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異化是指：（1）主體離開了自身，成為對象、他者（Anderes）；（2）對象甚至與主體相疏遠、相對抗。異化與對象化的關係比較複雜。對象化（Vergegenst?ndlichung），就其本義而言，是主體將自己的本質給了對象。如果對照上述異化定義，它顯然與異化相似，即也是主體離開了自身，成了對象、他者。盡管有人將“對象甚至與主體相疏遠、相對抗”這一含義作為區分對象化與異化的標準，但我以為，這一標準還不足以將二者區分開來，因為從對象化中也完全可以引申出“對象甚至與主體相疏遠、相對抗”這一含義。因此，我們還需另尋標準。這一新標準就是，主體能否將他者重新占為己有，用馬克思的話說，就是主體能否“領有”（Aneignung）外在的對象，或者能否實現所謂的“對象性剝離”（Entgegenst?ndlichung）[9]。這會出現兩種情況：一種是主體能夠領有自己的對象，或者說對象可以重回主體之中，主體與對象重新實現統一；另一種是主體將無法領有自己的對象，對象無法複歸於主體之中，主體與對象永遠分離。我把前者稱為對象化，而把後者稱為異化。
但實際上，正像我們在第五章中曾預先討論的，這僅僅是在費爾巴哈意義上所作的區分，因為費爾巴哈將異化看成是一個對象無法回歸於主體的過程。人異化給上帝的越多，留給自己的就越少；人異化得越多，他就越貧窮，故異化是“惡”的。而在黑格爾那裏，異化還包含了對象回歸主體的過程，因此在實質上異化就等於對象化，人異化得越多，當外在對象返回於其自身時，就證明自己越強大，故異化毋寧是“好”的。也就是說，黑格爾讓異化等同於對象化。盧卡奇認為正是在這一點上馬克思與黑格爾分道揚鑣，即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以下簡稱《手稿》）中區分了異化和對象化，而黑格爾自始至終對此沒有作出區分。關於這一問題，在後麵的第十四章中還將專門予以討論，這裏我隻想給出結論，即盧卡奇的這一觀點半對半錯：他的結論隻適用於《第一手稿》，卻不能適用於《第三手稿》，因為在《第三手稿》中馬克思也將異化看作是一個對象能夠複歸於主體的過程，這與黑格爾的異化理解是一致的。如果將這一異化與對象化以圖式的方式來表示，即，
那麽，異化與物象化又有什麽區別呢？如果對照一下上麵給出的關於異化和物象化的結構圖，它們之間的區別還是很明顯的。異化的邏輯是一個“原初狀態→異化狀態→回歸原初狀態”的否定之否定過程，其出發點是一個關於“原初狀態”的假定，就像馬克思在《手稿》[異化勞動和私人所有]一節所給出的那樣，人的“類本質”是理論的出發點；而物象化則沒有“原初狀態”的假定，是直接以擁有物象（私人所有或者商品）的人格或者物象本身為出發點的，就像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所展開的那樣，將商品作為第一章。熟悉《手稿》研究史的讀者都知道，這一差別十分重要。正是因為異化勞動理論中存在著“類本質”這樣的價值懸設，因此有人把《手稿》看作是馬克思不成熟的著作。
此外，異化和物象化還有一個區別：異化是一種主客體關係，或者說是一個主體與自己的對象之間的運動。因此，對異化而言，隻要有一個主體就可以自足，它屬於一個主客二元結構。從馬克思的《巴黎手稿》來看，《第一手稿》中的“異化勞動”概念適用於這一異化結構圖式。而物象化則不然，它是兩個主體之間借助於物象中介而形成的社會關係結構，至少需要兩個主體和一個物象，因此物象化結構至少是三元的，屬於社會關係結構。《穆勒評注》中的“交往異化”（Entfremdung des Verkehrs）概念基本上適應於這一圖式，或者反過來說，《穆勒評注》中的交往異化是馬克思物象化概念的原型。如果如前所述，在馬克思那裏，物象化概念的出現意味著曆史唯物主義方法論的形成的話，那麽《穆勒評注》就意味著曆史唯物主義的誕生。
從上述分析可以看出，物象化結構顯然高於異化結構。從異化結構向物象化結構的演進意味著馬克思在思想上的進步。也許正是因為如此，廣鬆涉才將早期馬克思向晚期馬克思的思想轉變界定為“從異化論向物象化論的轉變”。我承認，這一圖式對於說明馬克思的思想轉變頗為有效。但是，我與廣鬆涉對這一圖式存在著不同的理解。這裏我隻想給出我們之間在原則上的差異：第一，廣鬆涉將物象化的出現界定於《德意誌意識形態》（以下簡稱《形態》），而我則將物象化的出現界定於《穆勒評注》；第二，正如我在前幾章中所闡述的，我把這一轉變理解為馬克思的思想背景從費爾巴哈向黑格爾的轉變，而不是將黑格爾與費爾巴哈混為一談；第三，在下一節中我們將看到，他對《巴黎手稿》中的異化理解比較狹隘，隻將它理解為《第一手稿》中的“自我異化”，而沒有看到《穆勒評注》中的“相互異化”；第四，他沒有看到這一轉變的意義在於，馬克思將對人及其社會的解釋從內在原則轉向了外部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