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相關 崇禎 ---為了上榜

崇禎簡介

明思宗[1]朱由檢(1611-1644),生於立春日,父朱常洛,母劉氏。崇禎為朱常洛第五子。同時也是最為勤勉,最具悲劇色彩的皇帝。

“無力回天”這四個字,可以概括崇禎的一生。

朱由檢與其兄長朱由校在位時間均短(明光宗朱常洛生有七子然活著長大的隻有朱由檢和其兄長朱由校),16歲的崇禎繼承帝位。此時明帝國因為小冰河期天氣異常寒冷,災荒頻繁和外敵頻繁入侵在風雨中飄搖。

天啟七年八月丁巳,崇禎即皇帝位。十一月甲子,安置魏忠賢於鳳陽,十一月乙巳,魏忠賢縊死。十二月,魏良卿、客氏子侯國興伏誅。崇禎元年正月丙戌,戮魏忠賢及其黨崔呈秀屍。六月,削魏忠賢黨馮銓、魏廣微籍。崇禎二年正月丁醜,定逆案,自崔呈秀以下凡六等。

這一係列的舉措,雷厲風行地清除了魏忠賢和客氏的勢力,鞏固了自己的政權地位,閹黨之禍逐漸澄清。使得朝野上下精神為之一振;然而初登皇位的崇禎,在誅滅魏忠賢勢力的同時,也促使明末龐大的文官勢力更加膨脹。

十六歲登基的崇禎執政時,明朝處於內亂、外患、地方勢力割據、龐大的文官集團把持朝政,整個明帝國可謂內憂外患,風雨飄搖。崇禎勤儉勤勉,兢兢業業,付出全部的精力與明末龐大的文官集團抗爭,十七年來用盡心力意圖複興明室,最終城破自縊。

要正確認識崇禎,必須要了解他執政時期所麵對的主要敵人:其第一為明末的文官集團,其二為崛起的滿清,其三為農民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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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禎年表

1611年:崇禎出生,他的生日在陰曆十二月二十四日,因此也有人誤為1610年。實際上按照陽曆,已經是1611年。

1614年:崇禎的母親去世。

1620年:父親病逝

1622年:被封為信王

1627年:兄長天啟帝病逝,即位為帝。

1628年:袁崇煥提出五年平遼。全國性大災荒,陝西爆發大規模農民起義。

1629年:三月,定立魏黨“逆案”,入案者255人,分別懲處。

五月,以徐光啟主持用“西法”修定曆書,至崇禎8年修成《崇禎曆書》137卷。

1630年,崇禎三年永平四城失守,畿輔震動,詔天下勤王,各方將領自保不暇,逗留不前,獨秦良玉慷慨誓眾,率翼明捐資濟餉、裹糧率師;袁崇煥晝夜兼程,馳援京師,並收複永平四城。後崇禎將袁崇煥下獄並處死。

1630年:春,陝西三邊總督楊鶴對農民軍剿撫並用,部分農民軍流動至山西。

十二月,加派“遼餉”153萬餘兩,合原加派“遼餉”共計680萬餘兩。

1631年:正月,賑濟陝西災民,定議對農民軍實行以撫為主的政策。

1633年:農民軍大批度過黃河,進入河南地區。

1634年:正月,以陳奇瑜為五省總督,主持圍剿河南、陝西等處農民軍。

1635年:正月,農民軍克鳳陽,掘皇陵。明廷調集各省精兵7萬餘在中原進行會剿。

八月,以盧象升為總理,與洪承疇分責東南、西北的剿除農民軍戰事。

十月,下罪己詔。

1636年:秋,張獻忠、羅汝才部進入四川,攻克大批州、縣。

1641年:正月,李自成部複振,攻克洛陽,殺福王朱常洵。

1642年:新年,揖拜閣臣,再圖振興。

二月,李自成部在襄城大敗明軍,殺陝西總督汪喬年。

三月、四月,鬆山等城相繼破,洪承疇被俘,降清。

五月,李自成部三圍開封。

七月,皇貴妃田氏病故。

1644年4月25日(崇禎十七年三月十九日):自盡殉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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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禎的境遇

崇禎即位之初,這個16歲的少年以雷厲風行之手段收拾了魏忠賢。民間歡呼不已,稱頌他為“聖人出”(《五人墓碑記》),然而明朝龐大的文臣集團對君權的限製,使這個末代帝王無能為力。他的一生在不斷的為了國家奮鬥,也在不斷的與文臣集團對抗掙紮。

據有的史學家分析,崇禎是我國最勤政的皇帝,平均每天睡眠時間不到2小時。又據史書記載,他二十多歲頭發已

白,眼長魚尾紋,可以說是宵衣旰食,朝乾夕惕。

崇禎執政時期,對於滿清,群臣分為主戰主和兩派。崇禎在用人方麵,起用了主戰派袁崇煥。文官集團使得軍中之將隻重出身門第,幾次大規模對滿清的軍事活動均遭慘敗,削弱了明朝的軍事力量,最終無力鎮壓農民軍起義,間接加速了明朝滅亡。

曾經強盛的明帝國已經風雨飄搖,兩黨分庭對抗,卻難尋能用之人,也卻難尋可用之人。崇禎即位之初在文官集團的幫助下誅滅魏忠賢閹黨,卻間接推動了文官集團的權利膨脹。

崇禎與臣子的關係或可說是曆史上最為尷尬詭異的時期——相互仇視,相互依存、相互利用。崇禎在位的十七年,除了鎮壓農民軍以及抵抗滿清入侵外,將更多的心力用於削弱文官集團的勢力,並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反清複明的聲音在民間仍然沒有停止消亡過,文字獄的大背景下,乾隆禦用文人放出明朝殺袁崇煥是崇禎中了反間計的謠言,影響極廣,真正的事實如何,尚未有定論。

造了他十幾年反的李自成曾這樣形容他的:“君非甚暗,孤立而煬灶恒多;臣盡行私,比黨而公忠絕少。”(《登極詔》)李自成是在明朝統治下活不下去才鋌而走險,與崇禎皇帝有不共戴天之仇,但他這段卻說的客氣之極,分明就是“君非亡國之君,臣皆亡國之臣”的文雅說法。

《明史-流賊傳》中這樣評價崇禎:“嗚呼!莊烈非亡國之君,而當亡國之運,又乏救亡之術,徒見其焦勞瞀亂,孑立於上十有七年。而帷幄不聞良、平之謀,行間未睹李、郭之將,卒致宗社顛覆,徒以身殉,悲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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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禎太子之謎

皇太子生死之謎

與明朝國祚休戚相關,皇太子和他的兩個弟弟的下落,成為明清鼎革之際引人注目的焦點。在兵荒馬亂的改朝換代之際,缺乏順暢的信息來源,關於太子等三人的下落,都是道聽途說的小道新聞,被野史記錄下來,矛盾和歧異是在所難免的。以下是筆者從矛盾的陳述中清理出來的一些傳聞,未必一定是信史。

卻說親信太監接受崇禎皇帝囑托,藏匿了太子等三人。李自成進入北京後,發布懸賞令,尋找這三個重要人物的下落。太監見利忘義,為重賞所利誘,很快交出了這三個人,邀功請賞。李自成鑒於他們還未成年,沒有處死他們。太子乘機向李自成提出三條建議:第一,不可驚動祖宗陵寢;第二,迅速安葬父皇、母後;第三,不可殺害百姓。從以後的事態發展來推斷,李自成似乎接受了這些建議。

李自成出征山海關兵敗後,把太子等三人,交給了吳三桂。多爾袞命令吳三桂不得進入北京,向西追擊李自成,吳三桂不得不把太子等送到太監高起潛處暫時落腳。

隨著政權的迅速更迭,兵荒馬亂之中,太子等三人便不知下落了。野史傳聞多種多樣,有的說,他們後來到了外公周奎家中,還和長平公主見過一麵,大家抱頭痛哭。皇親周奎害怕引來禍水,把他們逐出家門,被巡邏的士兵逮捕。有關部門以為這是假冒的,刑部主事錢鳳來奉命審問這三個假冒太子的犯人,非常頂真,叫來太監辨認,都說是真太子;又把他們送入宮中,考察他們對宮廷的熟悉情況,都對答如流。另一些投靠清朝的前明官員為了避免麻煩,極力證明太子是假的。一時間眾說紛紜,真假莫辨。

攝政王多爾袞的態度很明確,不必繼續爭論,真假都無妨。隨後處死了主張太子是真的官員,又在次年四月初四,公開布告天下,說太子是假的,然後把他們秘密處死。從清朝的立場考慮,這當然是最佳的處理方式,他們不願意承認前明的太子,果斷處死,是為了避免改朝換代之際引起民心動搖,以及政治上的連鎖反應,是可以理解的。

被處死的太子究竟是真是假?還很難說。因為後來太子在南方出現了,引起了南明政壇的極大震動。皇太子生死之謎,愈來愈複雜。南明當局非常不歡迎這個太子,宣稱是假的。

南明小朝廷既然打著繼承明朝正統的旗號,理應歡迎太子的出現,為何千方百計要證明他是假的,似乎令人費解。

其實稍加分析就可以明白,關鍵是權力的爭奪,或者說是權力的歸屬問題。福王朱由崧已經登上皇帝寶座,把明年改為弘光元年,崇禎皇帝的嫡親太子出現,勢必威脅到朱由崧的帝位,引起權力再分配的一係列問題。

他登上皇位不久,就考慮到這個棘手的問題,製造輿論,證實太子已經死亡。消息的直接炮製者就是淮揚巡按禦史王燮。據黃宗羲《弘光實錄鈔》說,這是掌握南明小朝廷實權的內閣大學士馬士英密謀策劃的。由於南京的南明政權建立之初,人心都希望先帝的血脈——太子繼位,馬士英密令王燮假造太子已死的消息,斷絕人們的希望。他已經把朱由崧捧上皇帝寶座,由自己牢牢地控製了朝廷大權,當然不願意太子真的出現,打亂現有的政治格局,所以很快給朱由檢追加諡號為“烈皇帝”,廟號為“思宗”,與此同時,追加太子的諡號為“獻湣”,永王的諡號為“悼”,定王的諡號為“哀”,正式宣布他們已經死亡,杜絕了太子再度出現的可能性。

然而,太子還是出現了。弘光元年(即順治二年,1645)三月初一,太子從金華抵達南京,引起了軒然大波。

這是怎麽一回事呢?由於這是當權者忌諱的話題,故而正史語焉不詳,隻有野史有所涉獵,比方許重熙《明季甲乙兩年匯略》、計六奇《明季南略》、顧炎武《聖安本紀》、戴名世《弘光朝偽東宮偽後及黨禍紀略》等。把他們的敘述加以綜合,來龍去脈大致是以下描述的樣子。

懾於多爾袞的命令,吳三桂不得進京,他在途中釋放太子,在皇姑寺把他交給太監高起潛。高起潛和太子前往天津,由海路抵達揚州。他發現南明當局並不歡迎太子的出現,想殺死了事。他的兒子高夢箕(原任鴻臚寺少卿)極力反對,挾帶太子渡江,輾轉來到蘇州、杭州。當時正好是元宵佳節,太子不堪旅途勞頓,在街上觀燈時浩然長歎,被路人發現了身份。高夢箕害怕太子身份暴露會連累自己,便向馬士英告密。馬士英派太監李繼周前往杭州跟蹤,太子已到金華。李繼周趕到金華,在觀音寺中見到了太子。李繼周原先在宮中當差,見過太子,有些麵熟,下跪叩頭。太子說:我認得你,姓名記不起了。李繼周告訴他,奉新皇帝旨意,迎接小爺進京(南京)。

三月初一,李繼周護送太子來到南京,首先報告馬士英,然後報告弘光帝。弘光帝一麵把太子安排在興善寺暫住,一麵派遣從北京南下的太監暗中察看真偽。不料兩位太監一見太子,就抱頭痛哭,見他衣服單薄,脫下衣服給他穿上。弘光帝聽說後大為光火,說道:真假還沒有搞清,怎麽可以如此草率?即使是真的,讓位與否,還要我點頭,這廝竟敢如此膽大妄為。立即下令把兩個太監處死,知道內幕的李繼周也被毒死。

這種殺人滅口的做法,反映了弘光帝對太子到來的心虛,因為牽涉到“讓位與否”的問題。他暗示臣下,不得輕率承認太子的身份。這就為太子事件定下了基調。此後的一切活動都是圍繞這一點而展開的。

朱由崧派遣原先的總督京營太監盧九德前往探察虛實。盧九德知道皇帝的心意,見了太子不敢表明態度。

太子大聲喝道:盧九德,你為何不叩頭?

盧九德嘴上不承認,腿卻軟了下來,下意識地叩頭,口中輕輕地說:奴才無禮。

太子接著說:多日不見,肥胖成這樣,可見在南京享受了。

盧九德不敢分辯,叩頭說:小爺保重。說罷,立即告辭。他對在場的人自我表白:我沒有服侍過太子,太子為何這樣說?看來有些相象,卻認不準。

得到盧九德的報告,弘光帝意識到事態的嚴重性,禁止文武官員謁見太子。隨後把他轉移到錦衣衛都督馮可宗的官邸,秘密拘禁。他和馬士英商量對策,馬士英極力主張太子是假冒的,有三個疑點:第一,太子脫離虎口,應當直奔南京,為何前往杭州?第二,聽說太子為人凝重,很少言語,此人能言善辯;第三,日前左懋第從北京寫來密信,說北京也有一個假太子。基於這樣的分析,他向弘光帝獻計:派盧九德等太監和曾經為太子講課的官員,盤問他關於先帝、永王、定王的生辰,以及宮中製度,所學功課,如果露出破綻,立即公開處決,以正視聽。如果是真的,可以讓他住進宮內,但不要讓他出頭露麵,惑亂人心。

在這些人準備辨別真偽之前,弘光帝召見他們,先定下調子:太監審視後報告,都說麵貌不對,語言閃爍。言外之意,這個太子是假的。因此一幹人等審視的結果是在預料之中的,他們在向皇帝匯報時,異口同聲地說,太子根本不認識這些官員,回答也文不對題。在場的大學士王鐸大聲喊道:是假的!結論得出來了,弘光帝喜形於色,嘉獎道:由此可見各位忠誠大節。

於是乎,太子被押入監獄。官方正式宣布:太子是駙馬都尉王昺的侄子王之明假冒的。

於是乎,對假冒太子的王之明進行會審。會審之前,弘光帝親自召見會審官員,向他們交代:如果太子是真的,朕的地位怎麽安排?你們一定要認真對待。意思是會審結果必須證明他是假的。因此所謂會審,便成了一場提線木偶的表演。

三月初六,第一次會審。官員們故意出一些難題,如指認紫禁城地圖,背誦講課內容等。太子不耐煩地說:你們以為假就假,我原本不打算與皇伯(按:指弘光帝)爭奪帝位。

三月初八,第二次會審。官員們指證太子是王之明假冒的。太子說:你們不承認也就罷了,何必為我更改姓名?又說,是李繼周拿了皇伯的手諭來找我,不是我自己要來的。駁得審問官啞口無言。大學士王鐸見情況不妙,趕緊下結論:千假萬假總是一假,不必再審。

刑部尚書高倬、錦衣衛都督馮可宗匆匆草擬了一份審訊結論,這樣寫道:據王之明供認,此人十八歲,保定府高陽縣人,買一頭驢,與仆人出走,受人威脅利誘,假冒皇太子。

都察院隨即在大街上張貼布告——“王之明假冒太子”。

如此荒唐的結論一公布,輿論頓時嘩然。

江北四總兵之一、靖南侯黃得功首先發難,在奏疏中聲稱,太子未必假冒,先帝之子就是陛下之子,怎麽可以不明不白就關進監獄?大臣中諂媚的人多,敢講真話的人少,即使明白認識,誰敢出頭證實而招來災禍?他還警告,如果恣意妄為,本鎮將帶兵趕到南京,處死那些說假話的人。

老百姓也沒有那麽容易愚弄,他們對於馬士英之流把朝政搞得腐敗不堪,早已不滿,養成了一種逆反心理——馬士英以為“假”,輿論愈加以為“真”。

對馬士英專擅朝政心懷不滿的實力派將領、寧南侯左良玉,抓住此事大做文章:滿朝大臣隻知逢迎君主,不顧大體。李自成尚且能夠善待太子,不敢加害,為何一家人反而視為仇敵?他以此為借口,發兵從武昌沿江而下,打著“清君側”的旗號,矛頭直指馬士英,聲稱“奉太子密詔”前往解救。

這一下,事態鬧得不可收拾。湖廣巡撫何騰蛟、九江總督袁繼鹹,公開聲討馬士英。在揚州督師的史可法,希望皇帝妥善處理太子事件,平息事態。

正當南明各派勢力鬧得不可開交的時候,清朝軍隊大舉南下,南京危在旦夕。五月十五日半夜,弘光帝在太監、衛兵簇擁下,逃出通濟門,前往皖南的太平府避難;馬士英也倉皇逃離南京。南明小朝廷土崩瓦解,猶如曇花一現。

值得注意的是,五月十五日清朝的豫王多鐸率領軍隊進入南京,向投降的官員詢問太子的下落。有人告訴他,太子是王之明假冒的,多鐸不以為然地說:逃難的人自然改姓換名,如果說“姓朱”,你們早就殺了。有人說太子自己並不承認是王之明,是馬士英之流強加的。多鐸大笑說:奸臣,奸臣!

十天後,朱由崧被捕,押解回南京,多鐸問他:先帝遺下太子,從遠方逃難而來,你既不讓位,又要多方加害於他,這是為什麽?朱由崧始終一言不發。在旁邊的太子不解地問:皇伯用手諭把我召來,不但不認,還更改我的姓名,施加刑罰,難道是奸臣幹的,你不知道?朱由崧支支吾吾,汗流浹背。

據說,幾個月以後,多鐸回京,帶著太子、朱由崧同行,在北京被清朝當局處死。清朝方麵的行動,使得真假太子之謎蒙上了又一層政治色彩,更加難以辨別了。

明清鼎革之際,北京和南京先後出現的太子,究竟哪個是真的,似乎難以判定。明清史權威孟森《明烈皇帝殉國後紀》以為,北京所殺的太子是真的,南京的太子是假的。隻能說是一家之言。當代史學泰鬥陳寅恪在《柳如是別傳》中,讚同吳偉業《鹿樵紀聞》中的觀點,以為東林、複社人士故意和馬士英唱對台戲,主張王之明就是真太子朱慈烺。

政治風雲變幻莫測,太子朱慈烺下落明了以後,他的弟弟定王朱慈炯、永王朱慈照不知所終,引起了反清複明人士的濃厚興趣,終於釀成了綿延數十年之久的“朱三太子案”。

朱三太子的最初出現是在順治八年(1651),有人告發,前明崇禎皇帝的三皇子藏匿於民間。

朱三太子的再次出現是在康熙十二年(1673),北京有人自稱是朱三太子,還建立了政權。

真正引起清朝當局重視的是,康熙四十六年(1707)“反清複明”的一念和尚聚眾起事,打出朱三太子的旗號。次年,一念和尚、朱三太子先後被淩遲處死。

孟森以為朱三太子是朱慈照,這種可能性不能說沒有,但微乎其微。因為崇禎十七年時他十歲,到康熙四十六年時,已經是一個七十多歲的垂垂老翁,如何能夠和一念和尚四處奔波?

看來,所謂“朱三太子”極可能是民間假托的一個偶像。因為這個“朱三太子”處死以後,又冒出一個“朱三太子”。那是康熙六十年(1721)在台灣起兵造反的朱一貴之子,自稱是朱三太子。

所以,雍正皇帝也明白“朱三太子”是這麽一回事。他說:從前康熙年間各地奸徒造反,動輒用朱三太子的名義,如一念和尚、朱一貴。

看來“朱三太子”確實是一個偶像,或者是一個符號而已。

不過,無論如何這總是皇太子生死之謎的一個環節,給曆史增添了不少撲朔迷離的色彩,更顯出它誘人的無窮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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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禎六次罪己詔

崇禎八年(1635)正月,在中原數省範圍內流竄奔襲經年的陝西農民軍突然揮師南下,出其不意地一舉攻克明朝中都鳳陽,大明開國皇帝朱元璋的龍興之地,掘朱元璋祖輩之明皇陵並焚毀之,熊熊大火和彌天煙霧持續了數日之久。隨後,朝廷匆忙調集各省精兵八萬餘人在中原地區進行會剿。八月,洪承疇負責督剿西北,盧象升負責督剿東南,剿滅農民暴luan軍之戰事在全國範圍內拉開帷幕。十月初,崇禎帝走出了令他的自尊十分難堪的一步,即第一次向全天下頒布“罪己詔”,向天下臣民首次承認朝廷的政策失誤及天下局勢的險惡。

詔雲:“朕以涼德,纘承大統,意與天下更新,用還祖宗之舊。不期倚任非人,遂致虜猖寇起。夫建州本屬我夷,流氛原吾赤子。若使撫禦得宜,何敢逆我顏行。以全盛之天下,文武之多人,無奈誇詐得人,實功罕覯,虜乃三入,寇則七年。師徒暴露,黎庶顛連。國帑匱絀而征調不已,閭閻凋攰而加派難停。中夜思惟,業已不勝愧憤。今年正月,複致上幹皇陵。祖恫民仇,責實在朕。於是張兵措餉,勒限責成,佇望執訊殲渠,庶幾上慰下對。又不期諸臣失算,再令潰決猖狂。甚至大軍辱於小醜,兵民敢於無上。地方複遭蹂躪,生靈又罹湯火。痛心切齒,其何以堪!若不大加剿除,宇內何時休息!已再留多餉,今再調勁兵,立救元元,務在此舉。惟是行間文武,主客士卒,勞苦饑寒,深切朕念,念其風餐露宿,朕不忍安臥深宮;念其飲冰食粗,朕不忍獨享甘旨;念其披堅冒險,朕不忍獨衣文繡。茲擇十月三日避居武英殿,減膳撤樂,除典禮外,餘以青衣從事,以示與我行間文武士卒甘苦相同之意,以寇平之日為止。文武官也各省察往過,淬勵將來,上下交修,用回天意,總督總理,遍告行間,仰體朕心,共救民命。密約聯絡,合圍大舉,直搗中堅,力殲勁寇……。”對於一向十分孤傲自負的崇禎帝而言,能下這樣一份措辭深切自責的“罪己詔”,實屬不得已之舉。假如再聯想到他即位之初的中興之夢和躊躇滿誌,則更體會到崇禎親自禦筆撰寫此詔書時的痛苦而矛盾的複雜心境溢於言表,可謂危局使然之,實出於亡羊補牢之憂患。

崇禎十年閏四月,北方大旱,中原大地、赤野千裏、餓殍遍野、民不聊生,而地方官吏仍舊逼糧催科、盤剝百姓,多處地方亦然民怨沸騰、幹柴烈火、一觸即燃,麵對這樣的危局,崇禎帝頭腦十分清醒,可是又無可奈,山高皇帝遠,朝廷中樞對於基層吏治的腐敗也是鞭長莫及、望洋興歎爾!為此,崇禎帝在久祈不雨時的《罪己詔》上痛切地說道:";張官設吏,原為治國安民。今出仕專為身謀,居官有同貿易。催錢糧先比火耗,完正額又欲羨餘。甚至已經蠲免,亦悖旨私征;才議繕修,(輒)乘機自潤。或召買不給價值,或驛路詭名轎抬。或差派則賣富殊貧,或理讞則以直為枉。阿堵違心,則敲樸任意。囊橐既富,則好慝可容。撫按之薦劾失真,要津之毀譽倒置。又如勳戚不知厭足,縱貪橫了京畿。鄉宦滅棄防維,肆侵淩於閭裏。納無賴為爪牙,受奸民之投獻。不肖官吏,畏勢而曲承。積惡衙蠹,生端而勾引。嗟此小民,誰能安枕!……。";(詳見《明季北略》卷十三)

崇禎皇帝的第三次罪己詔(頒布時間:崇禎十五年)

崇禎十五年(1642)新年伊始,崇禎帝在奏對朝臣時格外謙卑地揖拜閣臣周延儒等人,希翼君臣齊心協力、再圖振興國事之舉。正月,在崇禎帝的默許下,朝廷派馬紹愉為特使,同關外清庭進行談判,以期減緩明朝腹背受敵的軍事壓力。二月,闖王李自成所部在襄城大敗明軍,殺害陝西總督汪喬年。三月、四月,關外鬆山等城相繼被清軍攻陷,遼薊總督洪承疇被清軍俘虜,後歸降清廷。五月,李自成所部三圍開封。七月,賢淑聰慧的田貴妃病故,崇禎帝悲痛欲絕、日不思飲、夜不成寐、痛不欲生。八月,對清庭議和機密被朝臣泄露,朝廷輿論大嘩,迂腐言官大肆抨擊,崇禎帝惱羞成怒,情急之下,竟將無意泄漏國家機密的兵部尚書陳新甲下獄問斬,明清之間的和談徹底破滅。九月,在李自成所部圍困開封期間,黃河堤潰,開封城被滔滔洪水衝毀,導致幾十萬開封百姓無端喪命,釀成明末巨大人道災難,李自成對此負有不可推卸的曆史責任。十月,李自成所部在郟縣擊敗明陝西總督孫傳庭部。十一月,清軍第五次入塞劫掠,深入山東腹地,俘獲人口三十餘萬人丁,殺害官吏數百人。閏十一月辛醜,崇禎第三次下罪己詔,詔曰:“……比者災害頻仍,幹戈擾攘,興思禍變,宵旰靡寧,實皆朕不德之所致也!罪在朕躬,勿敢自寬。自今為始,朕敬於宮中默告上帝,修省戴罪視事,務期殲胡平寇以贖罪戾……”雲雲。

崇禎皇帝的第四次罪己詔(頒布時間:崇禎十六年)

崇禎十六年(1643)年初,闖王李自成在襄陽建立政權。二月起,京師瘟疫流行。三月,左良玉部嘩變。四月,清軍進犯出塞。五月,張獻忠部攻克武昌,楚王遇害(被張獻忠殘忍地打入囚籠沉入長江溺死),張獻忠正式建立“大西”政權。隨後,內閣首輔周延儒被罷官。六月,崇禎痛心疾首、欲哭無淚,悲憤地向天下官紳百姓第四次下罪己詔,譴責自己的失德和過失導致生靈塗炭、社稷遭殃,希望天下官民士紳能夠振聾發聵、共赴國難,鼎立拯救危機重重、病入膏肓的大明王朝。

崇禎皇帝的第五次罪己詔(頒布時間:崇禎十七年)

崇禎十七年(1644)正月初一日,闖王李自成在西安稱帝,立國號“大順”。李自成隨即分兵兩路劍鋒指向北京進軍。正月,朝廷拜大學士李建泰為督師,出京抵禦大順軍,為了鼓舞士氣,崇禎帝隆重地在平台為即將代帝出征的李建泰舉行“遣將禮”。不料,風雲突變,三月,李自成大軍即兵臨北京城下。十八日,崇禎於倉促之中第五次下詔罪己,崇禎帝在罪己詔中寫道:“……朕嗣守鴻緒十有七年,深念上帝涉降之威,祖宗托付之重……朕為民父母,不得而卵翼之,民為朕赤子,不得而繈褓之,坐令秦豫丘墟,江楚腥穢,貽羞宗社,致疚黔黎,罪非朕躬,誰任其責?所以使民罹難鋒鏑,蹈水火,堇量以壑,骸積成丘,皆朕之過也。使民輸騶挽栗,居送行賚,加賦多無藝之征,預征有稱貸之苦,又朕之過也。使民室如懸磐,田卒汙萊,望煙火而無門,號泣風而絕命,又朕之過也。使民日月告凶,旱潦存至,師旅所處,疫蔓為殃,上幹天地之和,下叢室家之怨,又朕之過也。至於任大臣而不法,用小臣而不廉,言官前鼠而議不清,武將驕懦而功不舉,皆朕撫馭失宜……忠君愛國,人有同心,雪恥除凶,誰無公憤!……”。緊接著,崇禎帝又在罪己詔之外痛心疾首地寫下了下列文字,同樣令人讀罷之後有一種說不出來的酸楚痛心之感:“朕以藐躬,上承祖宗之丕業,下臨億兆於萬方,十有七載於茲。政不加修,禍亂日至。抑聖人在下位歟?至於天怒,積怨民心,赤子淪為盜賊,良田化為榛莽;陵寢震驚,親王屠戮。國家之禍,莫大於此。今且圍困京師,突入外城。宗社阽危,間不容發。不有撻伐,何申國威!朕將親率六師出討,留東官監國,國家重務,悉以付之。告爾臣民,有能奮發忠勇,或助糧草器械,騾馬舟車,悉詣軍前聽用,以殲醜類。分茅胙土之賞,決不食言!”雲雲。崇禎言辭是夠沉痛中懇,也真正有負疚懺悔的誠心,奈何天下糜爛、敵軍壓境、軍心渙散、大勢已潰,一切為時晚矣。

崇禎皇帝的第六次罪己詔(頒布時間:崇禎十七年,臨終遺言)

崇禎十七年三月十八日,絕望無助的崇禎帝強打精神舉行了最後一次家宴,當夜酒宴罷後,崇禎帝即安排太子慈烺、三子定王慈燦、四子永王慈煥逃離皇宮。隨後,崇禎帝在宮中親自持劍砍殺妻妾、女兒,幼女昭仁公主致死,長女長平公主斷臂重傷,一生賢德的周皇後於坤寧宮自縊。十九日淩晨,天將曙明,崇禎揩禦筆太監王承恩離開紫禁城,登上皇家禁苑煤山,在一株老槐樹下自縊身亡,時年33歲。死時“以發覆麵,白袷藍袍白細褲,一足跣,一足有綾襪”,衣上以血指書,崇禎帝的臨終遺詔這樣寫道:“朕自登極十七年,逆賊直逼京師,雖朕薄德匪躬,上幹天怒,致逆賊直逼京師,然皆諸臣之誤聯也,朕死,無麵目見祖宗於地下,自去冠冕,以發覆麵,任賊分裂聯屍,勿傷百姓一人”。公元1644甲申年的3月19日這一天,在中國曆史上也是統治華夏中國長達276年的大明王朝的亡國祭日,每逢此日,黃宗羲、顧炎武等明末遺民必沐浴更衣、麵向北方、焚香叩首、失聲慟哭。往事如煙,至今已三百六十二年矣,後世人當憑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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曆史評價

崇禎即位,正直國家內憂外患之際,內有黃土高原上百萬農民造反大軍,外有滿洲鐵騎,虎視耽耽,山河冷落,風煙四起。他決事果斷,雷厲風行,如處理庵黨一案,也有心細多疑,優柔寡斷之一麵,如關於是先攘外抑或先安內,一直那不定,遂誤國家;既有刻薄寡恩翻臉無情之一麵,也有多情柔腸之一麵,對周後互敬互愛;他自製極嚴,不耽犬馬,不好女色,生活簡樸;他也經常征求左右的意見,但剛愎自用,不能做到虛懷納諫;他知人善任,如袁崇煥楊嗣昌,洪承疇,具一代文武全才,任用他們時,言聽計從,優遇有加,一旦翻臉,嚴酷無情,果於殺戮,導致用人不專,出現崇禎朝五十相局麵;他憫恤黎民疾苦,常下詔罪己,但搜刮民膏,加派無度,趣百姓於水火;他勵精圖治,經常平台招對,谘問政之得失,與臣下論討興亡之道,為政察察,事必躬親,欲為中興之主主,但求治心切,責臣太驟,以致人心恐慌,言路斷絕常謂所任非人,終成孤家寡人,至於煤山殉國,從死者唯一太監耳[1]

明思宗是一個被普遍同情的皇帝,李自成《登極詔》也說「君非甚暗(崇禎皇帝不算太糟),孤立而煬灶恒多(即便他被孤立,卻頗能為人民國家做出許多打擊貪官汙吏好事);臣盡行私,比黨而公忠絕少。」思宗的性格相當複雜,在除魏忠賢時,崇禎表現得極為機智,但在處理袁崇煥一事,卻又表現得相當愚蠢。如學者所言「在思宗身上,機智和愚蠢,膽略與剛愎,高招與昏招,兼而有之」,《明史》說他:「且性多疑而任察,好剛而尚氣。任察則苛刻寡恩,尚氣則急遽失措。」由於較之前任的神宗、熹宗,甚至明朝中後期的多數皇帝,思宗治國救國的責任感與雄心強上許多,故史家對於思宗普遍抱有同情,以為崇禎帝的一生實是「不是亡國之君的亡國悲劇」。《明史》評價思宗說:「帝承神、熹之後,慨然有為。即位之初,沈機獨斷,刈除奸逆,天下想望治平。惜乎大勢已傾,積習難挽。在廷則門戶糾紛。疆埸則將驕卒惰。兵荒四告,流寇蔓延。遂至潰爛而莫可救,可謂不幸也已。然在位十有七年,不邇聲色,憂勸惕勵,殫心治理。臨朝浩歎,慨然思得非常之材,而用匪其人,益以僨事。乃複信任宦官,布列要地,舉措失當,製置乖方。祚訖運移,身罹禍變,豈非氣數使然哉。迨至大命有歸,妖氛盡掃,而帝得加諡建陵,典禮優厚。是則聖朝盛德,度越千古,亦可以知帝之蒙難而不辱其身,為亡國之義烈矣。」曆史學家孟森說:「思宗而在萬曆以前,非亡國之君;在天啟之後,則必亡而已矣!」。思宗雖有心為治,卻無治國良方,以致釀成亡國悲劇,未必無過。孟森也說思宗「苛察自用,無知人之明」、「不知恤民」。思宗用人不彰、疑心過重、馭下太嚴,史稱「崇禎五十相」(在位十七年,更換五十位內閣大學士、首輔),卻加速了明王朝的覆亡。思宗的性格相當複雜,在除魏忠賢時,崇禎表現的超乎機智,但在袁崇煥一事上卻又表現的相當愚蠢,袁崇煥跟崇禎說五年之內收複遼東,簡直就像個瘋子。崇禎也瘋,他真就相信了。直到三年後,袁崇煥終於為自己的大話付出了沉重的代價。如學者所言“在思宗身上,機智和愚蠢,膽略與剛愎,高招與昏招,兼而有之”。史家對於思宗普遍抱有同情,以為崇禎帝的一生實是“不是亡國之君的亡國悲劇”。

為剿流寇,明思宗先用楊鶴主撫,後用洪承疇,再用曹文詔,再用陳奇瑜,複用洪承疇,再用盧象升,再用楊嗣昌,再用熊文燦,又用楊嗣昌,十三年中頻繁更換圍剿農民軍的負責人。這其中除熊文燦外,其他都表現出了出色的才幹。但是他不斷地加稅,民間稱呼他為“重征”以代替“崇禎”,這也使得明末農民起義是“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

雖然明思宗期盼著明朝能在他手中迎來“中興”,無奈前幾朝的積重難返,當時天下饑饉,疫疾大起,各地民變不斷爆發,北方皇太極又不斷騷擾入侵,加上明思宗求治心切,生性多疑,剛愎自用,因此在朝政中屢鑄大錯:前期鏟除專權宦官,後期又重用宦官;在眾大臣的吹捧下,崇禎高估了袁崇煥,誤信了袁崇煥“五年複遼”的大話,以傾國之力打造了一條寧錦防線,結果滿清從蒙古繞了過來,明王朝麵臨沒頂之災。

乾隆大帝親自修訂的《明史-流賊傳》中說:“莊烈之繼統也,臣僚之黨局已成,草野之物力已耗,國家之法令已壞,邊疆之搶攘已甚。莊烈雖銳意更始,治核名實,而人才之賢否,議論之是非,政事之得失,軍機之成敗,未能灼見於中,不搖於外也。且性多疑而任察,好剛而尚氣。任察則苛刻寡恩,尚氣則急遽失措。當夫群盜滿山,四方鼎沸,而委政柄者非庸即佞,剿撫兩端,茫無成算。內外大臣救過不給,人懷規利自全之心。言語戇直,切中事弊者,率皆摧折以去。其所任為閫帥者,事權中製,功過莫償。敗一方即戮一將,隳一城即殺一吏,賞罰太明而至於不能罰,製馭過嚴而至於不能製。加以天災流行,饑饉洊臻,政繁賦重,外訌內叛。譬一人之身,元氣羸然,疽毒並發,厥症固已甚危,而醫則良否錯進,劑則寒熱互投,病入膏肓,而無可救,不亡何待哉?是故明之亡,亡於流賊,而其致亡之本,不在於流賊也。嗚呼!莊烈非亡國之君,而當亡國之運,又乏救亡之術,徒見其焦勞瞀亂,孑立於上十有七年。而帷幄不聞良、平之謀,行間未睹李、郭之將,卒致宗社顛覆,徒以身殉,悲夫!”

清朝編纂的《明史》依舊承認他兢兢業業,勤勉勤儉。崇禎的一生可以說充滿了悲劇色彩,他擁有極強的政治手腕,心思縝密,果斷幹練,並且精力充沛,幾乎擁有曆史上所有明君的特征:崇禎的是非功過充滿爭議,是中國曆史上最具悲劇色彩的皇帝之一,“無力回天”這四個字,可以概括崇禎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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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禎家庭

後妃

莊烈湣皇後周氏,1644年明亡之際依思宗命自盡而死。清順治帝,諡周後曰莊烈湣皇後,與帝同葬田貴妃寢園,名曰思陵。

貴妃袁氏,1644年明朝亡國之際,依思宗命自諡卻未死,清朝入關後因其為明思宗最後的遺孀,得到清廷之哀憐與尊重,並由清廷贍養其終身。

恭淑貴妃田秀英,1643年病死。諡恭淑端惠靜懷皇貴妃,葬昌平天壽山,即思陵也。

順妃王氏,原為選侍,生長平公主後病死,追封為順妃。

兄弟

熹宗朱由校

簡懷王朱由-

齊思王朱由楫

懷惠王朱由模

湘懷王朱由栩

惠昭王朱由橏

子女

獻湣太子朱慈烺,母莊烈湣皇後周氏,1644年李自成封為宋王,李敗退時不知所終。

懷隱王朱慈烜,母莊烈湣皇後周氏,早殤。

定哀王朱慈炯,母莊烈湣皇後周氏,1644年不知所終。

永悼王朱慈炤,母恭淑端惠靜懷皇貴妃田氏,1644年不知所終。

悼靈王朱慈煥(1633年—1708年),母恭淑端惠靜懷皇貴妃田氏,明思宗第五子,康熙四十七年被捕,後以「朱某雖無謀反之事,未嚐無謀反之心」為罪名遭處死。

悼懷王,母恭淑端惠靜懷皇貴妃田氏,二歲殤。

(無名),母恭淑端惠靜懷皇貴妃田氏,三歲殤。

坤儀公主(名不詳),母莊烈湣皇後周氏,早夭。

長平公主朱徽娖(1629-1645),王順妃所出,由周皇後撫養(《明史》稱為周皇後所出,但同年周皇後生朱慈炯,蓋誤),駙馬周顯,1645年病逝。

昭仁公主(名不詳)(1639-1644),1644年被思宗殺死。

餘三女皆早逝,無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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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遷之謎

“南遷”。平心而論,在當時的情況下,“南遷”似乎是擺脫困境唯一可供選擇的方案。長江中遊有左良玉十萬大軍,下遊又有江北四鎮(四個總兵)的軍隊扼守長江天塹,南京比北京要安全得多,即使北方陷落,偏安於江南,還是有可能的。問題在於,“南遷”意味著放棄宗廟陵寢,難以啟口,必須有內閣、六部的重臣出來力排眾議,形成朝廷一致的共識。遺憾的是,那些大臣都怕承擔罵名,不敢提倡“南遷”。正月初九,他向內閣六部大臣提出“朕願督師”時,大臣們爭先恐後表示願意“代帝出征”,沒有一個人提到“南遷”。

然而形勢越來越緊急。李自成進軍山西後,發布聲討明朝的檄文,其中的警句——“君非甚黯,孤立而煬蔽恒多;臣盡行私,比黨而公忠絕少”,引起了極大的震動。盡管李自成說“君非甚黯”——皇帝並不壞,朱由檢還是頒布了一道“罪己詔”,深刻地為國家危亡而檢討,一再聲稱都是朕的過錯。他的本意是想凝聚日趨渙散的民心,挽狂瀾於既倒。可惜的是,事已至此,空話已經於事無補了。

朱由檢再次想到了“南遷”,單獨召見駙馬都尉鞏永固(光宗之女——安樂公主的丈夫),向這位皇親國戚征詢救急對策。鞏永固極力鼓動皇帝“南遷”,如果困守京師,是坐以待斃。

不久,李明睿公開上疏,建議“南遷”。他說:如果皇帝“南遷”,京營兵可以護駕,沿途還可以招募數十萬士兵。山東的一些王府可以駐蹕,鳳陽的中都建築也可以駐蹕,南京有史可法、劉孔昭可以寄托大事,建立中興大業。北京可以委托給魏藻德、方嶽貢等內閣輔臣,輔導太子,料理善後事宜。

朱由檢把他的奏疏交給內閣議論。內閣首輔陳演反對“南遷”,示意兵科給事中光時亨,嚴厲譴責李明睿的“邪說”,聲色俱厲地揚言:不殺李明睿,不足以安定民心。

李明睿不服,極力為“南遷”聲辯,援引宋室“南遷”後,國祚延續一百五十年的先例,反複論證,隻有“南遷”才可以有中興的希望。

朱由檢對光時亨的意見很是反感,當麵訓斥他是出於“朋黨”的意氣用事,下達聖旨:“光時亨阻朕南遷,本應處斬,姑饒這遭。”態度雖然十分堅決,但是大臣們都緘口不言。

都察院左都禦史李邦華是支持李明睿的,他寫給皇帝的秘密奏疏,提出折中方案,派遣太子“南遷”,把南京作為陪都,留下一條退路,維係民眾的希望。朱由檢看了他的奏疏,讚歎不已,興奮得繞著宮殿踱步,把奏折揉爛了還不放手。立即召見內閣首輔陳演,對他說:李邦華說得對!陳演是堅決反對“南遷”的,故意向外透露了這個消息,並且鼓動言官猛烈抨擊“南遷”的主張。

朱由檢感受到“南遷”的壓力,立場發生微妙的變化,他再次召見內閣輔臣時,作出了和他的本意大相徑庭的決定:死守北京。他的理由是:如果朕一人單獨而去,宗廟社稷怎麽辦?陵寢怎麽辦?京師百萬生靈怎麽辦?國君與社稷同生死,是道義的正統。

閣臣們建議,讓太子“南遷”,延續國祚。

朱由檢反駁道:朕經營天下十幾年,尚且無濟於事,太子這樣的哥兒孩子家,做得了什麽事?先生們乘早研究戰守的對策,其他的話不必再講了。

朱由檢在“南遷”問題上,前後判若兩人,實在是身不由己,關鍵在於內閣首輔陳演堅決反對。陳演也有壓力,不得不乞求辭職。朱由檢在罷免他的前一天,對陳演說了這樣一句意味深長的話:“朕不要做,先生偏要做;朕要做,先生偏不要做。”對這位輔政大臣的消極輔政,顯得無可奈何。所謂“朕要做,先生偏不要做”的事,就是“南遷”。繼任的內閣首輔魏藻德,更加老奸巨猾,采取明哲保身的態度,對“南遷”不置可否。當鞏永固、項煜提議“南遷”時,他都在場,始終一言不發,用沉默來表示委婉的否定。使得朱由檢感到孤立無援,在龍椅上聳身舒足,仰天長歎。

周皇後為此感歎不已,她是江南人,傾向於“南遷”,由於無法成行,遺憾地說:可惜政府沒有有力的支持者。一語道破其中的奧秘。

明朝滅亡以後,遺老遺少們提起這段往事,無不唏噓感歎。計六奇《明季北略》談到“南遷得失如何”,感慨係之。他說:當李自成由陝西進入山西,勢如破竹,隻有“南遷”這一對策,或許可以稍微拖延歲月。而光時亨以為是“邪說”,致使“南遷”不成,天下百姓恨之入骨。他還說:先帝以身殉國後,假如光時亨也能夠殉國,雖然不能夠救贖他的“陷君”之罪,或許可以還他一個清白,但是他竟然躬身投降李自成。這種卑劣的表現,即使碎屍萬段也不能謝先帝於地下。由此可見,反對“南遷”的人鼓吹“守國”,其實是企圖借此孤注一擲,來為自己沽名釣譽,而並非忠君。相反的,主張“南遷”的李邦華卻以身殉國,證明了“南遷”之議,出發點是為了挽救危機,而不是為了躲避死亡。

計六奇的評論精彩之極,對光時亨的抨擊,對李邦華的讚譽,是無可非議的。無怪乎當時有人懷疑,光時亨反對“南遷”,是接受了李自成的“密旨”,充當內奸,理由是,李自成進入北京後,他率先投降,不免令人懷疑。

美國漢學家魏斐德的《洪業——清朝開國史》,談到“南遷”不成時,有這樣一段透辟的分析:這對後來滿清占領北京時的形勢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滿清比較完整地接管了明朝的中央政府,擁有了他們最缺乏的東西,由此接手了明朝幾乎全部漢族官吏,依靠他們接管天下,並最後征服南方。崇禎帝的決定還導致諸多皇室宗親繼承權利的曖昧不定,以致派係傾軋,削弱了南明政權。此外,反清複明陣營也因此少了一批立誌收複失地,光複北方家園的北方人。崇禎這一自我犧牲的決定,就這樣最終毀滅了後來複明誌士堅守南方的許多希望。

說得多好啊!不過崇禎的“自我犧牲”決定,實在是無可奈何之舉,其中飽含多少辛酸,他未必知道。

鞭長莫及的“勤王之師”