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裝到牙齒的侵略大軍在翻騰的硝煙中迅猛挺進，它有足夠的銳利和穿刺力，就像鋼針一樣狠狠地插入鄰國的肌膚，抽取著**血漿。它抽取的血漿輸進了誰的軀體，又是誰給了它充足的武裝和力量?人們注意到了財閥。
懲罰戰爭財閥的呼聲四起。美國人比爾森在他1945年9月出版的《日本的戰爭經濟》一書中，批駁了美國流行的關於將日本財閥當作“和平者”的怪論，主張追究他們的戰爭責任。曾是日本無產運動領導人的鈴木茂四郎寫了一篇題為《財界做了些什麽?》的論稿。他寫道：
“無須贅言，挑起戰爭都是軍閥和右翼法西斯分子所為。可是，當時日產的久原房之助、石原產業的石原廣一郎以及富士興業的中島知久平等人散發宣傳費、主動置身於挑起戰爭者最前列的形象，至今仍在國民眼前晃動，引起人們憎惡的回憶。即使是巨大的財閥，一旦其機密開銷被強權揭露出來，也就可以推定，他的罪責在所難逃。”
迫於這種情勢，首席檢察官季南責成霍威茨和霍克斯赫斯特兩人負責調查財閥中的戰犯。經過一番調查取證，星野直樹被作為被告篩選出來。他曾作為日本大藏省的優秀官僚而活躍一時，後於l932年奉命轉任“滿洲國”高官，晉升為偽“國務院”的總務廳長及總務長官，這是當時日係官吏的最高職務。l940年回國後任國務相兼規劃院總裁，又任東條英機內閣書記長官（這個職務，現在一般稱為內閣官房長官）。
星野直樹是作為戰爭嫌疑犯於1945年9月11日被逮捕的，起初他被關押在東京大森收容所。這裏曾是日軍虐待盟軍戰俘的地方，現在也讓他們品嚐一下同樣的滋味。國際軍事法庭確定他為被告後，即把他關進了巢鴨監獄。
開庭那天，星野坐在被告的第二排。季南念《起訴書》的時候，他把雙肘支在桌子上，“咯吱咯吱”地搔著禿腦袋，眼鏡一會兒摘下來，一會兒又戴上，長滿濃密胡須的黑臉龐不停地晃動，顯得異常焦躁不安。《起訴書》指控他犯有九項戰爭罪行，他拒不承認。他的辯護階段開始後，他的律師向法庭遞交了他的一個證人的口供書，口供書陳述道：“星野為滿洲熱情工作，他的這種態度使一些人指責他不顧日本的利益，過於滿洲主義了。”
季南就此詢問證人溥儀：“是這樣的嗎?”
溥儀回答：“當時星野忙於滿洲工業和管製經濟生活問題，這給‘滿洲國’造成的損失是巨大的。”
“怎樣進行開發的?請說明一下是用什麽方法開發的?”
“農業、商業、漁業、電力等等，所有的經濟部門都受他們控製，不許一個中國人參加這些行業。他們特別重視礦山工業，我想，這是為了擴大他們的軍事工業。”
“為達到全麵控製這個目的，日本人建立了多少大型專業公司?”
“大約有64個。這些公司的投資額很大，有的達l0億元，換句話說，他們的計劃是讓中國人破產，讓日本人在所有的地方擴大勢力。”
這個“滿洲國”的皇帝說出了他所知道的實情。
星野直樹一到東北，便策劃成立了由日本人把持的“滿洲國”中央銀行，控製了金融大權。對能夠左右東北國計民生的大型工廠、礦山和企業，均設法讓日本公司霸占。在他的鼓動下，日本財閥紛紛到東北投資，大財閥鯰川義介把他的壟斷企業全部搬到東北，成立了“滿洲重工業開發株式會社”。到l937年，像這樣的日本公司的投資在整個東北工業的投資總額中占了50％，基本上壟斷、控製了東北地區的工業。“滿洲重工業開發株式會社”成立之初的資本是四億五千萬日元，l940年猛增至二十四億日元，鯨吞了中國人民無數的血汗和生命。為了“以戰養戰”，星野推出了他的軍火生產計劃，吸引了數以幹百計的日本公司的投資，建立起了為駐東北日軍提供軍需品的軍事工業體係。l937年，他下令在今後的五年之間，要生產出五百萬噸生鐵、三百五十萬噸鋼、三千八百萬噸煤，二百萬噸原油和價值三億日元的黃金，並生產出一批坦克、裝甲車和軍用快艇，以適應日本擴軍備戰的需要。
更為貪婪惡毒的是，星野直樹竟然公然違反日本也參加簽署的國際《日內瓦第三公約》，不擇手段地強迫推行鴉片種植，販賣煙毒，以榨幹東北人民的血髓。在他的努力下，全“滿洲國”設立了32個鴉片“專賣公署”，下轄“煙管所”1800多處，又轄沈陽小河沿煙膏製造廠和“大滿號”、“大東號”兩家專賣公司，充分供應鴉片成品。“專賣”的結果，使得吸毒成為官準的活動，吸毒的人數驟增。到1936年，南滿種植罌粟的總麵積達685000畝。據國聯統計，“九;一八”事變前這裏每l20人中有一人吸毒，而此時這個比例已改寫為40：1，吸毒人數由5萬驟增到90萬!“滿洲國”城鎮的大街小巷煙館林立，煙館門前倚著誘人的招牌：“本館上層已開，鴉片味美價廉，敬請顧客品嚐”，“最佳波斯鴉片，經由專家製作，一角可買一錢，漂亮女傭侍奉”。就當美麗的罌粟花毒殺中國人的時候，嘩嘩的金錢流入了日本人的腰包。美國駐上海的財務官員在1936年寫的一份報告中說到，“滿洲國”的軍事預算每年達兩億日元，而財政收入大部分來自鹽和鴉片的專賣權。證人田中隆吉認可了這份報告的說法。他證實：“滿洲國”政府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是鴉片和麻醉品交易，離開這些，“滿洲國”政府便難以維持。至偽滿垮台止，共生產了三億兩鴉片!除此之外，日本人還在東北以鴉片為原料生產了大量的海洛因，並向中國關內地區傾銷，以最大限度掠取中國的財富。
這裏要進一步指出，星野的煙毒遠不是全部。l937年“七;七”事變之後，為了“以毒養戰”，在日本政府的推動下，毒品交易迅速蔓延到華北、華中和華南。1938年11月12日，日本政府悍然斷絕了同世界禁煙組織的關係，開始明火執仗地製毒販毒。事隔一個月，日本內閣中一個叫“興亞院”的機構出籠了，它的總裁是內閣首相．陸相、海相、外相、藏相任副總裁，可見其權勢之大。“興亞院”在北平、上海、張家口、廈門等地設有分支機構，它的一個重要使命，就是協調、計劃長城以南的鴉片種植和生產，掌握和製定鴉片販賣的方針。鴉片收入大部分歸“興亞院”入帳，用於支持日本在中國扶植起來的傀儡政權。由於毒品交易利潤驚人，日本的三井和三菱兩大財閥你搶我奪扭在了一起。“興亞院”出麵調解，使兩家簽定了一個《關於鴉片輸入地和劃分鴉片販賣區的協定》，明文規定由三菱辦理對偽“滿洲國”的鴉片供給，三井則辦理華中、華南的鴉片供給，而華北則由兩家分攤。兩家財閥均有義務支持傀儡政權，每年從利潤中拿出20％給它們輸血。
一時間中國大地上毒煙**，像食鹽一樣滲透著中國的肌體。天津僅日本租界就有100多家毒店毒廠；上海僅滬西和南市就有供毒的土膏行30多家，整個地區無法計算；在南京每月拋售的毒品達300萬日元以上。日軍在東北種植鴉片幾乎到了發狂的地步，l943年指定沈陽種植200公頃、四平400公頃、吉林400公頃、內蒙800公頃，而熱河竟要種植l0000公頃。日本內閣每年淨得販毒贓款5億日元左右，這個數字已刨除了用於資助傀儡政權的金額。在天津一家叫“世麗粉”的煙館裏，一個叫婁來貴的中國人歪躺在臥榻上拚命地吮吸著自己的骨髓。他原來是一個房地產業主，有一窩姨太太。現在他隻剩下一把枯黃的柴棒。他不住地氣喘、呻吟、咳嗽，渴望著最後一把火將他燒成灰燼。整個世界都看到了這個形象。他們說：這就是中國。東亞病夫，這就是中國。
狗日的日本鬼子!狗日的日本吸血鬼!恥國憐民的林則徐的在天之靈將長慟到何時，中國烏沉沉的天空大雨如磐。
《判決書》認定：星野直樹在偽“滿洲國”的職位，“使他能夠對偽‘滿洲國’的經濟發生極大的影響，並實際上運用這種勢力使偽‘滿洲國’工商業的發展為日本所控製。他與偽‘滿洲國’事實上的支配者關東軍司令官，緊密合作進行活動。不管名義上如何，在實際上他是關東軍的一名職員，其所采取的經濟政策的目標，是使偽‘滿洲國’的資源服務於軍事上的目的。”
在東京國際軍事法庭受到指控的甲級戰犯中，還有三個曾以經濟手段侵略過中國的人，一個是鈴木貞一，一個是鬆岡洋右，一個是賀屋興宜。他們都曾在直接盤剝中國人民和支持戰爭的經濟部門任過要職。賀屋興宜“七;七”事變時任藏相，1939年至l941年任“華北開發公司”總裁。鬆岡洋右曾長期在“滿鐵”任職，1935年至l939年任“滿鐵”總裁。鈴木貞一接替星野直樹，於1941年至l943年任規劃院總裁。
“七;七”事變前夕，日本的經濟急需轉入戰時體製，以集中全部的財力應付龐大的戰爭開支。就是在這個時候，富於理財經驗的賀屋興宜被近衛公爵選任為他為首相的新內閣的藏相。戰爭爆發後，賀屋一隻手拚命地在國內聚斂財富，另一隻手迫不急待地伸向了中國華北。經他一手策劃，日本政府和財閥於l938年6月成立了“華北開發股份公司”。打著日本資本家合股的虛假招牌，將華北的礦山、煤炭、製鐵、發電、運輸、鹽業、紡織、麵粉等重要經濟實體一把抓在自己的手裏。占當時中國鐵礦蘊藏量半數以上的華北鐵礦，在華北地區產煤量最大的大同煤礦，都成了日本的囊中之物。像餓紅了眼的惡狼吞食捕獲到的獵物一樣，侵吞的速度是駭人心魄的，僅兩年工夫，“華北開發股份公司”的資金就由當初的三億五千萬日元猛增到五億五千萬日元，這裏麵包含著多少中國人的苦難、血淚和生命。
賀屋伸出腥氣熏天的長舌舔舔趾爪，幸福地長嚎了一聲，又撲向另一個獵物。同年ll月，他的第二個傑作“華中振興會社”在上海成立，用同樣的方法實現了對華中地區鐵路、水電、航運、電報電話等經濟部門的壟斷。賀屋興宜通過這兩個渠道從中國掠奪了大量的戰略資源，據不完全統計，僅l943年一年就掠奪了6000多萬噸鐵砂、5000多萬噸煤炭、100多萬噸生鐵，貪婪和野蠻可想而知。賀屋辭職後仍參與“興亞院”對中國的盤剝。
看樣子每當日本要發動大規模戰爭的關鍵時刻，都需要賀屋的經濟智慧。1941年10月，東條英機上台組閣，經星野直樹的舉薦，賀屋再度出任藏相。賀屋是個多欲而胃口大的家夥，這次他把多毛的手伸向了金融和農業。他下令在中國淪陷區設立了20多家銀行，濫發紙幣，竭澤而漁地榨取民脂民膏，攪亂國民黨後方的經濟秩序。與此同時瘋狂推行“工業日本，農業中國”的殖民經濟政策，強行征地、圈地，搜刮糧食充作軍用，緊緊掐住勞動人民的脖子。以上海為例，淪陷後每人每天配給的糧食不足三兩，且多是摻了砂土的豆粉、苞米粉等雜糧，使得勞動人民掙紮在死亡線上，餓殍無計，1942年2月間的幾天時間裏，就有800多人凍餓而死。太平洋戰爭爆發後，賀屋又把這套扒皮抽筋的剝奪手段推廣到東南亞，犯下了新的罪行。賀屋興宜毫不隱啪地說：“這樣做的目的，第一是供給日軍必需品，第二是擴充日軍的軍備。”大量的錢財也就落進了日本財閥的腰包。
《判決書》寫道：賀屋興宜“參加了日本各項侵略政策的樹立及為實行此類政策在日本財政上、經濟上、產業上的準備。在這時期中，特別是作為第一次近衛內閣和東條內閣的藏相，以及作為‘華北開發公司’總裁，他曾積極從事於對中國的侵略戰爭及對西方各國的侵略戰爭之準備與實行。”
對鬆岡洋右和鈴木貞一兩個人，法庭也掌握了他們對中國進行經濟侵略的罪證。鬆岡洋右在他於1931年撰寫的《動亂之滿蒙》一書中說：“滿蒙不僅在我國的國防上，就是經濟上，也可以說是我國的生命線。我們要牢固地死守這條生命線。”鬆岡就是以這樣的**在“滿鐵”經營了十多年，殘暴地榨取東北人民的血汗。至於鈴木貞一，《判決書》認定他的罪狀之一為：“他是‘興亞院，的組織者之一，並且是該院的政治及行政部門的首長。在這種地位上，他促進了開發利用日本在華占領區的工作。”
1948年11月12日，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對甲級戰犯作出最後的判決，星野直樹、賀屋興宜、鈴木貞一均被判處無期徒刑。當法官叫到鈴木貞一的名字，他走上前去腳後跟一碰，向法官們行了個九十度的鞠躬禮，法官的宣判使他緊緊地咬住了下唇。聽到判決的時候，賀屋興宜習慣性的眨巴眼一下定住了，好長時間沒有眨動。星野直樹不服氣的神情似乎又很膽怯，似乎裏麵有一隻小獸在戰抖，他在1958年獲減刑釋放出獄後寫道：“昭和21年5月3日開始的這一世紀的審判，實質為報複性的審判，就其內容來看對日本人是非常遺憾的。”
而生著一雙短腿，腦袋長得像一顆子彈的鬆岡洋右，也是一個短命鬼。接到逮捕令的時候，由於青年時代患的肺結核病複發，他正在長野縣的家中養病。當年他是何等地盛氣淩人，他叫嚷道：“的確，日本是在擴張。但有哪個國家在它的擴張時代，沒有使它的鄰國惱怒呢?這是很自然的事，就像孩子要長大。隻有一個辦法能阻止孩子長大，那就是死亡!”在法庭上，他全沒了那副神氣，他的臉又青又腫，額上僵硬的血管清晰可見，一副病殃殃的樣子，沒等到宣判，這個被近衛稱為“火槍”的家夥就嗚呼哀哉了。他去得還挺瀟灑，死前他寫道：“無悔無恨赴黃泉，生生不息。”這個“孩子”終於沒能長大。
然而應該注意到，鬆岡是個詭計多端的外交官，鈴木則是個罪惡累累的軍棍，經濟侵略並不是他們的主要罪狀。即使星野和賀屋，也不能說是嚴格意義上的財閥，他們隻是財閥在政府中的代表。
28名受到起訴的甲級戰犯竟然沒有一個真正的財閥。
正如從鈴木茂四郎的書中引述的那樣，日本大財閥們都給自己勾勒出一副挑動戰爭者的形象。“三井”、“三菱”、“住友”、“安田”等幾家大財閥把全國的經濟納入戰爭軌道，把從日本和被占領國剝奪來的財富轉化為軍火，向軍隊提供車輛、大炮和糧食，“三菱”製造出性能極好的零式戰鬥機，而財閥也獲得了巨額利潤，發了戰爭財，1937年，四大財閥擁有日本重工業的15％，十大財閥擁有25％，而到了1946年，這兩個數字分別改寫為32％和49％。他們同皇室與軍部結成了強有力的聯盟。他們的罪行不斷地出現在《判決書》中。《判決書》指出：能否通過近衛文磨為發動戰爭而推行的國家總動員法，“取決於企業家的意誌，沒有他們的支持，全國動員計劃就不可能實現”。然而，他們的名字在《判決書》中被用“企業家”、“銀行家”這樣一些空洞的稱謂掩蓋了，也沒有一個財閥被送上被告席。
這歸功於麥克阿瑟的庇護，根源在於以蘇美為兩極的“冷戰”愈演愈烈。美國要把日本變成它的前線堡壘。但戰敗使日本成為一個已遭毀壞的國家。它的巨額投資都已喪失，房屋、城市和工廠均遭破壞，貿易商船無幾。石油、棉花、羊毛、焦煤、橡膠和鹽等工業資源枯竭。農田荒蕪，糧食和日用品奇缺。《紐約時報》記者帕羅特寫道：“如果日本經濟陷入困境，可能導致的後果是出現劇烈的革命以圖拋棄與民主國家之間的無利可圖的聯係，轉而向新的左翼主義求援，依賴亞洲國家的資源，而後者可能利用日本的工業力量。”
美國要依靠財閥來重新武裝日本，而且，美國人要用來祭刀的本來就限於那些在太平洋戰場上對美不宣而戰的人。
根據麥克阿瑟的授意，季南把盟軍總部拘留的甲級戰爭嫌疑犯由A至H分為8個組，每組都配備一名美國法官負責組織調查偵訊。D組由霍威茨與霍克斯赫斯特負責，偵查的對象是池田成彬等l2名財閥，後來又加上滿洲的財閥星野直樹等人，增至16人。偵查結束後，除了一個倒黴的星野直樹，其他的都被一古腦地放掉了。
偵查開始前，季南向他倆暗示：隻有直接參與戰爭謀劃、犯有“破壞和平罪”的嫌疑者才能受到控告。兩人心領神會。就是說財閥成員大力推動飛機大炮的生產，幫助政府達到戰爭目的，獲取高額利潤，這還夠不上當戰犯的資格，還不能構成“破壞和平罪”。
於是他們向季南“負責”了。經過一通“偷工減料的偵查”，他們向季南提出一份報告。在執委會上匯報的時候，他們埋怨時間太緊，說要在這樣短的時間裏對財閥們進行綜合性的調查是不可能的，所以我們不這麽幹，我們隻調查那些被列入戰犯名單的實業家。可是，能掌握的關於嫌疑犯的情報都是些能寫入名人辭典的溢美之詞，而這些嫌疑犯的知識水平都很高，根本不要指望他們說出不利於自己的話來。我們中間的一個雖然有64歲了，且在俄亥俄州當過40年的律師，可是，我不是日本問題的專家，更沒有關於財閥方麵的知識，心裏虛而困惑，手無王牌而軟。所以，唉，隻有瞪著兩眼幹著急。
他們差點沒把自己說成是個空啤酒桶，可憐兮兮地讓人*著玩。但這並不妨礙他們胸有成竹地拿出結論。
他們說，眼下不要把鯰川義介、古野伊之助、鄉古沽、大河內正敏、正力鬆太郎、中島知久平幾個人當作被告，因為這些人都說自己反對戰爭。就拿前《讀賣新聞》社長正力鬆太郎來說吧，他說他在戰爭期間所作的“鬥誌昂揚”鼓舞日軍的報道，是迫於壓力而不得不為之，否則他的報紙將得不到紙張；更有說服力的一點是，他說他曾向東條英機和星野直樹書記官長提出過抗議，反對他們錯誤的新聞政策，反對他們向國民說謊。當然——霍克斯赫斯特文雅地托了一下金絲邊眼鏡，環顧一下眾人的反映，接著說下去。當然，《讀賣新聞》的鈴木東民總編輯有相反的意見，他強調說正力是一位極端狂熱的軍國主義分子，曾經積極地與好戰分子進行合作，但是前社長卻說正義曾反對日美戰爭。於是，我們寧可相信其本人的話。
至於其他的人，中島說自己反對軍部及其侵華的政策；池田和藤原雖然有成為被告的可能性，但兩人已年邁，又染病在身。盡管檢察方麵的協助者田中隆吉說池田給極右分子提供過資金，但另一個人卻說池田由於一貫反對軍國主義的主張，反對對美開戰，軍部和法西斯分子的刺客常想謀害他。還有人報密，說池田和津田曾當過為建立日本和滿洲新秩序而設的“日、滿財政經濟研究會”顧問，但在訊問中他們矢口否認。
就這樣，大財閥們被一個一個地從嫌疑犯的人堆子裏扒拉出去，最後孤零零地剩下一個星野直樹。
聽了兩人的匯報，季南滿意地點點頭。“是呀，我本打算選擇一名代表財閥的被告，如果可能的話，這個人最好與新舊財閥都有關係。可是沒有符合條件的人選，這個打算隻好放棄了。”這大概是吸取了紐倫堡審判的教訓。德國國家銀行總裁沙赫特與大軍火商克虜伯兩個大財閥被送上了被告席，後來在眾目之下搭救他們，招惹了太多的麻煩。
季南甚至想出一個貓怕老鼠的理由，“以‘破壞和平罪’予以起訴的證據不充分，而長期拘禁不予起訴是非法的。”財閥遂被悉數釋放回家。
這種不正常的情況引起蘇俄等國檢察官的不滿，也引起了國際進步輿論的指責。麵對記者，季南與霍威茨作出了不同的回答。
季南正顏厲色地說：“我們既沒有收到著名經濟界人士同發動戰爭者共同謀劃的證據，也沒有發現這些證據，這一點與德國完全不同。在德國，希特勒騎在馬上的時候，企業家扶著馬蹬。在日本，銀行家和經濟界要人即使扶著馬蹬，那也是被槍口逼著幹的。”
霍威茨則以平靜的口吻說：“從日本的許多情況來判斷，隻要不能確切地判定其有罪，那麽，控告實業家就非屬上策。這是因為，如果他們受到了無罪判決，那麽，日本的實業界和實業家的戰爭責任就將被全盤否定。”
當然，這些大財閥們在麥克阿瑟那裏是得到了庇護，但是不代表他們在任何地方都安然無恙。這些大財閥在日本本州島西部的工廠幾乎被劉建業全部以各種名義列為從其他國家掠奪財產的名義沒收，直搞得這些大財閥叫苦連天。就連日本皇室在日本古都奈良那裏保存日本奈良時代皇室遺物的正倉院和在京都的國分院裏日本皇室上千年積存的各種文物遺存，也被中國占領軍以屬於掠奪物品的名義全部沒收，裝上海軍軍艦送回國內。這其中包括日本皇室從大唐皇室得到的王羲之真跡，大唐曆代皇帝賞賜日本的詔書和被日本人奉為日本刀母版的正倉院鎮院之寶——兩柄中國大唐時期流傳到的橫刀。
現在人說起來好像日本刀很了不得，中國刀的名聲似乎比日本刀要差得多。但是，嚴格的追究起來，日本刀不過是中國刀的一種改版。
橫刀，最初傳到日本的唐刀，其刀形是直形的刀，發展到後來逐漸被日本人變為了帶著弧度的彎曲著的刀形，而現在的日本刀其刀形在刀身上是帶著弧度的彎曲著的刀形。
橫刀，也就是現在所稱的“唐大刀”。橫刀，為雙手刀，是在漢朝的“環首刀”的基礎上加以改進而研製的，去掉了在漢朝常見的刀柄尾部的環，並延長了短柄改為可以雙手使用的長柄，使其變為可以雙手使用的窄刃厚脊的長直刀，基本形狀和現在的“日本刀”很象，但唐朝橫刀的刀身及刀鋒基本上都是直的，不象現在的常見的“日本刀”是帶著弧度的彎曲著的，唐朝橫刀的形狀為直刀形狀。可以說現在的“日本刀”的形狀總體上就是完全抄襲中國的唐朝的“橫刀”樣式，雖然這對於喜歡標榜“日本刀”攻擊力的日本人來說是種難堪，但是這的確就是真實的曆史。橫刀的鍛造技術在當時世界上是極為先進的，鍛造出來的刀鋒銳無比，而且步騎兩用，製造橫刀的技術後來被日本學去，成就了日本刀後世的聲名。
其實日本刀的製法，如夾鋼和包鋼，切刃造和高造，用燒土來淬刃和造刃文，反複鍛打……都是中國發明而流傳到日本的。
中國劍曆來講究平直端正，從戰國銅劍到漢代鐵劍，一直到今日的各類寶劍，無一不是端正平直的。在中國人的傳統意識裏，不但人要行止端正，連劍也要端端正正，非但劍要端正，劍法也要端正。一些名門正派的劍法，起手式都堂堂正正，包含了謙遜、禮讓、恭敬的意思，這符合中國人先禮後兵的傳統美德。
秉承一貫的正直3格，漢唐時期的刀也是端正平直的。從漢環首刀到唐刀，都是刀身挺直，入鞘則樸實無華，出鞘則鋒芒畢露。漢劍唐刀可以說非常準確的代表了中國儒家文化的溫良謙恭讓和外圓內方的3格。中國的俠客文化與中國刀劍文化一脈相承，也是一種深藏不露的文化。李白的《俠客行》這樣吟誦：“十步殺一人，千裏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與名”。劍不出鞘的時候並不是殺人的武器，而且普通的非常不起眼，甚至可以深藏身與名，但是劍一旦出鞘，則殺氣暴漲，十步殺一人，絲毫也不含糊。真正的武學高手並不張揚，而張揚的往往不是真正的高手，這就是中國的儒家文化。
自唐以降，中國經曆了五胡鬧中華，宋代開始，中國刀劍文化中逐漸融入了胡人的東西，彎刀開始走上曆史舞台。唐刀這種深藏儒家文化內涵的直刀也逐漸退出了人們的視野。
從唐刀發展而來的日本刀，可以說是後世彎刀中的佼佼者。但是，日本刀也將儒家文化的含蓄內斂拋的幹幹淨淨。日本刀的形態囂張跋扈，如果按照中原文化來說，完全走的是邪魔歪道的路子。日本刀與日本刀法都是走捷徑的思路，追求簡練實用，最高境界是一擊必殺。這種片麵追求實用的刀與刀法，在中國人的傳統武學觀念裏麵是不光彩的。當然，這種追求出刀快、搶先出手的“不光彩”刀法，在第一次與中國劍客交鋒的時候，往往能取得出其不意的效果。可是，當中國人了解了這種刀法的特點，它的優勢也就蕩然無存了。與日本刀交過鋒的明代戚家軍以及近代二十九軍，開始時都不太適應日本人這種刀法，一旦適應了，日本刀和刀法就占不到一點便宜。畢竟邪不侵正，說的就是這個道理。
從文化的角度來看，日本刀法所代表的那種一劍飄血的所謂美感，與中華武學的博大精深相比，實在是微不足道，充其量隻能算作一個流派而已。中國古刀劍所包容的不僅僅是武學流派，還有更多的文化內涵，以及做人的哲理。
唐刀失傳已久，但是唐刀曾經代表了一個興盛的皇朝，更代表了刀文化的巔峰。當劉建業第一次見到這兩把久負盛名的唐刀的時候，一種對民族祖先的崇敬感油然而生。
強漢盛唐，是中國曆史上最為廣大漢人所津津樂道的時代。在那兩個時代裏，中國國力鼎盛，傲然麵對世界，漢朝的犯我強漢雖遠必誅，唐朝的數滅突厥，無不向世人顯示了中國的強大與自信。無數外國人懷著敬仰和朝拜之情來到帝國的中心，仰視著輝煌燦爛的中國，這裏麵就包括日本。
歲月流轉，強盛千年的中國卻淪落到了成為列強爭奪的魚肉，就連曾經向中國學習到幾乎全盤照搬中國典章製度的日本也能騎在中國的頭上為所欲為，甚至險些讓泱泱中華亡國滅種。而在國內也產生了許多對祖國失去信心，一切都崇拜外國的人們，甚至有的人願意花五十元人民幣去買一斤日本出產的大米，還得意的宣稱日本大米就是比中國大米好吃的無恥之徒。
究竟怎樣才能讓中國盡快擺脫百年屈辱，真正成為自信的世界強國，這是一個擺在所有對祖國懷著熱愛之情的國人麵前的艱難課題。
劉建業的行為自然引起了日本皇室的極度不滿。日本天皇在麥克阿瑟的腳下痛哭流涕，通俗劉建業對日本皇室所犯下的種種“暴行”之後，麥克阿瑟也終於對劉建業失去了耐心。
東京，中國駐日軍事代表團總部。
“仲良，這是剛從國內發來的命令。”中國駐日軍事代表團團長商上將把一份文件遞給劉建業。
“我不用看了，如果我猜得沒有錯，這應該是把我和我的部下調回國內的命令吧。”劉建業並沒有接過命令，而是直接問商上將。
“既然你已經知道了，我就不再多說了。”商上將歎了一口氣說到。
“我隻想知道，我和我的部下調回國內以後，國內是如何安排這裏的？”劉建業非常平靜得說。
“你的職務由朱世明接任。你的部下的防區暫時由美軍接防，等待國內另外派部隊過來。”商上將說道。“隻怕是國內根本就無心再派出部隊來接手了吧？”劉建業帶著一絲嘲諷地說。
“這個，我不知道。”商上將顯得有一些尷尬。
“好了，我也無心再繼續深究這個問題了。我和我的部隊什麽時候走？”劉建業問道。
“上峰給你們三個月的時間處理善後事務。8月份，部隊上船回國。”商上將回答。
“時間夠了。好了，我還有事，就不打擾你了。”劉建業說完，起身向商上將告辭。
“仲良，其實我對你做的那些事情並沒有任何意見，隻是有一些事情，不太好說。”商上將欲言又止。
“前輩，你不必說了，我明白。”劉建業說完，走出了辦公室。
走出辦公室以後，劉建業看著外麵晴朗的天空，對副官說道：“該來的終究還是來了，這樣也好。我們也應該做一些還沒有來得及做的事情了。走，我們去大阪。有些事情總還是需要做一個了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