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才早在1994年就出版了《青年黑格爾派與馬克思早期思想的發展》[44]一書，該書分上下兩章（第三、四章），分別從哲學觀和社會主義觀的角度考察了“馬克思與赫斯的社會主義”之間的關係。由於該書所使用的赫斯相關文獻主要是原文，因此並未受到我國在資料翻譯上的限製，更難得的是該書還是一本實證性很強的學術史著作，開創了我國研究青年黑格爾派的先河。相對於歐洲和日本的赫斯研究而言，該書有兩個特點值得關注：
第一，侯才主要是從費爾巴哈之於赫斯影響的角度來研究赫斯的。這是他的赫斯研究的一個根本特點。“在某種意義上，赫斯的‘真正的’社會主義是費爾巴哈‘類’學說的曆史哲學或社會學的翻版。赫斯與費爾巴哈的思想關係經曆了三部曲：轉向、接納與批判。”[45]按照侯才所勾勒出來的“轉向、接納與批判”的“三部曲”，赫斯是在1841年下半年開始“轉向”費爾巴哈的，在那之前還主要受馬克思的影響而處於鮑威爾自我意識哲學的框架之下；從1842年起，赫斯開始“接納”費爾巴哈，並借助於費爾巴哈哲學分別從哲學（1842—1843年）和經濟學（1844年初）兩個方麵對社會主義進行了論證。前者的核心是把人的本質理解為“人的社會物質交往關係”，將費爾巴哈的“類”概念同社會主義的本質——自由與平等——聯係起來；後者的核心是將費爾巴哈異化理論引入到經濟學和現實生活領域，揭示貨幣異化和現實生活異化的本質。其中《論貨幣的本質》是“接納和推進”費爾巴哈哲學的“巔峰”[46]之作。但是不到半年，也就是從1844年中期開始，赫斯就從對費爾巴哈的崇拜轉向了對費爾巴哈的“批判”，因為“費爾巴哈並沒有真正解決人的本質問題”，即未能把人的本質歸結為共同活動之類的社會本質，把人本主義學說歸結為社會主義。
從整體上看，侯才是以費爾巴哈為坐標軸來揭示赫斯的理論貢獻及其局限的。這一論述方式顯然與前述的科爾紐以及日本學者不同。因為，他們都認為《行動的哲學》的思想背景是費希特，而《論貨幣的本質》的思想背景是費爾巴哈，從《行動的哲學》到《論貨幣的本質》是從費希特到費爾巴哈的哲學框架的轉變。而侯才並沒有采取這一解釋框架，他似乎認為當時赫斯接受費希特的影響是一個倒退。[47]
第二，侯才回顧了科爾紐、門克、麥克萊倫等人關於《論貨幣的本質》與《德法年鑒》關係的討論，明確地提出了《論貨幣的本質》的影響主要不是對《德法年鑒》，而是對那以後撰寫的《詹姆斯·穆勒〈政治經濟學原理〉一書摘要》（簡稱《穆勒評注》）和《手稿》，從而將問題的重心從《論猶太人問題》轉移到了《巴黎手稿》上來。他說道：“兩者（《論貨幣的本質》與《巴黎手稿》）在論述的主題、基本線索以及在涉及的一些主要觀點上都有一致和類似之處。因此，我們能夠據此肯定，馬克思的《摘要》（《穆勒評注》）、特別是《手稿》受到了赫斯的《論貨幣的本質》（侯才的原文為《論金錢的本質》）的某種啟示和影響。”[48]
明確指認《論貨幣的本質》影響到了《穆勒評注》，這在筆者所接觸的文獻中是不多見的。值得注意的是，侯才在強調兩者一致性的同時，還闡明了兩者的區別：（1）“兩者雖然都把勞動理解為人的本質，但與赫斯強調作為勞動中人與人之間關係的‘交換’、‘協作’和‘交往’不同，馬克思更強調的是勞動一般。”也就是說，“馬克思並沒有僅限於突出和強調作為人的本質規定的勞動的社會性”，而是“抓住了異化勞動這一中心範疇”，全麵地揭示了“勞動或物質生產在人們社會生活和曆史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並借此奠定了自己的曆史唯物主義大廈的基石”[49]。（2）馬克思和赫斯雖然在對貨幣的本質與作用、貨幣和宗教的關係、甚至在文章的體例等方麵都十分一致，但在貨幣的起源問題上存在著“重大的不同之處”，即赫斯把貨幣的存在歸結為人的孤立的、非聯合的狀態；而馬克思則“把貨幣歸結為抽象的、一般的私有財產”，而私有財產起源於異化勞動，“於是在馬克思那裏，貨幣同交換、私有製一樣，都是從屬和決定於勞動或生產的範疇”[50]。從這些論述來看，侯才認為，相對於赫斯把人的本質歸結為“社會性”而言，馬克思更注重勞動這一人的本質的主體性基礎；相對於赫斯更關注交換和貨幣而言，馬克思更關注其背後的勞動，這是赫斯與馬克思在研究視角上的一個重要區別。從本書後麵對《穆勒評注》的討論來看，侯才的這一論點是值得商榷的。
《論貨幣的本質》影響到了《穆勒評注》，對侯才而言，這隻是他在實證分析後所得出的一個思想史結論。但是，這一結論中卻蘊含著一個重大的可能性，即將馬克思的《穆勒評注》視為與《論貨幣的本質》同等水平的作品，這一點恐怕連侯才也始料不及。我國後來的研究正是把這一點從可能變成了現實！當然，這與侯才本人無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