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省內目前沒有專門的hiv犯人的監區，他們沒有將她帶回，而是委托當地公安部門監視居住。
回來的路上，白瑞德十分感慨，他不理解這些長相漂亮、風華正茂的女孩子為什麽走上這樣一條不歸路，完全可以靠自己的知識和智慧改變生活，這樣不顧羞恥從事這樣的職業，終將無法在社會立足，最終害人害己。
薛家良說：“這個現象很複雜，專家都解釋不清，你就不要感慨了。”
鄭清說：“芳芳的事情出來後，我的確關注過這個群體，但那時是抱著批判的態度去觀察的，現在知道有個徐婉了，感覺這些女孩子也挺可憐的，好吃懶做、好逸惡勞等等這些詞，用在她們身上似乎不大貼切了，我相信，每個從事這種職業的女孩子，活得都不輕鬆，並且時刻和危險和疾病相伴，所以，如果完全認為她們是好吃懶做、好逸惡勞似乎又有失偏頗。”
白瑞德說：“我從沒這麽近地接觸過這個群體，不得不說，今天把我震住了。”
白瑞德表現出明顯的心情沉重。
薛家良故意說道：“是啊，你這個少爺，平時接觸到的都是那些光鮮亮麗的女演員們？何曾接觸過這些人。不過不是我說話損，現在這些女演員們，她們賣起鳳騷搞起這種交易來，連臉都不紅，唯利是圖、翻臉不認人，有時還不如徐婉們，倒是徐婉們明碼標價，有時比她們還單純。”
白瑞德說：“這麽說，你接觸過這些人？”
薛家良說：“你不要發揮想象力，我也是根據一些現象發表了一下個人觀點，不負責。”
他們從徐婉又說到了田琳，田琳，不但能自食其力，還能為社會帶來一定的效益，她有知識，有能力，這樣的女人，居然也依附在石輝身上，就不再是好逸惡勞所能解釋的了。
白瑞德說：“相比較，還是我那個倔小姐省心。”
薛家良看了一眼，說道：“你那個倔小姐根本不能跟這些人去比較。”
白瑞德看了看薛家良，也覺得自己口誤，便不再說話了。
石輝這個案子，涉及的地區廣，麵積大，人員眾多，據不完全統計，目前涉及到各個階層的人物多達三百多人，城區看守所一時爆滿。
一時間，全城陷入恐慌中，官員們恐慌自己頭上的烏紗帽是否還能保住，那些跟石輝有染的女人則恐慌是否染病，是否傳染給家人和孩子。
一時間，各種聲音也不絕於耳。
有人說：這樣打擊一大片，弄得人心惶惶，人人自危，大家都舉著胳膊去醫院化驗，甚至還有的母親抱著初生的嬰兒去hiv病毒檢驗，這樣還怎麽保持社會穩定。
還有人直指這兩年的反腐倡廉工作，說：抓貪官是好事，但是這麽大麵積地抓貪官，是不是太過了；縱觀這兩三年，經濟沒有大的起色，大大小小的貪官倒是抓了不少，超出過去十年甚至是二十年的總和，在全國都能拿上冠軍了，難道其它省就沒有貪官嗎？人家怎麽就不反腐，而是大力發展經濟？
這種聲音，最近在省常委會上也多有表現，曾耕田就曾經在一次會議上，跟常務副省長和省人民代表大會主任，麵對麵地辯論過。
常委們就最近的形勢，出現了兩種意見，形成了兩種對立的觀點，每次都會爭得麵紅耳赤。
茅玉成始終都沒表態，隻是認真地傾聽各方意見。省長祁連才也沒有表態，但是兩位主官彼此都明白，對當前這場反腐運動，他們的意見是不一致的。盡管不一致，但不會表現在表麵上，那樣的話，就會在班子成員中形成兩個公開對立的陣營。
盡管如此，有些想法仍然是藏不住的，會在一些場合下暴露出自己的意見和想法的。對此，茅玉成心知肚明。
沒過幾天，在全省慶祝黨的誕辰紀念日的大會上，茅玉成就當前的形勢和工作，做了重要講話，這個講話，給正在進行的反腐倡廉工作定了調子，在全省廣大幹部中影響深遠。
他說：“現在，有這麽一種聲音，認為我們反腐抓貪官，影響了經濟發展，弄得人心惶惶、人人自危，人人都不敢幹事兒。如果真是這樣的話，我倒要看看，究竟是哪些人心慌，哪些人自危，哪些人不幹事兒求自保！我就不明白了，我們割除毒瘤有什麽錯？我們純潔自身隊伍有什麽錯？我們淨化血液有什麽錯？我們的黨，走過幾十年的風風雨雨，之所以成為不可替代的領導力量，就是因為我們不斷在修正自己，不斷地在純潔自己，這個早已經被無數事實證明過的真理，怎麽到了我們這兒，抓幾個貪官就成壞事了？就影響經濟發展了？就影響社會穩定了？如果我們的經濟是靠*、靠貪官來發展的話，那我可以代表大多數的人民說，我們不要這樣的貪官經濟！”
“就拿石輝這個案子說吧，他無視紀律和規矩，從幾頓飯、幾杯酒，收幾個小紅包、幾件小禮物，到參與經商、投資理財等他認為不觸犯法律底線的‘小節’開始，到以借為名、收大退小，以掩耳盜鈴的手段變相受賄，最終演變成名目張膽直接索賄、收受巨額賄賂。”
“他無視組織紀律，任人唯親、買官賣官，誰送的多，誰就能當官，常年不開檢委會，權力一旦失去監督，就如同出籠的老虎，沒有了組織紀律的約束，一把手就變成了橫行霸道的一霸手；他無視生活紀律，喝酒鬧酒，醜態畢露，和一些老板勾肩搭背，和多名女性保持不正當關係，生活奢靡、貪圖享樂、追求低級趣味，在他收受巨額賄賂時，在他與人推杯換盞、借酒發瘋時，在他與女人鬼混時，一個黨員的黨性已經被拋到九霄雲外！一個領導幹部的尊嚴已經被他踩在了腳下，試問，這樣的人我們不該抓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