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投行對世界意味著什麽？

薛力/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中心國際戰略研究室主任、副研究員/

2015年6月29日，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的57個意向創始成員國代表在北京出席了《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協定》簽署儀式，中、印、俄、德、韓、澳成前幾大股東，而菲律賓、丹麥、科威特、馬來西亞、波蘭、南非、泰國七國沒有簽訂。按照商定的時間表，各方將共同推動改行於2015年底前正式成立並盡早投入運營。亞投行的成立被世界輿論看作是中國外交和戰略的巨大勝利。顯然，就像世界銀行不是美國的銀行、亞洲開發銀行不是日本的銀行那樣，亞投行也不是中國的銀行。那麽，“胎動中”的亞投行對於世界究竟意味著什麽？讓我們從權力政治、國際製度、文化認同等視野展開分析。

現實主義者認為，在無政府的國際體係中，國家最為關注安全與權力，國際政治實際上是大國之間的博弈，大國間力量對比的變化體現國家權力大小的變化，而“極”的數量的變化，將構成國際體係結構變化的關鍵變量。從力量對比變化的觀點看，毋庸諱言，這是中國的一大外交勝利。首先，中國把英、法、德、意、澳、韓等美國的重要盟友變成了亞投行的創始會員國，而且是在美國明確表示反對的情況下。這是前所未有的現象。其次，從成員分布地區看，亞洲34個，歐洲18個，大亞洲2個，非洲2個，南美洲1個，覆蓋了全球五大洲，而且，巴西、埃及、南非、澳大利亞、新西蘭均是所在洲的代表性國家，可以說，除了北美，各大洲代表性國家均已加入。這顯示亞投行已不僅僅是亞洲區域的金融機構，說是全球性銀行亦不為過。再次，從發展中國家參與度看，包括了5個金磚國家，亞洲48個國家中的34個均加入，包括了日本以外的亞洲主要經濟體。

此外，在亞投行內，中國占有最大26.04%的投票權，事實上享有否決權，行長由中國人出任，這些方麵都有美國在世界銀行中角色與地位的影子。而且，中國的經濟依然處於高速增長期，GDP總量可能在10年內超過美國，這意味著，中國國家開發銀行與亞投行的貸款總量未來可能超過世界銀行。

這可能是亞投行在全球引發重大關注的主要原因。

國際製度存在於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不同領域，但國際製度的研究者通常最為關注經濟製度，因為在和平狀態下各國政府關注的重心是發展。那麽，亞投行在

國際組織中的整體角色與地位又如何呢？

二戰後美國成為綜合實力無可匹敵的超級大國，其對世界的治理主要通過建立一係列國際製度來落實：政治與安全領域有聯合國，軍事領域有一些多邊與雙邊同盟體係（如北約、美日同盟、美韓同盟、美菲同盟、澳新美同盟，以及一度存在的東南亞條約組織與中央條約組織），文化領域有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經濟領域則更多，包括負責貿易議題的關貿總協定與世界貿易組織，負責國際貨幣議題尤其是匯率問題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負責發展中國家減貧與發展的世界銀行。美國除了是美洲國家組織的當然領導者外，在泛美開發銀行、國際清算銀行、亞洲開發銀行等機構中也發揮著實際上的領導作用。以亞洲開發銀行為例，雖然長期以來由日本人擔任行長，但美國在該行所占的股份與投票權與日本一樣，並列第一：均占有15.571%的股份和享有12.756%的投票權。

更為重要的是，美元雖然隻是國際貨幣之一，但在交換媒介、記賬單位和價值儲備三個方麵所發揮的作用，卻是歐元、英鎊、日元等國際貨幣難以匹敵的。美國的外債以本幣計價，這是其他國家所不具有的獨特優勢。這意味著，必要時美國可以通過印刷紙幣把其他國家的財富轉移到自己手中。當然，為了維持霸主的信譽，美國不會輕易采取這種手段。

反觀亞投行，還沒有開始運營，即使開始運營，其主要使命也是投資基礎設施領域，以實踐與亞開行互補的承諾。能否有勝過亞開行的表現，還需要觀察。即使超過，也是一二十年後的事情。而要成為“世界銀行第二”，大概需要三四十年的時間。即使成了世界銀行第二，在貿易、國際匯率、地區金融機構中的影響力，依然不能與美國相匹敵。因為，很難想象會出現第二個世界貿易組織、第二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更不用提第二個泛美開發銀行、第二個國際清算銀行了。而美國為了保持自己在服務領域的比較優勢，已經著手製定TTIP、TPP等新的國際製度了。經過30年的改革開放，中國在貨物生產與貿易領域，已經總體不遜色於美國，某些方麵甚至有比較優勢。但在服務貿易領域，中國與美國與歐洲依然保持著相當的差距，這種差距不容易縮小。與貨物領域不同，這是歐美“安身立命”之本，絕不會輕易向中國開放。

更為重要的是，中國的資本賬戶開放還沒有時間表，人民幣國際化前景尚未明確，更談不上取代美元作為最大國際貨幣的地位與作用

。

建構主義權威理論家溫特認為，國家也是人，人類社會的結構主要由“共有觀念（shared idea）”決定，共有觀點再決定行為體的身份與利益。文化認同又叫文化身份，是行為體反複選擇的結果。建立集體身份需要四個主變量：相互依賴、共同命運、同質性與自我約束。

中國對外貿易量全球第一，是歐盟、澳大利亞、東盟、韓國的最大貿易夥伴，在強化對亞洲基礎的投資上具有共同的利益追求，新一屆中國政府力倡建立各種命運共同體，因此，這些國家有興趣加入亞投行，哪怕美國對此表示反對。有必要注意以下幾點：首先，亞投行的投資重點是亞歐大陸的中東部，其成立與運營，不過是中國重構地區經濟製度的一個嚐試，在一兩代人的時間內，難以取代美國在國際經濟製度中的角色與地位。其次，亞投行涉及的是經濟領域事務，而沒有涉及安全與軍事領域。如果中國建立的是這些方麵的國際機製，美國盟國的反應將顯著不同。事實上，韓國、澳大利亞等加入亞投行就是反複權衡的結果，不排除對美國做了某些補償，換來了美國的默許。即便如此，還是有一些國家顧及美國的反應而沒有加入。再次，亞投行是一個開放性的組織，不排斥美國的加入，美國作為世界霸主，對於經濟領域國際組織的涉入持選擇性態度，甚至可以容忍一些組織對自己的排斥。也就是說，在亞投行問題上，各方都體現了某種自我約束。最後，不能忽略的一點是，中華文明有普世性的一麵，但整體上是一種區域文明。在經濟實力走向世界第一的過程中，如何以自身文明為基礎，結合其他文明的長處，提煉出一種具有全球吸引力的核心價值觀，事關中國夢的堅實實現與可持續，但這依然是一個巨大的挑戰。

即使未來中國的軍費開支超過了美國，但無論是從綜合國力，還是從對國際製度的掌控，或者爭取全球性的價值觀認同上，中國都還有許多工作要做。中國全麵挑戰美國的前景目前還看不到。中國政府對此有著清醒的認知。一個佐證是，王毅外長在2015年6月底舉行的第四屆世界和平論壇上表述道，中國“始終是國際秩序的維護者而非挑戰者，是國際秩序的建設者而非破壞者”，中國“將繼續維護當代國際秩序和國際體係。無意另起爐灶，再搞一套”。中國“願與各國一道，與時俱進，推動國際秩序和國際體係進行必要的改革和完善，使其更加公正合理，更加符合國際大家庭尤其是戰後成長起來的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的願望”。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