，按照他自己的說法，是把渡江躍進“和未來的南線決戰聯係起來考慮的，這涉及到以什麽樣的戰法，在江南還是在江北和在什麽時機同敵人進行南線決戰的問題”。在這個問題上，粟裕對自己、對敵人、對黨中央和毛澤D的戰略意圖都有深刻的理解和準確的把握。
他知道自己部隊的長處，對如何作戰更是無比熟悉。解放戰爭第三年的轉折就是同蔣軍進行決戰，而過去兩年的基本經驗則是隻有成建製地殲滅敵軍主力，才是決定戰爭勝負的第一要旨，第1兵團的三個縱隊，和華野其他主力一樣，經過近兩年的浴血奮戰，不斷探索，不斷發展，已壯大成為火力裝備不下於蔣軍精銳主力的部隊。
而在粟Y看來，今後要同敵人展開決戰，要攻克重點設防的城市要塞，要在野戰中與迅速構成防禦陣地的蔣軍作戰，正需要這樣的部隊，需要強大火力才能殲滅旅、師以至兵團建製的敵軍。而這樣的部隊和作戰，對戰爭的貢獻非常大，同時糧食、兵員、彈藥及其戰爭物資的消耗也極大，這些可以部分地取給於敵方敵區，但大部分還需要取給於解放區的大後方。他想起目前劉鄧、陳謝以及自己和陳Y實際上都是半後方作戰，還是在相當大程度上依靠晉冀魯豫和山東的支援，方敢與國軍逐鹿中原，爭取在統一指揮協同作戰中打大殲滅戰。
粟Y對渡江後能否吸引那麽多敵人也表示懷疑。毛澤D在1月17日的電報中估計，三個縱隊過江會吸引敵軍20－30個旅回防。而粟Y則不這麽想。當年跟隨毛澤D一起上井岡山，又善於實施全局性指揮的粟Y，十分了解自己的敵人，摸透了敵人的脾氣。在他看來，解放軍以一個兵團10萬多人的兵力渡江，南京的蔣總統不會調他的兩個整編師等機械化重裝備的主力部隊、而放棄重武器到江南水網地區尋解放軍作戰，也不會讓戰鬥力很強的廣西部隊回江南，那是放虎歸山，會與他爭奪江南寶地。蔣總統隻會調動他在中原的二流三流的部隊，劉鄧在中原，他不敢抽調一個精兵去江南。這樣，對於大局也就沒有決定作用。
粟Y還有他更為重要的看法。他從陳Y的傳達中得知，中央和毛澤D的意圖是“變江南為中原，變中原為華北，勝利就來了”。他認為，這種設想非常富有遠見。可是，如果不能在中原先打幾個殲滅戰，大量消滅敵之主力，就匆匆忙忙躍進江南，那麽江南在無後方的半遊擊性作戰中未必能迅速變成半後方大兵團作戰的中原。而中原敵人則可以重點防禦，機動增援，在我分兵江南、主力削弱的情況下，也難以迅速鞏固華北。
粟Y還看到，劉鄧大軍躍進大別山和回師中原，確係避我之短，揚我之長，而躍進江南，對於第1兵團這樣一支重裝備運用已很熟練、圍殲敵人能力很強的部隊來說，反倒成了丟其所長。躍進江南，計劃上是這樣講，但實際上並不輕鬆，要邊打邊走，至少損失5萬人，如果這些人用於中原作戰，完全有把握殲滅敵人好幾個整編師。這樣，減輕老解放區負擔、避免後方崩潰的戰略任務，既然可以通過出擊中原而完成，就沒有必要放棄集中全力在中原殲敵的機會而急於躍進江南。
粟Y還有更妙的一條，那就是他的經驗、他的戰場直覺。擅長韜略、智勇雙全的粟Y，已有20多年的作戰經曆，諸多的經驗教訓造就了他那靈敏的戰場直覺。他擔任參謀長時的紅10軍團的覆沒，他所指揮領導的蘇浙軍區部隊絕糧久困於天目山，一年前劉鄧首長千裏躍進大別山幾乎丟棄全部重裝備，使他看到現在10萬多人躍進長江以南殺出一條血路，作完全沒有後方的作戰，必然要丟棄全部重裝備，減員一半，出現大批傷亡，傷員無法收容與歸隊，逃亡失散不斷；尤其是火力減弱與傷員、彈藥的極大困難，將使指揮員難以捕捉戰機和堅持殲敵，在當前國共決戰的非常形勢下，補給嚴重困難和“與民爭食”，會使10萬大軍難以立足。
經過反反複複思考，反反複複對比，在說服陳y司令員並征求劉鄧首長的意見後，4月18日，粟裕終於鼓足勇氣，鬥膽直呈，以長達3000多字的詳細報告致電中工委劉少Q、朱D，並請轉中央軍委，並報華東局。為明確責任，電報是以粟Y個人名義發出的。他在電報最後特別表示：“我們對南渡準備仍積極進行，決不後悔。”並一再說明，這是自己不成熟的意見，雖經月餘考慮，恐有不周，加以對政局方麵的情況了解太少，“鬥膽直呈，是否正確尚祈指示”。剛到城南莊不久的毛澤D與周恩L等反複商量後，將陳Y、粟Y召到城南莊，並把這個問題列入中央書記處擴大會議的重要議程，經過再三討論，同意和采納了粟Y的意見，對華野第1兵團的任務重新做了布置。
敢於實事求是地提出與中央戰略行動方案不同的意見的將領，是大智大勇的。粟Y作為戰區指揮員敢於采取這樣一個極有分量的大動作，深受毛澤D、周恩L、劉少Q、朱D、任弼S等中央領導人的讚許。而善於實事求是地采納部屬不同意見的最高統帥更是大智大勇的，這需要特別的戰略勇氣和恢宏氣度，這種高度的民主，保證了中國GCD的領袖們能夠左右這場前無古人的國共命運大決戰。
1948年上半年，陳Y、粟Y指揮的華東野戰軍和劉鄧指揮的中原野戰軍先後進行了皖東、豫東、開封、襄樊、昌濰、兗州等一係列戰役，大量殲滅當地的國軍部隊，收複了蘇北、江淮地區。
5月31日，粟率領在黃河以北結束休整的第1、4、6縱及特種兵兩個縱隊，渡黃河南下，與黃河以南的第3、8、10等縱隊會合，在中央軍委的指揮下，在中原野戰軍配合下，取得豫東戰役的勝利，殲敵9萬餘人。
豫東戰役證明打大殲滅戰的想法符合實際。解放戰爭以來，隨著雙方力量的消長和戰略戰術的變化，解放軍殲滅戰不斷向更大規模發展是個客觀規律。這種大殲滅戰發展下去，勢將成為同對手的戰略決戰。而要進行這種大規模的決戰，必須考慮時機；還要考慮戰場條件和後勤條件。
粟Y對此作了周密分析。他認為，從戰場和後勤供應條件來看，在長江以北決戰比在長江以南決戰有利得多，而在長江以北決戰，又以在徐蚌地區為最有利。因為徐蚌地區不僅地形寬闊，通道多，適宜於大兵團運動，而且大部地區是老解放區和半老解放區，群眾條件好背靠冀魯豫老根據地，地處華東。中原接合部，距華北也不遠，能得到各方麵的人力、物力支援。還可以利用蔣桂之間的矛盾，集中兵力打屬於南京政府嫡係的徐州集團。如果兵出中原，我軍將處於白健生的武漢集團與劉經扶的徐州集團之間，桂係部隊可能參戰。
華東野戰軍1948年9月16日至24日由粟Y指揮，發動濟南戰役，采用“攻濟打援”的作戰方法，由43個團組成強大的攻城集團，76個團組成打援集團，既要攻克濟南，又要阻擊從徐州北援之敵。由於攻城集團連續猛烈攻擊，迅速攻克濟南，殲滅了守軍，而徐州之增援部隊因懼怕強大的打援集團，直到濟南守軍被殲之時，也未敢大舉北援。
在濟南戰役前，粟Y就考慮到打下濟南以後華野向何處出動。1948年8月23日，粟Y等在上報軍委的電報中提出：“兩個月以後，我們即可舉全力沿運河及津浦路南下，以一個兵團攻占兩淮及高郵、寶應，則蘇北局勢即可大大開展。”這一想法是想以這一作戰行動為下一個作戰和渡江創造條件。濟南戰役敵人援兵沒有來，就有必要，也有足夠的力量，同敵人在江北再作大的較量。粟Y有這個戰略決心。所以就有了這份對戰略決戰產生重大影響的電報。
濟南戰役使華北和山東解放區連成一片，國軍徐州、鄭州、濟南三足鼎立的態勢陷於瓦解，徐州“剿總”劉經扶集團所屬的三個兵團雲集在徐州周圍，依靠津浦、隴海兩條鐵路形成所謂“一點兩線”的部署，企圖阻止華東野戰軍南下作戰，以屏障南京。
如今，南京的蔣總統為確保國軍對津浦路、隴海路、平漢路等重要鐵路幹線的控製，阻止華東野戰軍和中原野戰軍兩軍會合，將部隊沿隴海路、平漢路、津浦路部署：第16兵團的兩個軍駐鄭州；第2兵團五個軍駐商丘；第8兵團兩個軍駐開封；第12兵團四個軍駐確山；第二綏靖區四個軍駐徐州；第13兵團三個軍駐碾莊；第7兵團五個軍駐新安鎮；第6兵團四個軍駐海州。
這樣，實際上南京方麵把部隊就以徐州為中心，沿津浦、隴海線部署了兩條長蛇陣。對此部署，毛澤D與中原野戰軍司令員劉伯C不約而同地戲稱：蔣JS不愧是個基督徒，在徐州為自己擺了個十字架。
四個月前，粟Y立下軍令狀，要在4－8個月內在中原地區打幾個大仗。毛澤D是非常理解粟Y的心情的，粟Y具備作一名優秀戰役指揮員敏銳、大膽、堅定和鎮定的素質，他是在認真實踐自己的諾言。
在粟Y給毛澤D發去電報的第二天即9月25日，中原野戰軍司令員劉伯C、華東野戰軍司令員陳Y複電粟Y並報中央軍委，同意乘勝舉行淮海戰役：“濟南攻克後，我們同意乘勝進行淮海戰役，以第一方案攻兩淮，並吸打援敵為最好。”可謂英雄所見略同。
毛澤D也很欣賞粟Y大膽直呈的勇氣，更為讚賞粟Y這種不無天賦的指揮才幹。作為一名戰區指揮員，粟Y對戰爭的直覺和對戰爭時機的捕捉，常常是機敏而準確的。半年前關於推遲渡江戰略躍進、協助劉鄧經略中原的建議，實踐證明粟Y提對了。這一次，粟Y的判斷也是有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