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新世界的新地圖
從全球化到超全球化
反對全球化就像是反對地心引力。
——前聯合國秘書長科菲·安南
從過去5000年的人類文明發展來看，人類的未來必然是全球互聯文明。全球化其實從公元前3000年就開始了，美索不達米亞王朝的城邦開始管理內部貿易，以及與埃及和波斯之間的貿易。在公元前500年前後，阿契美尼德王朝達到巔峰，波斯國王居魯士大帝將帝國勢力範圍從歐洲擴張至中國邊境，古希臘和古羅馬的商隊則沿著歐亞絲綢之路留下了許多連接點。在互聯互通的道路上，財富和宗教朝著四周傳播。正如社會學家克裏斯托弗·蔡司–鄧恩（Christopher Chase-Dunn）的研究所表明的，當今世界的文明體係正是曾經孤立的地區和文化體係相互激蕩的結果，新技術、資本和地緣政治野心不斷驅動並深化世界的聯通。無論是公元500年前後的阿拉伯對外征服還是13世紀蒙古地區的崛起，都充分利用了自身有序的流動性來組建龐大的帝國。中世紀後期的十字軍東征和商業革命使得海洋貿易得到長足發展，由此將歐洲引入了延續數百年的殖民時代，當今世界的版圖許多就是在殖民時代敲定的。
隨著帝國不斷拓展其互聯範圍，全球化也在不斷升級：15世紀和16世紀的伊比利亞（西班牙和葡萄牙）航海，17世紀的荷蘭和18世紀的英國東印度公司都是時代的產物。19世紀英國工業革命後，現代化的工廠需要更多來自遠方殖民地的棉花和原材料供應。全球紡織品和農業貿易的發展產生了全球供應鏈，也催生了奴隸販賣交易。19世紀後期美國和德國鋼鐵產量飆升，歐洲殖民地的鐵路和碼頭也在同期建設，這些都使得經濟全球化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凱恩斯在1919年出版的著作《和平的經濟後果》（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Peace）中對這些繁榮年代是這樣描述的：“倫敦居民早上可以一邊在床上喝茶，一邊電話訂購世界各地的商品，這些產品質量優異，並且一大早就會被送到顧客的家門口……（他）對這種生活狀態習以為常，這樣的狀態可以不斷改善，但任何偏離都會被視為離經叛道，必須阻止。”
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和平時期確實是全球化的黃金年代，但這僅僅是對於能享受這種全球化的人而言。在這種重商主義的帝國主義經濟秩序下，殖民國家以極低成本甚至零成本從拉美、非洲和亞洲攫取了大量的資源運往歐洲。來自非洲的奴隸和亞洲的苦力被轉賣到古巴以及南太平洋諸島的種植園和煤礦進行勞作。各大洲都依附於這種全球殖民體係，即一個由大國勢力範圍構成的世界。這種西方主導的全球化被證明是很脆弱的：隨後“一戰”爆發，貿易壁壘、移民限製、金融危機和政治上極端民族主義興起，這些深刻改變了20世紀30年代的地緣政治版圖並最終引發了第二次世界大戰。
然而盡管戰爭確實是全球化遭遇的最大苦果，但這也僅僅是延緩，而不是阻止全球化的進程。盡管14世紀黑死病流行，20世紀爆發了兩次世界大戰，21世紀早期經曆了金融危機，人類無止境的探索欲望、資本主義擴張本能以及科學技術的創新仍在繼續推動全球化，這一次規模更大（真正的全球範圍）、速度更快（實時交流）、彈性更強（可迅速恢複）。如今全球化的影響範圍更加細密，動力十足，參與人數在不斷增加，也更加強勁和富有包容性，因此較以往更加穩定。
“全球化”一詞一直到20世紀80年代後期才流行開來，那時正好是“冷戰”結束的前夜。盡管從那時起，全球互聯互通就有了迅猛的發展，但在過去10年，至少有三波懷疑全球化已經終結的浪潮。首先是2001年發生在紐約和華盛頓的“9·11”恐怖襲擊，有人認為這次恐怖襲擊摧毀了西方世界和阿拉伯世界的信任並導致邊境管控加強，後來美國發動的伊拉克戰爭和阿富汗戰爭更有可能讓全球經濟陷於停滯。其次是2006年世界貿易組織多哈回合談判破裂，當時有人認為，如果沒有統一的全球規則，全球貿易就會消減或萎縮。最近一波則發生在2007~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時期，當時各國出口下降、國際信貸收縮，新美國模式的資本主義備受指責，這些都被某些人拿來作為“去全球化”的證據。現在隨著美聯儲加息、中國經濟增長放緩以及廉價能源和技術發展導致的製造業回流和自動化生產，又開始出現第四波認為“全球化終結”的聲音。
但我認為，全球化正在進入新的黃金年代。由於各國的戰略推動、新型科技、廉價資本和全球移民等因素的發展，全球化幾乎在各個領域都呈現出深化和擴大化的趨勢。自2002年以來，整體出口（包括貨物和服務出口）占全球GDP的比重已經從20%上升到30%，一些分析人士預計該比例可能會在未來若幹年達到50%。美國出口占GDP的比重也在提升：美國的硬件、軟件、汽車、醫藥等產業的出口依存度都在提升；目前，標準普爾500指數公司中40%的收入都來源於國際市場。
非洲、阿拉伯、波斯、印度、中國和東南亞文明在古代的貿易路線也重新煥發出生機。如今新興市場國家之間的貨物、服務貿易和金融交易占了全球的1/4，而且其增速要遠遠超過其他類型的貿易。在過去十年間，中國與非洲、南美與中東、印度與非洲、東南亞與南美之間的貿易都有了500%~1800%的增長（是的，是4位數）。盡管起點不高，但現在中國和非洲之間的貿易額已經超過2500億美元，差不多是美國與非洲貿易額的兩倍，中非之間的貿易額預計會很快追上歐洲與非洲之間的貿易額。
國際航空業的發展以及互聯網技術的普及降低了國際旅行的成本，互聯互通達到新的高度，這使得南美、非洲和亞洲的大量中小企業可獲得產業鏈服務。現在，無論何時何地，世界上任何地方的商業夥伴都可開展交易。
外國投資數量也超過全球GDP的1/3。美國的海外投資繼續保持增長勢頭，並在2013年超過了5萬億美元，當年流入美國的外商直接投資（FDI）也達到了3萬億美元。截至2012年，全世界流入發展中國家的外商直接投資占了全球總額的一半以上，即流入發展中國家的外商直接投資額超過了流入發達國家的投資額。如果參照外匯儲備、金融投資和外商直接投資總和，中國正迅速崛起成為全世界最大的海外投資國家，中國的海外資產預計將在2020年達到20萬億美元。劍橋大學學者彼得·諾蘭（Peter Nolan）曾撰文指出，現在依然是“西方投資中國”而非“中國投資世界”，但這樣的趨勢很快就會扭轉。其實現在從中國流出的資本數量已經超過流入中國的資本數量。
全球化就像是海嘯，橫掃一切水域和低地，匯成勢不可當的洪流。中國的金融機構在拉美放貸，支持本國企業的跨太平洋出口；印度拖拉機出口到非洲，幫助把非洲的大宗商品賣到亞洲；歐洲的銀行支持本地企業在東南亞擴大機械製造規模，然後將產品賣到中國；美國的軟件企業在日本開發針對亞洲市場的程序；另外世界各大洲的任何兩個主要城市之間都有往來不斷的航班。
如今的多極化和多元文明秩序，規模、深度和強度前所未有，所有地區都很重要，所有地區都在不斷加深與其他地區的交往。在西方主導全球地緣政治和經濟500年之後，後殖民時代的地區有了機會平等參與世界治理並在國際市場上自主銷售本國產品，而不是在炮艦的脅迫下將本國資源拱手相讓。拉美和中國在討論農業合作，非洲和阿拉伯在開展基礎設施合作，歐洲和東南亞正在打造自由貿易，美國和非洲在聯合修建電廠，中國和歐洲準備合作開發北極——這種互惠互補的合作比比皆是。如果說這也算是“文明的衝突”，那麽這樣的衝突應該多多益善。
現在可能有人還是認為全球化程度已經到了頂點，但其實自2008年以來全球資本流動中唯一出現明顯下降的是跨境銀行信貸，主要原因是歐洲金融危機。全球化也不再是美國化。相反，現在美國經濟對全球經濟的依賴日漸加深，美國需要外來人才和投資，也需要向國際市場出口商品和服務，並把資金投向亞洲等高增長地區。全球化也不再是華爾街或美聯儲的天下。隨著亞洲市場的發展、管理資產的膨脹和外匯交易的激增，中國香港和新加坡正崛起成為新的金融中心，撼動紐約和倫敦的地位。其實從任何指標看，無論是國際旅客和移民、跨境企業並購還是跨境數據交換等，全球化都方興未艾。
在互聯的世界裏，如果一種流向下降，那麽另一種規模更大和更加穩定的流向就會出現。例如，隨著美國國內利率的抬升，金融資本投向新興市場的數量在減少，但隨著亞洲債券市場的發展，美國養老基金對亞洲的投資卻在不斷增加。美國的能源革命使得美國的原油進口量出現下降，但也吸引了大量來自歐洲和亞洲的資本，這些資本投向美國的高科技水力壓裂項目、煉油廠和化學加工廠，由此更加彰顯了全球化。中國的外商直接投資流入開始放緩，但隨著人民幣的升值，中國海外投資開始出現暴漲（甚至在2014年一度超過了外商直接投資流入）。明智的國際投資者絕不會孤立看待問題，相反他們總是統攬全局並能預判到後續的發展。
美國希望製造業回流能在其國內新增100萬~200萬個就業崗位，但這與中國的製造業外遷相比規模很小。預計有差不多1億個中國製造業崗位流向緬甸、孟加拉國、埃塞俄比亞等低工資和低發展水平國家。到2020年，全球所有新增勞動力差不多都將來自亞洲和非洲的發展中國家。隨著這些前緣市場基礎設施條件的改善，製造商可迅速轉移生產地，這也會讓製造業的競爭越發激烈。世界遲早會有“下一個中國”來承接勞動密集型的低端製造。中國製鞋企業華堅集團就開始在埃塞俄比亞設廠，將中國的產能轉移到非洲。全球各種流向正在發生轉換，但毫無疑問，流向的勢頭還在增長。
貿易學者、金融投資者和高科技公司都把這個時代稱為“超全球化”時代。如果把全球化比作氣球，那麽現在氣球才剛剛開始充氣，還遠遠沒有充滿。西方主流觀點往往混淆了國際化和全球化的區別，國際化的程度因產業和周期可能產生很大差別，但全球化卻是永無止息的不斷發展。全球化的豐富程度不能用任何簡單的數據來形容。外匯交易、貨物吞吐和貿易金額等指標或有變動，要想觀察全球化的發展方向，還是要看這個世界體係容納全球活動的能力。因此討論全球化的未來其實有些空泛，最好還是看互聯互通的程度。
新的衡量標準
十年之前，印度和非洲各國呼籲說“不能忽略十億人的聲音”，言外之意，其龐大的人口規模就決定了其天然重要性，因此印度應該在聯合國安理會占據一席之地。但如果這十億人口深陷貧困且如同一盤散沙，那麽即便忽略了這些人的聲音，世界也照樣運轉。隻有當十億非洲人民和十億印度人民加入全球經濟體係，他們的聲音才會獲得重視。
傳統上，一個國家的戰略重要性往往用領土麵積和軍事實力來衡量，但如今一國的實力更要看這個國家通過連接所能發揮的作用。因此一個國家重要性的根本決定因素不是其地理位置或人口規模，而是其互聯互通程度，即在地理互聯、經濟互聯、數字互聯層麵上是否深度參與全球資源、資本、數據、人才和其他有價值的資產流。假設中國和印度的人口都是15億，但中國占了全球進口額的10%，而印度隻占了2.5%。中國是世界上100多個國家的最大貿易夥伴國（超過美國），但印度僅僅是肯尼亞和尼泊爾的最大貿易夥伴國。按摩根大通的測算，中國GDP增速下降一個百分點，意味著石油價格要下降10%。因此從世界上其他國家的角度看，即便印度人口規模能超過中國，印度的貿易影響力卻無法媲美中國。
中國也是如此。即便中國的GDP超過了美國，美國依然有著全球互聯程度最高的金融體係，占了全球3000萬億金融資產的近一半。美元依然是全世界最主要的儲備貨幣，美國的國債市場規模為12萬億美元，也是全球第一，美國的股票市場市值占全球股市總值（近70萬億美元的）一半，此外美國還擁有世界上最有深度的公司債市場（也是歐元公司債發行的主要場所）。世界各地的政府、銀行、公司和個人對美國金融市場的投資遠遠超過對其他國家金融市場的投資。
衡量互聯互通程度能讓我們清晰地看到，地理規模和國際影響之間並不能畫等號。俄羅斯是世界上領土麵積最大的國家，但其跟世界體係的連接程度卻是所有主要經濟體中最低的。如果經濟主要依靠大宗商品出口，那麽隨著全球油氣供應的增加，俄羅斯在蘇聯傳統勢力範圍之外的影響勢必會日漸減弱。
俄羅斯也是很好的例證，說明一個國家跟全球體係的連接越是薄弱，這個國家就越是容易出現危機和動蕩。伊朗、朝鮮、也門以及尼日爾和中非共和國等國家在國際上陷於孤立，國內暴力衝突不斷，這些國家的互聯程度很低，但危險程度都很高。這意味著，我們不應該繼續孤立這些國家，而是應該通過更加積極正麵的互聯形式將這些國家納入全球體係。例如現在的阿富汗是毒品和恐怖分子的輸出地，但如果能建立良好的互聯互通關係，阿富汗就有望成為中亞和阿拉伯海沿岸國家以及中國與中東貿易線上的重要節點，成為重要的銅礦和鋰礦出口國。
傳統上連接程度最高的國家都是西方國家，因為這些國家在過去數百年形成了殖民地關係、緊密的地區關係（通過歐盟和跨大西洋組織）、良好的資本市場以及科技發展積累。根據麥肯錫全球研究院發布的用以衡量經濟活動中跨境貨物、金融、人力和數據流強度的“互聯互通指數”，貿易大國德國是跨境流強度（經濟互聯互通的價值占GDP比重）最高的國家，數值高達110%，這充分顯示了與全球經濟的連接程度對世界上發展最好的經濟體的重要性。（中美兩國國內市場龐大，因此跨境流強度稍低，但也相當可觀，美國的數值是36%，中國是62%。）
國家與世界相連，會獲得尊敬。德國高居麥肯錫“互聯互通指數”的榜首，皮尤、GlobeScan兩大智庫合作的民意調查結果顯示，德國也是全世界最受敬仰的國家。
互聯互通可以讓小國家獲得遠遠超過其國土規模的影響力。新加坡和荷蘭的跨境流強度都很高，因為這兩個國家比許多大國更依賴於貨物、服務、金融、人才和數據的流動。挪威國土麵積相對較小，地理位置靠近偏遠的北極，但挪威通過開采石油積累的主權財富基金卻是世界上最大的主權基金之一，控製著全球股票市值的1%和歐洲股票市值的3%。現在挪威主權財富基金計劃將新興市場投資占比提高到10%，這毫無疑問將提升該基金在上千家大型跨國公司中的話語權。
互聯互通程度越高，增長動力和跨境流動就越強。現在全球GDP的40%（以及全球經濟增長的25%）都依賴於商品、服務和資本的跨境流動，而像數據服務這樣知識密集型流動的年交易額已經達到13萬億美元（約為全部跨境流總額的一半），並且還在繼續迅猛增長，這也提醒我們，在觀察全球化時不能將目光停留在製造業上，而應該看得更加全麵。在標準的“引力模型”中，貿易與社區的規模成正相關，而與社區間距離成負相關。但隨著數字互聯時代的到來，現在的供應鏈已經實現虛擬化：互聯網的硬接線完成，網上提供服務的邊際成本就無限趨近於零。在數字互聯的社會中，唯一的距離就是政治和文化的隔閡。
因此，用來顯示超越地理關係的地圖軟件就成了有用的工具。“世界地圖繪製者”（Worldmapper）研究團隊和潘卡吉·蓋馬沃特（Pankaj Ghemawat）的CAGE項目就聯合繪製了世界經濟地圖，根據各國的經濟規模、貿易關係和其他經濟指標來描繪世界版圖，在地圖上強調了全球化的深度、廣度和結構。通過這些地圖，人們就可看到，盡管非洲大陸土地廣袤，在世界經濟版圖中卻非常弱小，當然如果看自然資源稟賦程度，非洲大陸就會占據很重要的位置。在該地圖中也可以看到，德國對歐元區的出口在出口總額中的比重從超過50%下降到不足35%，但德國對亞洲的出口卻在飆升。現在一個國家最緊密的經貿夥伴往往不是其地理上的鄰國，地理距離和功能貼近可以互換，從具體行業的供應鏈角度看，印度班加羅爾的軟件產業與美國緊密相連。距離當然不是完全沒有影響，但影響顯然沒有以前那樣大。
新的地圖圖例
所有地圖的一角都標有圖例，顯示著各種符號、顏色、箭頭、線條、節點以及其他標識的含義，由此來幫助我們看懂地圖。為了給供應鏈世界繪製地圖，我們需要製定更加精細的圖例。
首先要強調實力和連接，而不是國家和分隔線。我們要在地圖上突出最穩定的單元、最牢固的連接以及最強大的影響力來源。在地圖上就用五個C來表示，分別是國家（countries）、城市（cities）、國家聯盟（commonwealths）、社區（communities）和企業（companies）。
國家
傳統地圖最大的錯誤就是將國家視為統一整體，將政治地理和主權權威混為一談，仿佛存在一個國家，這個國家就必然能控製其一切。在繪製地圖時，我們不是要強調名義上的主權，而是要突出事實上的權威。
某些國家內部的文化和政治版圖如此多元，其實隻在地理意義上是“一個國家”。例如印度就主要是地理上而不是民主意義上的統一國家：因為印度是半島，所以隻能選擇共存。在印控克什米爾和東北部的曼尼普爾邦和納迦蘭邦，分裂主義運動始終不斷。有些國家的地理分布如此分散，隻是名義上的統一國家。像印尼這樣的群島國家，某些島嶼完全缺乏必要的交通和通信設施來與外界相連，因此雖然印尼版圖上有14000多個島嶼，許多島嶼受新加坡或馬來西亞的影響更大，而不是雅加達。國家間的自然邊界可變成國境線，但國家內部的自然障礙則增加了統一管理的難度。
在物理條件上不統一的國家很難保持政治上的統一性。例如剛果民主共和國是非洲最大的國家，但整個國家卻連1000公裏的平整道路都沒有。無怪乎某些學者尖銳指出，剛果雖然從法理上說是一個國家，但實際上這樣的國家“並不存在”。剛果境內的7500萬居民還在使用原始的各式駁船，載著商販、家庭、難民、牲畜、棕櫚油罐、汽車和服裝在金沙薩到吉桑加尼綿延上千公裏的剛果河上穿梭。地形上相互連接的國家容易結成親密關係，而無法連接的空間則充滿變數。
距離也是把雙刃劍：雖然廣袤國土可讓國家有充分的緩衝地帶保護核心居住區，但同時也增加了保衛國家所需的投資。1924年列寧去世之後，斯大林掌握了蘇聯的大權，當時他最擔憂的就是蘇聯落後的基礎設施條件，為此他啟動了大規模的現代化建設，包括從西伯利亞的新西伯利亞市到烏茲別克斯坦塔什幹的鐵路線。但就跟曆史上的奧斯曼帝國一樣，國家內部的複雜族群分布和地區不平等最終導致蘇聯解體。如今的俄羅斯依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國家，但俄羅斯基本上沒有再啟動大型投資項目來整合國家，因此俄羅斯的邊緣地區難免會與經濟繁榮和人口稠密的歐洲與中國交流融合。我曾駕車穿行俄羅斯，公路狀況往往要比政治地圖更能反映現實。
按瓦克拉夫·斯米爾的研究，中國在2010~2013年間的水泥消耗量超過了美國在整個20世紀的水泥消耗總量。但其他一些大型發展中國家則因為缺乏基礎設施，其內部的實際割裂程度要遠遠超過地圖上所顯示的樣子。巴西、印尼、尼日利亞和印度四個國家的人口總數為20億，但每個國家的整體表現都小於其部分之和，因為這些國家的許多地方都未能有效互聯。在這些國家，越是遠離重要城市的地帶，政府治理就越是困難。
如果隻是從地圖表麵上看，似乎剛果、索馬裏、利比亞、敘利亞和伊拉克都是真正意義上的國家，但實際上這些地方是地緣政治的黑洞。那為什麽不將這些國家在地圖上的位置慢慢漂白，由此來說明其疲弱呢？某些類似國家的實體，例如庫爾德斯坦，並未顯示在現有的地圖上，但其實這些地方已經具備了國家特征，其地緣政治影響力也已形成。此外還有“國中之國”，例如黎巴嫩的真主黨占領區、尼日利亞的“博科聖地”、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塔利班活躍區，這些地方已然不受所在地區國家政府的控製，而是相對獨立的區域。“伊斯蘭國”的國家身份在國際上未獲承認，但“伊斯蘭國”正極力在敘利亞和伊拉克擴張。蒙特雷國際研究院的伊塔瑪拉·洛查德（Itamara Lochard）研究發現，世界上有13000支地方武裝，其數量是主權國家的65倍。那麽，難道我們不應該去了解這些地方武裝的實際控製區域嗎？
盡管某些國家政府的權力隻能輻射至首都周邊的地區，但有些國家的影響力卻可遠遠超越其名義上的國境線。華盛頓、布魯塞爾和北京在全球有著廣泛的影響力。因此我們不能僅僅將這些地方看作其本國的首都。如果將跨境基礎設施投資繪入地圖，我們就會發現，中國是世界上鄰國最多的國家，中國正憑借這些深入鄰國的落腳點加強自身影響力。
但即便是美國這樣的大國，在垂直體係和中央權威的表象之下也隱藏著分裂的現實。大國要通過規模化的統治來實現穩定，但美國、中國、印度、巴西、俄羅斯、土耳其、尼日利亞、印尼、孟加拉國和巴基斯坦這10個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除現代日本之外），也是貧富差距最大的國家。許多可以從根源上消除不平等的措施，例如全民接受高質量教育和醫療、靈活的勞動力市場、嚴格的勞動保護製度以及獲得資金的機會，反而在許多大國中缺失，許多大國居民無法享受到這些好處。太多的國民財富集中在一兩個城市，而國家大部分人民難以獲益。這些城市所代表的狹窄經濟基礎往往就是所謂的“國民”經濟基礎。有時候相鄰之地也會有雲泥之別。中國和哥倫比亞等新興市場的特點是加大對基礎設施和社會流動性的投資，這與巴西和土耳其依靠低廉消費信貸增長的新興市場有很大不同。除雅加達之外，印尼其他地區的生產效率低到幾乎可以忽略不計。“開羅即埃及”這樣的話聽上去或許浪漫，但卻不是國民經濟健康的象征。每個國家都麵臨這種地區不平等的困擾，因此我們需要更加精細的地圖來區分國家內部的連接地帶和未連接地帶。
我們應該用更加詳盡的方法來描繪所有國家的經濟差異，要按各城市和各省份的財富情況為其標注顏色。分級統計地圖（將主題數據標在地圖上）能顯示出紐約和矽穀的財富和人才集中度，這會更加精確地反映美國經濟的現狀。分級統計地圖對中國也同樣適用，從中可以看出中國沿海地區的富裕程度已經追上韓國，但某些內陸省份的經濟發展水平卻隻相當於危地馬拉。極端的不平等會損害國家的內部統一。在當今世界，收入中位數要比收入平均數更能說明情況，而美國的收入中位數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就始終停滯不前。
城市
世界上最貧窮的100多個國家的GDP加在一起隻相當於全球GDP的3%，其中大部分是相對貧窮的小國，國土就是圍繞著落後城市的或大或小的一片區域。這些國家就像是原子，其原子核（首都）僅在原子（國家）中占很小一部分，但幾乎所有的重量（物質）都集中在原子核。在當今世界，互聯互通的重要性要超過規模，因此城市在地圖上的標注要更加詳細，而不能再用千篇一律的黑點來表示。
城市是人類最長久和最穩定的社會組織節點，帝國和民族有興衰，但許多城市卻始終存在。例如，盡管拜占庭帝國和奧斯曼帝國都已經煙消雲散，但其首都君士坦丁堡，即現在的伊斯坦布爾，依然是歐亞商貿和文化交流中心，伊斯坦布爾的影響半徑甚至超越了此前帝國的疆界，盡管土耳其的首都不是伊斯坦布爾。城市是超越時光的全球化存在。
21世紀的城市是人類最具深度的基礎設施，也是從太空中可以看到的最明顯的人類成果。最早的村落變成了城鎮，然後又慢慢變成了超級城市和綿延數百公裏的城市帶。1950年，全世界人口超1000萬的超級大城市隻有兩個：東京和紐約。到2025年，至少有40個城市人口超過千萬。墨西哥城的人口規模超過澳大利亞全國，而中國重慶的麵積已經超過了奧地利。曾經相隔數百公裏的城市現在正連成龐大的城市群落，世界上最大的城市群落就是日本的東京–名古屋–大阪超級城市帶，日本人口中有2/3位於這個城市帶。中國的珠三角地區、巴西的大聖保羅區以及印度的孟買–浦那地區也在通過基礎設施建設變得日益緊密。現在已經出現了至少12處超級城市帶。中國正規劃建設24個超級城市群，每個城市群的人口規模都將在1億以上。但到2030年，世界第二大城市（第一大城市是東京）預計不在中國，而是菲律賓的馬尼拉。
盡管從人口規模看，美國的城市群略小，但美國正在興起的城市群也非常重要。主要有三個。第一個是東海岸城市帶，從波士頓到紐約，再到華盛頓，這是美國學術、金融和政治的核心地帶（現在這個城市帶隻缺少一條高速鐵路）。第二個是從舊金山到聖何塞，在美國280號州際公路和101公路之間的矽穀地區集中了6000多家高科技企業，GDP總額超過2000億美元（如果能在舊金山–洛杉磯–聖迭戈之間建起高速鐵路，那麽加州太平洋沿岸就可真正成為媲美東北部城市帶的西部地區。埃隆·馬斯克的特斯拉公司建議在這一路線上建起超級隧道係統）。第三個就是達拉斯–沃斯堡大都會區，這是美國南部最大的城市群，埃克森美孚、美國電信以及美國航空公司等著名企業坐落在此，其經濟規模超過南非，而且這個地區正在建設一條號稱“跨得州走廊”的鐵路（但時速隻有120公裏），按得克薩斯中央鐵路局和動車運營公司日本中部鐵路公司在2014年發布的規劃，最終這條鐵路可能會延伸至石油重鎮休斯敦。
隨著人口、財富和人才逐漸向全球最重要的城市集中，這些城市也慢慢超越國家成為世界上主要的影響力之源。在全球網絡中，城市按照其影響力排名，而不是土地麵積大小。全球化城市能吸引資金和技術，城市內部多元開放，此外這些城市也可實現與其他重要城市的無縫連接。正如克裏斯托弗·蔡司–鄧恩所指出的，世界級城市的地位並不取決於人口和麵積，而是取決於經濟實力、對主要增長區域的貼近性、政治穩定和對外資的吸引力。換言之，互聯互通的重要性要超過規模，甚至要超過主權。紐約、迪拜和香港都不是國家首都，但這些城市從物質和資金的吞吐量來看都排名全世界前五。
人口和經濟實力會賦予城市更大的決策影響力，也可讓城市有更高的自主性，並增加與其他城市之間的交流（我將其形容為“城市外交”）。薩斯基婭·紮森指出，偉大和連接的城市不僅屬於本國，更屬於全球。城市是文明體係集合中的突出成分，城市越是歸屬於世界，就越是可按全球模式重新配置基礎設施和分配資源。如今，世界上排名前20的富裕城市已經打造出基於資本、人才和服務的超級體係：全世界75%的大企業都位於這些城市，這些大企業反過來會加大對城市的投資並增強城市間的互聯程度。確實，世界級的城市已經打造了自身的聯盟，從許多角度看就像是F1賽車隊伍，這些城市吸引了來自五湖四海的人才，吸引了全球的資金，在同一體係中開展競爭。
新興市場國家也湧現出一批超級城市，這些城市成為地區財富和人才的集中地，這是全球經濟活動焦點轉換的最重要推動因素。麥肯錫全球研究院的研究表明，從現在開始到2025年，全球1/3的經濟增長將來自西方主要城市和新興市場的超級城市，另有1/3會來自新興市場的中等規模城市，剩下的1/3會來自發展中國家的小城鎮和農村地區。一般而言，人均GDP超過8000美元之後，消費型社會才會形成。但由於中國和印度二三線城市的物價較低，在人均GDP尚未達到8000美元（按購買力平價測算）時，中印兩國已經有數億
居民成為可觀的消費群體。這就不難理解為何大量的企業會把生產轉移到高增長的城市，而投資者也會觀察市政債務情況來判斷一國的經濟健康程度。
當前世界的功能型城市數量要遠遠超過運作良好的國家數量。實際上在弱小國家，城市往往不受國家管理和秩序的影響，城市從鄰國不斷攫取，但又對整個國家無動於衷。這就是拉各斯對尼日利亞的態度、卡拉奇對巴基斯坦的態度、孟買對印度的態度：來自首都的幹預越少，越好。首都通常都位於地理核心區域，來行使管理全國的職權，例如巴西利亞和阿布賈，但這些城市其實也在無意間使得自己被邊緣化，因為世界經濟發展總是青睞那些人口稠密和互聯設施程度高的沿海城市。
當然要想完全區分城市和國家之間的領地、人口、經濟、生態和社會關係是非常困難的。當然這也不是關鍵。從全世界範圍看，城市的領導層和本地的大企業都在建立經濟特區，直接吸引投資者參與本地經濟，就業和財富積累都發生在本地，而不是向全國鋪開。這就是城市所要的全部。目前，全球各地的機場周圍出現了越來越多的新區（有時也被稱為航空城），這些新區是為了擺脫城區的擁堵，同時能更加便捷地連接全球市場和供應鏈。從芝加哥奧黑爾機場到華盛頓杜勒斯機場再到韓國仁川國際機場，這些地區正變成高速增長的經濟區，這也充分顯示了互聯互通的內在價值。對於那些搬入機場新區的企業來說，機場就是通往世界市場的大門，而附近的城市，不管其規模多麽龐大，也僅僅是銷售市場。
國家聯盟
城市與本地區的其他主要樞紐相連的程度越高，就越有可能成為有機集合體而不是機械式的構成。如美國國家情報委員會在《全球趨勢2030》中指出的，超級城市和地區聯盟（例如歐盟、北美聯盟以及大中華區等）的力量將越來越強，而國家政府和全球多邊機構將不得不麵對權力的日益消解。地區性的聯合體是分享設施和組織共同行動的更加現實的選擇，而不是要依靠遠在天邊的集權式全球機構。這些聯盟會幫助較弱的成員發展，例如歐盟每年就投入3000億美元用於基礎設施升級、人力資本投資、數字升級等其他領域，這極大促進了東歐和巴爾幹地區的發展。一旦成為歐盟成員，就要遵循清晰和可靠的規則，國家的投資等級和對供應鏈的吸引力就會提升。現在東南亞的東盟經濟共同體和泛亞區域全麵經濟夥伴協議也是如此，這些聯盟內的經濟體自主掌握開放節奏，由此來保護其相對優勢和國內就業。如今各地區的基礎設施和市場融合使得地區聯盟，而不是民族國家成為全球秩序的基礎。值得指出的是，地處缺乏區域聯合地區的國家，例如在近東和中亞地區，一般來說更容易出現衰敗。
超大地區聯盟並不是單一的地域，而是學者所謂的“綜合國度”，是非正式的和互利性的，而不是正式的機構化組織。這些聯盟有著名義上的領導機構，但成員依然有著實質的自主權。羅馬帝國、拜占庭帝國和奧斯曼帝國都是地域廣大、軍事強盛和經濟繁榮的帝國，但這些帝國內部高度不平等，政治對立，充滿碎片式文化。然而即便是最初級的地區主義也是對帝國主義的糾正。如果說戰爭爆發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大國代理人紛爭的不確定性（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就是如此），那麽防止外部幹預的強大的地區聯合就有利於維護和平。
這些地區國家聯盟比哈佛大學教授薩繆爾·亨廷頓在《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重建》（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一書中提到的抽象“文明體”要更加龐大、一致和有力。天主教徒以羅馬為聖地，東正教徒向往莫斯科，但這些教徒無法聯合起來成為地緣政治代理。極端組織越是以伊斯蘭之名采取暴力手段，伊斯蘭世界的分裂程度就越嚴重；看看伊斯蘭國的行徑以及其對遜尼派的攻擊就能明白，伊斯蘭國的內鬥遠比其對外殺伐血腥。
以經濟為基礎組成地區國家聯盟也更有說服力。北美聯盟跨越了西方和拉美的文化界限，歐盟的版圖則覆蓋了部分阿拉伯、東正教和土耳其文明，而中國的影響力正不斷深入東南亞本地文化，激蕩日韓古代文明，並觸及東正教和土耳其文化。法國曆史學家費爾南·布羅代爾在其廣博的研究中指出，大地中海區域不是被海洋切割的區域，而是圍繞海洋聯合在一起的區域。任何一位來自貝魯特的黎巴嫩遜尼派或來自的黎波裏的商人身上都會帶有明顯的腓尼基曆史和地中海文明印記，這些印記會超越其伊斯蘭的身份標簽。文明確有衝突，但更多的是融合。
社區
個人的身份認知和跨地域認同也十分重要。最好的例子就是少數族裔移民社區。移民社區與來源國在曆史上就是簡單的雙向關係：從來源國到移民社區的文化傳遞，以及移民社區文化傳回來源國。2013年全球移民匯款總額高達4300億美元，這充分說明，即便某些移民已經離開來源國幾十年，在改變來源國方麵依然是重要的力量。但現在移民社區受到了多方向的資金、通信和政治國際網絡影響，移民可能會穿越數十個國家的邊境線：華裔、印度裔以及巴西裔等。
為移民網絡繪圖可以顯示出是什麽力量決定了這些移民社區的現狀。北美、中東、東非和東南亞的印度移民社區是有著自我調節功能的商業王國（我將其稱為“寶利斯坦”），這個王國投資於以前大英帝國勢力範圍內的房地產、學校、工廠和金礦，但從來沒有來自印度本國的指令。現在各國政府越來越喜歡利用本國移民社區的聯係，為本國發展帶來穩定和長期的資金。印度、以色列和菲律賓會將基礎設施債券等金融產品賣給移民社區，融到的資金會用於具體的項目並有著透明的運作過程。與此同時，之前幾十年，留學生在畢業後都選擇留在國外，現在隨著來源國生活條件的改善，回到自己祖國的移民數量屢創新高，由此給移民來源國帶來了“人才紅利”。這些回國人員推動了本國的創新，因為他們帶來了西方先進的思想，為自己國家的嚴格社會體係和傳統文化構架吹入了新風。實際上，許多回國人員都在自己國家成為政界以及其他各領域的精英。
目前海外華人華僑預計超過5000萬，在亞洲各地乃至世界各個角落都可看到華人的身影，海外華人世界反過來又影響了中國的發展。20世紀80年代，鄧小平打開國門，讓港澳台地區以及馬來西亞和泰國的華人實業家建設中國經濟特區。如果中國政府願意對海外4000萬華人實行雙重國籍政策，或許會有更多的海外華人願意回到祖國，由此帶來優秀人才並緩解中國國內老齡化問題。現在的海外華人更願意發揮全球中華文明布局中重要節點的作用。
移民社區是世界從垂直型權威向扁平型權威轉變的先導，社區統治的不是國土，是人心。在社區中，不存在“民族國家”，但存在“關係國家”。社區最重要的不是地理分布或數量規模，而是其跨越虛擬和真實世界的能力。隨著20世紀90年代互聯網的興起，社會學家曼紐爾·卡斯泰爾（Manuel Castells）對“位置空間”和“流動空間”進行了區分。現在這兩個概念已經高度融合。人口和技術的交互流動為Facebook和其他雲社區的出現提供了可能，這些虛擬社區形成的速度更快、範圍更廣、規模更大，社區成員往往就某一話題達成高度共識，這迫使我們不得不去思考超越國家的政治概念。通過成員之間的相互鼓勵、眾籌融資和組織政治行動，社交網絡為人們改善福祉提供了新的工具。維基泄密的創始人朱利安·阿桑奇（Julian Assange）就指出，互聯網使得聯網群體能共同采取符合其個人原則的強大集體行動。現在具有影響力的行動者社區包括恐怖組織網絡、黑客組織以及宗教極端主義集團，這些社區是根據其共同“行動”而不是共同“位置”來組建的。
全球互聯互通也逐漸削弱了民族國家的根基，一係列的跨國關係和認知慢慢取代了以前的傳統民族國家認同。想象一下，或許會有那麽一天，世界上的人都是對城市或供應鏈，而不是對國家保持忠誠，人們會更重視信用卡和數字貨幣，而不是自己的國籍，人們會在網絡上，而不是自己生活的國家尋求結社。美國海軍研究生院的未來戰爭專家約翰·阿奎拉（John Arquilla）就曾觀察說，現在這些虛擬組織正在消解國家，正如當初民族國家消解帝國。這些社區通過強大的宣傳和高科技來打造向心力。一個社交媒體賬號不僅僅是溝通媒介，更有可能成為聚合人群的虛擬社區，從而挑戰政府權威和國家認同感。
企業
超級跨國公司正成為供應鏈世界的自主力量。如果說“冷戰”時期的跨國公司還深深根植於自己的本國市場，那麽如今越來越多的企業經營都開始超越國境線，由此避免過度依賴於任何單一市場、投資者群體、總部或辦事處。在金融危機之後出現了公司救助計劃和一係列旨在規製華爾街的金融監管新政。但按金融穩定理事會發布的年度“係統性相關”金融機構名單（根據其規模和風險暴露程度），超過30家銀行的平均資產超過了500億美元，這意味著銀行機構的金融實力（也就是全球影響力）要超過世界上2/3的國家。即便這些金融機構的業務出現了收縮，而且麵臨更加嚴格的監管，它們依然在通過海外兼並和稅製套利來調整自身業務：匯豐銀行考慮要將總部從倫敦遷到香港。大宗商品領域的嘉能可、物流業的DHL、專業服務領域的埃森哲以及私人保安領域的Academi（前身是黑水公司）都代表著另外一種類型的公司，這些公司盡管在交易所掛牌上市，但卻通過世界各地的合資企業組成了全球夥伴網絡。在這些公司眼裏，主權國家不再是需要臣服的主宰，而是要通過談判去爭取的對象。
互聯程度越高，這些公司就越是能把對互聯設施的掌控當成自己的競爭優勢。現在矽穀的高科技公司也越來越多地將自己的產品甚至資金放在雲端。全世界隻有5個國家的GDP超過蘋果公司的市值，蘋果公司手中持有的現金就高達2000億美元，這意味著蘋果公司可輕鬆買下許多國家的全部產出（減去債務）。現在蘋果公司賣了大概20億台設備給10億消費者，所獲得的人心也應該遠遠超過許多國家。
供應鏈上的國家、自我管理的城市、沒有邊界的社區和擁有的權力超過政府的企業，這些都是邁向全新的多元世界體係的證據。這些屬於互聯地圖的全球權威序列還在不斷拉長，也提醒著我們，在不斷變化的世界裏，地圖繪製永無止境。
專欄：從國家外交到城市外交
學者研究全球連接性地圖時，會從城市開始。曆史學家彼得·斯普福德（Peter Spufford）曾言，13世紀和14世紀歐洲的城市化推動了商人在國際貿易中信貸和保險的運用，由此推動了資本主義的擴張。歐洲的商業革命也將歐洲的主要城市與康斯坦丁堡和卡利卡特等亞洲貿易中心相連。正是因為全球化削弱了各國邊境的重要性，城市才能更加自由地開展國際合作。
城市活動的影響力今非昔比。自1953年紐約率先設立海外辦事處以來，超過200個美國州級和市級政府機構在世界各地開設了辦事處。馬薩諸塞州在1983年首次與中國廣東省簽訂了國際合作協議，目前該州已經通過國際貿易和投資辦公室與外國政府簽訂了30多項合作協議。聖保羅和迪拜等城市雖然不是首都，但也有著大量的國際業務，這些城市與美國、英國和德國等國家簽訂了正式的雙邊合作協議。弗吉尼亞州費爾法克斯縣的經濟發展委員會在班加羅爾、首爾和特拉維夫設立了辦事處，來吸引更多企業到華盛頓郊區投資。
任何帝國都無法提供直接接入全球體係的好處。中國的城市也在積極尋求國際經濟合作，這些合作都是基於比較優勢，而很少考慮地緣政治因素。四川省的三大貿易夥伴就是美國、歐洲和東盟，四川與這三個貿易夥伴的交易額大概是每年100億美元，因此四川希望能保持與這些主要貿易夥伴的密切聯係。城市間的商業外交活動代表著一種更加宏大的轉變，即以政治為基礎的世界將變成以功能為基礎的世界。
即便是倫敦這樣的首都城市也可發揮類似獨立國家的作用。13世紀初，為了保持英格蘭的統一，約翰國王簽署了《大憲章》，其中就規定占地一平方英裏的倫敦城的特殊權利（現在是倫敦城有限公司）。如今倫敦城裏的24000家公司會選舉管理人員和市長，這位市長像政治家一樣每天飛來飛去，從巴西到中國，到處簽署金融合作協議，當然他的行動得到了英國外交部和大倫敦區市長的全力支持。盡管英國有些政客正在利用部分民眾反歐盟的情緒，獲得某些不明真相的選民的選票，但倫敦城的領導層深深意識到，經濟要發展，必須要與歐元區開展貿易和投資，而且還要接受美元、日元和人民幣等多幣種的交易，這樣倫敦城才能有未來，英國經濟才能有未來。
現在越來越多的國家領導人都有市政管理經驗，這並不是巧合。對於我們所處時代的宏大議題，比如氣候變化，現在城市的作為並不比各國政府的作為少。全球最大的40座城市將推行自己的溫室氣體減排項目（稱為C40），因為國際政府間關於氣候變化的談判屢屢陷入僵局。中國一些城市的市長和地方領導頻頻出訪哥本哈根、東京和新加坡等地，學習如何創新城市管理、提高城市宜居性，由此在中國的城市競爭中脫穎而出。（現在中歐外交很重要的內容就是重要城市商業團體之間的直接交流以及商業化技術的轉讓，這些技術可幫助中國提高效率和經濟發展可持續性。）如果想觀察怎樣才能實現可持續的城市化，可以去看看新加坡的世界城市高峰論壇或巴塞羅那的智慧城市世界大會，或去網上看看來自全球數百個城市的專家和管理者的說法，總之，不是去聯合國大會。現在“聯合城市”和“本地政府”等組織已經在踐行“城市外交”，類似這樣的組織現在全世界有200多個，超過了國際政府間組織數量。由於城市是通過連接性而不是主權來定位，所以不難想象，未來全球社會的形成將更多受城市間關係而不是國際關係的影響。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